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年，西班牙人塞维特斯因为坚决反对三位一体，被早已大权在握的新教领袖加尔文操控的宗教法庭，烧死在日内瓦。
加尔文的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无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愤怒。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坚定地认为，处决塞维特斯是宗教改革所干的第一次“宗教虐杀”，也是第一次彻底抛弃那伟大运动最主要的思想。巴尔扎克甚至认为：“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但在这众多的愤怒和抗议声中，最激动人心、最振聋发聩的声讨却是发自与加尔文同时代的思想斗士卡斯特里奥：“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他的呐喊不啻一道划过夜幕的闪电，永远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遗憾的是，这样一场足以彪炳青史的斗争，却有湮没无闻的危险。今天，人们毫不吝惜地把花环套在洛克、休谟和伏尔泰的脖子上，称赞他们是宣告、论证、捍卫思想自由权力的先驱——这当然也算不上什么错误——可是还有谁记得起卡斯特里奥，这位宣告思想自由权利的“先驱的先驱”，这位曾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加尔文的勇士?茨威格不无愤慨地写道：“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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