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农问题的参考报告
【摘要】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 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关键词】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企图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布置的起程点，仍然是把当前繁杂的农村体制抵触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适宜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觉得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 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根据一项直接入户调查的数据表明，最近三年，无论东部、西部还是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保持了农村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保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继续的境地。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保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对比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人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法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剂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剂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15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剂和体制调剂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适宜的词来描写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法在不同的时代应用，效果的区别是对比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觉得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前途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过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革新，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首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人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导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导、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觉得，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后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巧培植。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剂。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革新。三是进行农村税费革新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钻研院”院士、知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觉得，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气力来解决教导和福利的问题。 他觉得，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点，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供给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供给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苦楚。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注重，信任在党的指示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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