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考入了兴隆县第一高级中学。踏着九月的秋风，我扛着行李踏进了这所奋斗了1000个日夜的学校。
兴隆一中位于东区大街，大门口的西侧是一座四层的实验教学楼，面对着开阔的操场。操场的东半部分是四个篮球场，西半部分是一个足球场，每一年的运动会好多田赛类竞技都在这里举行，外圈是一个环形跑道，沿着跑道栽植了一圈垂柳，每一年春来教学楼前花坛中的桃花似火与绿柳随风相映成趣，往往会有很多诗歌酝酿出来。记得当时报到就是在这个实验楼前面，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带我三年的班主任李怀东——一位如父如兄的优秀老师。
学生上课的教学楼也是一座四层的楼房，在楼房正门前有一座假山，假山前竖立着旗杆，旁边还有一个小平台，是专门供升国旗时候旗手们操作用的平台，每逢课间讲话，老师便站在这个小台子上举目四望，将所有的学生都扫视一遍之后，煞有介事地清清嗓子，然后开始能让学生打盹的长篇阔论。我当时被分在向阳面的一间教室里，从高一一直到高三结束高中生活一直未变。班主任老师也在这间教室里面陪了我们三年。
从门口有一条一直通到柳河岸边的水泥道，那是供学生教师和学校后边靠河岸家属区居民行走的道路。这条路将操场一分为二。大门的东边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所有的开门都是冲着大街的，商贩们租过去经营各种买卖。小楼的西侧是上二层的楼梯，二层是兴隆县的自考办。他们在那里一直租用到小楼的拆迁。2002-2004年我自学中文本科时，无论是报名还是后来毕业都是在那里由一位姓高的老师接待。
二层小楼的前面是一处有个水泥地面配有灯光照明的篮球场，是最牛的篮球场。在那里我们经常和其他年级的篮球高手或是校队进行比赛，在这个篮球场我和李超伟练会了空中接力，我们共同练习跑步扣篮，共同学习后背转身投篮，在流着汗水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时候是和老师们进行技艺切磋。和我们打篮球最多的要数叫我们政治的曹老师和班主任李老师，直到1993年7月5日的高考前2天，李老师陪我打了半天的球，从中午12点多一直打到晚上6点吃饭。那场球打得至今记忆犹新，或许这一生我都不会忘记。
灯光球场的东边一排围墙围出一个小院落，显得很别致。墙上有两个月亮门，院内是一排挨肩的房屋。我刚到学校，宿舍就被安排在这个小园。看着雅致，人一多就乱哄哄了。更主要的是，那个时候社会治安乱，学校的治安也同样乱，校外的闲杂人每进校园敲诈、打架，这里都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好多学生在这里饱受社会青年的欺辱，说不得在他的人生回忆中，都是一个深深的刺痛，挥之不去的阴影啊！( )
小院南边是一条通往东院的大道，焦砟铺面。这条道直到我毕业离开校园，依然如故，没有丝毫的变化。道南是并排几个乒乓球案子，也就是在那里我和李兴瑞玩得不亦乐乎，忘却了学习的疲惫。南边一点儿是一个大院，立面高耸着烟囱，是水房、供暖的锅炉房和我们师生的浴池。同样也是焦砟铺面，墙角滋生出来的植物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表现得是重工业地区应有的表象。
这条通往东院的大道南边有个体育队练习射击用的场地，杂草丛生，但不影响训练。墙外是一个厕所，不知道下水是如何设计的，沿着这条道走了3年没发现有臭不可闻的气味从那里传出来。东院北边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作宿舍之用，我在那里住了一年。水房在院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学生用水都在院子里，刷牙洗脸不必说，洗头洗衣服也同样是在院子里。楼前横穿着一条钢丝是用来学生晒衣服的，人多地方窄，每遇下雨阴天或天黑夜深拿错衣服、抱错被子的事情时有发生。经常在楼道里听到有人在喊：谁拿了一件什么样的衣服？谁抱走了我的被子。不过，都会物归原主。东院南边是食堂，候食大厅面积不大，仅供学生们站立排队从小小的窗口等着里面把饭盛完递出来，吃饭也是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院子里面，或者找个水泥台做桌子，或者找个空心砖坐凳子，用餐风饮露来形容应该不为过。在一栋房子里面的教师食堂就显得松快多了。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去那里却是奢望。好在，我当时和他们混的熟了，不时的可以到里面去打些饭出来，满是羡慕的目光。
在东院，又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那里是教师进修学校，专门为全县培养代课教师。那个时候，叔叔经常到这个校园进行培训，于是便从家里带来好多的给养。有时候，婶子悄悄地给我煮几个鸭蛋，带一些薯干，估计我的父母到现在还不知道。
最后，应该说一说一中的家属区了。小院的南边是一片平房，北抵教学楼，南到柳河边。我时常沿着那条水泥路到柳河岸边去，记得在路的尽头有一株垂柳枝条婆娑，有月的夜晚可以体会“月上柳梢头”的意境。每一条小街都很窄，白天基本上看不到人。现在那里已经修成了环城东路，低矮的平房再也看不到了，以至于整个校园都已经今非昔比，没有了旧时模样。
再一次打一中门口向里面张望，也没有了熟悉的建筑，也没有了熟悉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