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画依旧,琴依旧,只是你已静静地长眠于地数百年了,但隐隐文公山,缓缓清印溪,没有一刻停止过对你的怀念。
朱子文化征文范文一:
我对朱熹的认识缘自鲁迅。鲁迅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良心”和“中国的希望”,以启蒙为己任的鲁迅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其中就包括我。客观上讲,从汉武帝到宋理宗,这一千多年是董仲舒的儒学时代。董仲舒倡导的汉代经学,已经偏离了儒学的原教旨,加进很多汉代人特有的迷信。千年的世事沧桑,到了南宋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汉代经学已经是破屋漏雨、破船漏水,无法自圆其说了。朱熹的理学于是应运而生,红火了几百年。中间虽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几番较量后,还是理学占了上风。到了清末民初,被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气蒙了的文化人,开始反思。先是龚自清,后是谭嗣同,再后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君。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朱熹的理学盛行,国民性孱弱不堪、奴性十足,造就出来的都是没有血性、没有狼性的彬彬君子。鲁迅有名的理学“吃人”说,就如此深刻地印在我这一代人的思想中。至于朱熹的理学本身究竟为何物,一般人其实并不懂得。文革中的批孔闹剧最滑天下之大稽,说它上承五四精神吧,却闭口不谈科学与民主;说它下开思想自由之先河吧,却对钳制自由思想的法家推崇备至。这笔糊涂账还没有算清,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们就高举启蒙大旗,发起又一轮声讨封建、其实是声讨朱熹理学的思想战争。这场思想战争到今天还在继续,年轻一代(相对李泽厚先生而言)以新批判主义为大本营,以启蒙为己任,继承着鲁迅,批判的锋芒依然直指朱熹理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思想之芒》,简述过论战的情况。我曾经是鲁迅的崇拜者,是李泽厚的崇拜者,是新批判主义的拥趸者,我的许多文章都对朱熹理学大加挞伐。说句不怕丢丑的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去认真读朱熹先生的原著,所有的观点都是时代教给我的,所有引用的朱熹的话,都是被精心挑出来供批判用的材料。及待我读了朱熹的原著,方知在很多方面误解了朱熹。朱熹理学的真理程度且不论,起码,一百多年来的民之疲弱、国之外侮,不应归咎于它。它也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或许还是中国未来思想大厦的椽檁和砖石。
朱熹理学,顾名思义,“理”在朱熹的哲学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什么是“理”呢?朱熹认为,万物有万理,万理加起来就是“太极”。很有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理”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开天辟地之前,“理”已经先天存在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见《朱子语类》)“气”在朱熹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朱熹认为“气与理”是不可分割的伴生物,“气”好像是“理”赖以存在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真理是以物质运动为前提的,没有物质的运动,也就没有真理。实际上朱熹已经摸到客观真理的门口,与辩证唯物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朱熹到了这里就止步了,他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也就是说先有意识的“理”而后有物质的“气”。前边说理、气之序无先后,后边又说理在先,气在后。反映了朱熹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无法自圆其说时就用“相似”二字来搪塞。这一“相似”,就把朱熹的哲学思想“相似”到唯心主义的阵营。朱熹是一个熟练的佛学家,他把佛学中精巧细致的思辨用于哲学的论述,较之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有系统性。这样的哲学思想显然不会在大众中流行,不会产生国弱民疲的后果。受人诟病最多的是朱熹世俗的儒学教化。他认为儒学的精华不仅在“五经”之中,更体现在“四书”里边,而汉代的经学不以“四书”为念。经过他重新解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了理学的经典。用以克服颓废的魏晋风度、改变唐代的尊卑失调,纠正南宋的萎靡不振、人心涣散。朱熹希望建立一个周密的、有秩序、有效率、符合人伦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君臣同心,抗击外族的侵略,才能担负起国家救亡的任务。他专门为青少年编著了《小学集注》,教导他们如何遵守秩序、修身齐家,非如此不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收复北方山河的重担。他编著了《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期望从儿童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待人接物的习惯。如穿衣要整洁,说话要和气,读书要耐心,吃饭要慢咽,待人要持敬,做事有涵养,做人莫放纵等等。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对儿童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由于朱熹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投降、主张武力收复国土的主战派,他要人们“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寇”,所以投降派们视朱熹为敌,视朱熹的理学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遗祸于世”的“伪学”。投降派还企图从人品上搞臭朱熹,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霸占友人财产、引诱尼姑当小妾的“罪状”,逼得朱熹不得不向宋宁宗认罪,违心承认自己“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逼得朱熹的学生们或隐居山林,或改换门庭,或放荡勾栏,即使如此,还是被当局罗织了一个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庆元六年,朱熹在失望与苦闷中离开他挚爱的国家和人民,他在理论上构建的新社会理想,注定在南宋那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朝代无法实现。
朱熹理学走上神坛,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盛世尊孔的需要。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追求的最高目的是周礼。周礼是一种秩序,即在尊卑有序的前提下,社会各个阶层都温情脉脉地谨守本分。上无苛政之疾,下无造反之心。理学没有动摇孔学“礼”的根本目的,但是把长幼尊卑秩序纳入礼的范畴,并把它说成是天理,而个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不能放纵,只能克制,否则人欲横流,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就是朱熹著名的论断:“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任何一个专制社会的统治者都乐于看到的景象。元、明、清三朝,都把理学奉为治民的不二法门,也就不奇怪了。二是把理学极端化。封建统治有个特点,就是政治和思想的高度专制。理学既然有此治民的功效,元仁宗时代就规定,科举考试题目就在“四书”中,答案以朱熹的解释为准,其他思想都是异端,必欲铲除而后快。明代末年有个叫李贽的向理学发起挑战,最后死在监狱。理学的负面作用由此而始,鲁迅没有错,问题出在政治家对思想成果的操弄。只说半句真话等于撒谎,强调真理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否定真理。
在人类文明的灿烂原野上,思想是最自由的花朵,就像春有桃、夏有荷、秋有菊、冬有梅一样,强制要求“我花开后百花煞”,其结果必然是“百花凋零一花谢”。思想又是一条流动的河,漩涡、浪花、激流使得河水生生不息,一旦河水停止了流动,再清的河水也会死寂。理学被封建政治极端化、单一化的结局只能导致理学的衰落。理学是为那个特定时代量身定做的思想。试想,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却要求它观照清代的现实,岂非刻舟求剑?这不能责怪朱熹先生,甚至也不能责怪理学本身。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不能责怪奥古斯丁一样。就像希特勒发动二战不能责怪尼采一样。就像东欧解体不能责怪马克思一样。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个时代背景,离开这个背景,思想就不能适应,需要进化、修正甚至解构。世界上没有凌驾于万世的思想。
朱子文化征文范文二:
在那战事纷扰,国家动荡不安的时代,诞生了影响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家——朱熹。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的理学,一时独尊受宠奉若神明,一时受批遭弃人神共愤。今天,我们以审视的态度来看,不可否认,其精华部分造就了一个道德的民族,一个礼仪的邦国,成为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凝聚力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维系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在朱子的理学中我们看到了和谐的光芒。
宇宙里有和谐。“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朱熹语)。清晨,初升的太阳带给人们以温暖,以光明,它默默的,毫无保留的向地球展示着它的温情。然后直到黄昏,它的光热一点点的衰退,衰退,最后消逝。这时,一轮明月已在我们未曾觉察的时候悄悄探出了脑袋,延续着太阳遗留下的一丝光亮。月的周围,围绕着无数的,闪烁着的星星。它们似乎手牵着手,绕着月跳着一支回旋舞。然后在累了的时候静静的,相互依偎着听月亮讲故事。讲它和太阳交替工作时各尽其职,虽不曾谋面,却心有灵犀。这样才维系了宇宙间的平静,和谐。
自然界里有和谐。“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春有春景,秋有秋光,四时不同,风景各异。俯视神州,一幅和谐画卷:有碧波荡漾,有黄沙漫漫,有郁郁森林,有巍巍高山,有茫茫草原,蜿蜒盘旋的江河犹如把座座城市串联起的黄金纽带。四季更迭,风花雪月有序地循环着自己装点大地的任务:春天,云卷云舒,花团锦簇,放眼望去,野芳发而幽香,每个角落都是花的海洋。花与春对语,倾吐出了春之温暖。夏天,佳木秀而繁阴,翩跹而至的蝴蝶,成群地飞舞在翠色欲滴的草丛中。在蓝天的映衬下,生机盎然。蝶与夏互舞,舞出夏之生机。秋天,山高月小,因为有了秋月,夜晚更加温柔妩媚,曾经的沧海桑田,迷离怅惘,也应和着月共奏良辰美景。月与秋相奏,奏出秋之诗意。冬天,雪听到了她的呼唤,身披鹅羽长袍来到了这世界,这时——大地披上了他的绸缎袍,孤零零的树儿,有了他的银白色礼服,世界显得如此单纯洁净。雪与冬相拥,显出冬之素雅。
人与人之间,更该有和谐。“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朱熹语)。许多往事不堪回首,暴虐的统治者,贪婪的污吏,冷漠的人情,森严的等级,禁锢的思想,侵略者的铁蹄……那时候,人们是最渴望平等最渴望和谐的吧。人与人和谐相处,曾多少次出现在人们的睡梦中?比如,开花的季节,落日的黄昏和自己的家人并肩穿越满植香樟的小路,走向温馨小屋;栀子香飘的校园里,与同学,朋友畅谈自己的人生观,自己的理想;抑或是独自走在街上,尽自己所能,帮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或者面带微笑,对每个或失落或忧伤的孩子,不为其他,只想把自己的快乐传播给他们,或许正是对这些美好的梦想追求,让苦难的民族永不言弃。
是的,我们从没放弃过对美好对和谐的追求,尤其是今天,尤其是在尤溪,我们的故乡,朱熹的诞生地,我们更有理由好好弘扬这种思想,这种精神,让和谐之花在沈城的风中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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