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古抒怀春早近年北京住民之逢拆迁,有因生活困难以至于为得拆迁费而喜者,亦有居自家老院传代年深而不愿被拆者,官家布告催逼之下,谁可奈何。鸟恋旧巢,人爱其家,居处虽陋,七情系焉,时谈念旧,宽慰百年,由此观之,借阔路危改等为名拆迁者,实有伤于人情,岂可轻易为政施者,更何况以暴力为之。回忆我童年西城老院,经此烟消云散,有感而作。青砖灰瓦凑京畿,两院槐花一树迷。绵纸飘窗侵风雨,辞檐寒雀向远啼。石狮磨损秃头老,衡门夜待掩还虚。廊厦主人容易换,旧邻亲友渐支离。官帖榜下空院落,平民四散寻萧瑟。屈原流放能卜居,我在家乡成异客。春来独剩碧桃花,相识花朵落谁家。草木飘零应有恨,飞尘随我到天涯。
记忆,一直是诗人不断折返并从中汲取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的精神之泉,一个人所有的知觉、情感、意识、思维、想象、梦幻……无不托身在繁茂的记忆之树上,即使我们有限的认知误将这庞大的信息抛弃在沟回的深渊,当我们自以为有意或无意间挥手惜别这些或令我们豪情万丈或不起波澜的场景、人物、愿望的时候,实际上,所有这些都完好保留在记忆的档案馆中,在人类尚未完全了解并开发利用大脑无穷的资源之前,我们还无法自如进出这座记忆的档案馆,也就不能一次次回到时空中任意的时刻,去体会生命和灵魂带给我们的悲喜与感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进化还远未完成,在我们不能将肉身和精神和谐的统一起来,不能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洞悉大脑的功能和意义,不能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连缀起来,勾连成一幅命运的锦图,并从中体会因果间宏大细微的作用和联系,我们都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我无法知晓古今中外那些天才是否真的比他们的时代率先眺望到了人类的未来。
据说,科学家解剖发现爱因斯坦的大脑的确与常人不同——那么,在这些被更好地开发出来的大脑中,记忆,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和姿态浮出波涛起伏的脑海,又带给记忆的主人怎么样的体验和领悟?可惜,如我辈这样的常人是无缘解答这样的疑问,但是,记忆却无分别的向每个人敞开它的大门,哪怕只是最平庸、狭隘的心灵,也润泽着记忆之源无私的给予和关怀,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们在忙碌庸常的生活中被各种各样琐碎无聊的事情耗尽生命的精华和热情,在那些酒精与喧哗交织的夜晚复归平静,疲惫或亢奋的身体和意识即将被黑夜中弥漫的睡意捕获时,最平常却也最令人悠然神往的一幕就会出现——梦,是的,我们还会做梦,如果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梦,是记忆的变形;意即,梦中的材料无不取自于记忆的档案馆,是我们——也许还包括我们祖先——的记忆以另一副面孔再现于我们意识的深处的精神活动,那么,所有埋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再一次与自己面面相觑的时候,也就一再确认记忆于我们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而那些最不可思议的梦,那些比天马行空的想象还要疯狂、诡异、壮丽、无穷无尽的梦境,让我们不得不去信仰,相信在我们之上,必定存在高于凡人的存在,否则,就决然无法解释我们因何拥有如此非凡的梦境,莫不是我们在梦中与神的梦境连接于一刹?也许是吧……
总之,记忆以如此原始但魅力无穷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它对人类的重要,而那些与精神世界接触频繁的人们,那些诗人、作家、音乐家、艺术家们,谁不曾从记忆中如获至宝得到施展天赋和才华的题材和灵感,而这也就成为了他们以更持久的耐心、更旺盛的热情、更纯粹的好奇不停地叩问、亲近、抚摸记忆的门扉,而他们的愿望和付出正通过他们引人入胜的作品得到反馈与回答。收到春早先生《七古一首》后,我稍稍回顾了一下先生将近十年的写作历程,从第一本诗画集《闲趣》,到自传体小说《一片花飞》,再到《再见童年》,就可以看到一条主线将这些不同时空中,不同文体、题材的文字串连在了一起,那就是记忆。
在十年前的作品《闲趣》的前言中,先生这样写道:“余于幼时见闻,记忆尤新……”无疑,记忆是先生进入文字和诗情的钥匙,当韵律的平仄与记忆中的跌宕起伏吻合在一起的时候,诗,也就成为了开启记忆之门的关键,在播转才思的同时,我听见了来自遥远时空的记忆发出轻微的回声,仿佛面对埋藏金银财宝的山洞说出“芝麻开门”的咒语,坚硬沉重的石门伴随低沉的轰鸣打开它紧锁的财富和秘密,而对诗人来说,这座庞大的宝库中沉睡的是一段段的记忆,它们是闪光夺目在生活的矿藏中的钻石,诗人所需要的只是去发现这些记忆,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开采出来,而至关重要的就是:诗人是否独具慧眼,能够敏锐地发现记忆的闪光;更无论那些蒙尘于时间之中被谎言和沉默层层覆盖的记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记忆更加珍贵,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不发光的存在,却记录下一段真实的历史和人生,这暗哑的记忆越是被有意无意地忘记,越是证明它不朽的价值和意义,而那些用才情和心血竭力打捞这些沉没的记忆的诗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而他们的作品也不仅在文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而在更广泛、深刻的语境中生根发芽,成长为人文大地上兀自矗立的精神之树,而正是流淌过历史的斑驳血泪为文字探入记忆深处的根系提供呼啸的风雨不能给予的营养和能量,而在过去一甲子的岁月中,有多少记忆含恨吞声在历史震耳欲聋的咆哮之中?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难道诗人可以逃逸于普遍的不幸之中吗?假如这种不幸首先直指向诗人呢?那么,诗人就更不应该在这些尘封的记忆前保持沉默,而那些本就属于诗人自身的记忆,在经历过黑夜的冷与暗之后,就散发出被痛入骨髓的悲愤洗礼后的苍凉和旷达,而在这种情感和价值向度上,我们才能说,这种作品,是一首真正的作品。
如果直观这首诗,就会感觉这是在“后童年”写作阶段中最贴近《再见童年》这一主题的作品,这是《再见童年》成书半年后,作者对这一记忆母题的返回和再思考,如果说《再见童年》将作者的一干记忆以诗画的方式展现在读者眼前,而对记忆广泛且持续的呼唤与重现,都是为了深化、加强对于这段童年记忆的情感表达,在这种表现手法上,诗人有意回避了思辩的叙事路数,而做着将最天然、本真、原始的记忆完整的、精致的、艺术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努力;诗人将这本诗集视作一个整体,或者说将这一百首作品视作一首诗,而要保持一首诗的内在平衡和张力,诗人做了不少推敲和割爱,据我所知,在《再见童年》的初稿中,集前和集后有一首七律《代序》和一首五律《集后自题》,而在付梓时被作者抽掉出来,似乎诗人希望将做为作者的自己隐身在文本背后,只将文字和画面留给记忆和读者;作者舍弃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手法,而将叙事和抒情的基点建立在最直接的感性材料上,而这种将文字回归于诗人记忆与心灵深处的安排,却突显出作者对于作品中思想与审美向度的协调和平衡,以什么样的'语法进入记忆并将记忆带回现在的时空中来,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就应该自觉避免与“权力语法”的交集,恰恰在“权力语法”中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呈现出一种蒙蔽、虚假、妖魔化的趋势和用力,这种叙事手法不是对本真记忆的保护和展示,相反,正是在“权力语法”中,记忆被驱逐、抹杀、歪曲,并彻底消失在时间之中;而在这个意义上,遵照“捍卫记忆即捍卫生命尊严”的创作宗旨,诗人不但要复原那些远去的记忆,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复原,这里所谓的“方式”,不是文体角度上的,而是语法,即选择什么样的言路通往记忆,而《再见童年》用文本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认识到,那些最朴素真切的诉说往往给人以无与伦比的震撼效果,而在这本诗集中一再验证了这一事实。
由于作者对诗集的整体布局和语法的厘定,让一段时间跨越漫长的历史在被权力覆盖的记忆河川中露出冰山一角,这本诗集本身就是一段记忆,而这段私人记忆又是回溯、追踪、寻找一个时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的地图和密码,《再见童年》可以视作一个开放式的文本,在向所有读者敞开的同时,也预示着这个文本实际上并未最终完成,它所缺失的部分是希望读者自己补全,只有读者用自己的“童年记忆”——一个未被权力捕捉篡改的记忆——去印证诗人的记忆时,《再见童年》才真正被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这需要时间和智慧,而最重要的是,读者是否有面对自己记忆的能力和勇气?可以说,《再见童年》为作者和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比之于裁入诗集的部分,还有不计其数的诗情画意游离、徘徊在文字之外,如果说这本诗集发出了向记忆回归的先声,那么,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动作就显得有些滞后,在诗集未被纳入社会学视阈之前,就很有必要对这一记忆母题进行现象学的原因廓清,在这个意义上,这首《七古》正体现了作者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和尝试。
如果说《再见童年》将“物非人非”的现实用诗画的方式呈现出它变化莫测的流程,那么,通过诗集就让读者看到这一幕陇水关山的悲剧在回忆中最后定格的造型,这本诗集是历史反复博弈的结局的记载,它是一系列力量、价值、目的、手段、意志……鏖战、生灭的结果,它展示的是历史的完结,而有意地隐去得出这一结果的原因,而在这首《七古》中,诗人却稍稍透露出一线在山崩川竭背后上下其手的原因,在这个百余字的序(在诗人的作品中,这是篇幅较长的序言)中,勾勒出一幅时代的风貌,而这种变迁与诗人所处的时空紧密相连,可以说,这种人为造成的迁徙是诗人“童年记忆”的历史时间的延续,个中原因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学、社会学问题,谁可以任意改写城市规划的版图,将相关的庞大人口从居住的地方迁出,将那些储满记忆的老房旧屋用推土机踏平,然后开垦、建设为生长投资和利润的楼盘和广场?无论是谁的巨掌在残垣断壁后翻云覆雨,很显然,巨掌的主人或是没有大脑,要么就是没有灵魂,因为在这种大肆地破坏背后,即没有看到对人们私有财产的认可和保护,也不见对生命情感和尊严的敬畏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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