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模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学者中，对“屈原否定论的”的批评，卜的功夫最深、成就最大的是郭沫若。他在1935年写成了《屈原》一书，以后又发展为《屈原研究》(后载于郭沫若:《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对怀疑《屈原传》和屈原的思潮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
在《屈原研究》里，郭沫若指出:“廖、胡两位，特别是胡适，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小能成立。”例如，胡适有一个疑问(谓其第“四大可疑”)，即“怀土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对此，郭沫若指出，这是胡适没有仔细阅读原作而提出的问题。他说: 第四大疑问中的黔中和汉中，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上是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土_}一_年，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二篇文章并没有冲突。只是《张仪传》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实，后来楚也没有给它，小用说武关外的汉中也没有到楚国手里。 郭沫若逐一反驳了胡适提出的几个疑问(号称“五大可疑”)之后，作出结论说:
据上所述，叫一见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小能成立，更推到廖a;_rh,r}的疑问大约也小过如此。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雄辩地阐明了《屈原传》的真实性，论证了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以胡适为代表的怀疑派的思想基础是唯心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小科学”的。
黄中模还介绍了郭沫若对孙次舟“屈原否定论”的批评。孙次舟在1944年9月6日发表在《中央日报》的那篇题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的文章里，根据《史记·屈原传》中有“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的话，抓住“同列”“争宠”几个字，便指出屈原为“文学弄臣”。此议一出，陈思等先生即在《屈原辨正》(载《中央日报》1944年曰月14日)中指出，孙次舟的“发现”是“一堆可怜的余唾”，是用“臆度”的办法企图“把屈原这个所谓‘偶像’推翻”。在此基础上，郭沫若也连续发表文章(如《屈原小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批驳了孙次舟的谬论。他说: 屈原是二间大夫，是楚国贵族屈、景、昭二姓中之 一姓的显要。他的身份同小臣宋玉或齐之赘婿淳于J 1.毕竟小同。他做过左徒的官，这同一的官，后来的春中君也做过。春中君系以左徒而为令尹，足见那官位相当高，似乎和弄臣的职守也小相称。这些都是相当坚强的反证，似乎也还小容易推倒。
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站在胡适等人的对立面，坚决维护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实性的，除了郭沫若外，还有谢无量、朱维之、闻一多、茅盾、姚雪垠、周而复等。原一生基本事实的真实性，我国过去从未产生过根本性的怀疑;只是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廖平才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见《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由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不排除某些政治因素)，海外一些学者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一直把“屈原传说论一屈原否定论”视为至宝，并不惜连篇累犊地大加宣传。因此，这场大讨论不仅表明了大陆学者的比较一致的基本立场，而且也维护了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以及中华民族瑰宝的应有地位;同时，也加深并促进了中口两国文化学术界的彼此了解与交流。
口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因为事关否定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以及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问题，并牵涉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问题，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学者们的批评性回答。当然，这种批评性回答乃是限制在充分说理的平等交往的学术争鸣的范围内进行的，从而为“文革”以后的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新风。在这场大论争中，中国老、中、青三代的楚辞研究者都积极行动起来，上下求索，认真探讨，既具有比较充分的理性和科学性，更显不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大论争不仅锻炼出一批才华横溢、根底扎实的楚辞研究者，还让广大读者，包括萃萃学子大长见识，普遍地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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