《山海经》展示的是远古的文化，记录的是大荒时期的生活状况与人们的思想活动，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古籍《山海经》简介，欢迎大家分享。
《山海经》简介
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郭璞《山海经传》。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其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夷坚，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
对于《山海经》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4]，如鲁迅认为“巫觋、方士之书”。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上文所引《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山海经》分别如下：
山经
第一卷《南山经》第二卷《西山经》第三卷《北山经》第四卷《东山经》第五卷《中山经》
海经
第一卷《海外南经》第二卷《海外西经》第三卷《海外北经》第四卷《海外东经》
第五卷《海内南经》第六卷《海内西经》第七卷《海内北经》第八卷《海内东经》
第九卷《大荒东经》第十卷《大荒南经》第十一卷《大荒西经》第十二卷《大荒北经》
第十三卷《海内经》大禹
成书作者
确指说
对《山海经》一书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
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山海经》的作者是在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刘秀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在《吴越春秋》中：“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招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族，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命曰《山海经》。”
其后，东汉时期的王充、赵晔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将《山海经》的作者定为伯益，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增删修改。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奢侈大博级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花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清朝毕沅在总结前代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山经》是大禹、伯益创作，《海外经》、《海内经》为秦人所作，《大荒经》则在刘秀修订时产生。
进入二十世纪，又有学者提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邹衍；该学说发端于刘师培，他在《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中，根据《墨子》所记“神仙家言，亦以齐邦为盛”推断，他主张《史记·大宛列传》与《山海经》并提的《禹本纪》“疑亦衍书”。
另外《山海经》的作者还有学者认为是墨子的弟子随巢子[25]。
泛指说
现今，学术界的讨论的焦点是作者的北人与南人之争。北人说中，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称，“《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而郑德坤和日学者小川琢治则认为，《山经》中多对中原地区山川、矿产的记述，从而得出中原洛阳人创作的观点。
南人说中主要有巴、蜀人说，楚人说。吕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说的代表者。吕子方以“大荒”“海内”多有记载巴、蜀之地的事迹为证据，提出巴、蜀人说。而蒙文通则认为《海内经》四篇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巴国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人的作品。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等关系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如《海内经》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播琴”一词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称呼“播种”为“播琴”，另《西次三经》中“服之使人不厌”一句中，厌俗称魇，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相传这被楚人供奉为祖先。
据其统计，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1处、《大荒南经》2处、《大荒西经》6处、《大荒北经》5处、《海内经》2处，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北次三经》1处、《海外西经》2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2处、《大荒西经》3处、《大荒北经》2处、《海内经》3处，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西次三经》“是为帝之下都”、“实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钟山之东”，《中次三经》“实为帝之密都”、《海外南经》“为帝司夜于此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帝之下都”、《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
北人说和南人说以外，一些学者提出折中的见解，他们认为《山海经》在成书、流传过程中，既有北人的加工，同时也经历了南人增减。
学者萧兵著文称：《山海经》结构上观点模糊，节段松散，句式零乱，韵散夹杂，缺乏象屈原赋那样明确而统一的思想、情调、构思和语言风格，并提出《山海经》包含南、北方大量资料信息，仅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无法创作出来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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