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家穷，上学晚，到初中时已经十六七岁，算是青年了吧。
年轻气盛应当说是毛病。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因为什么冲撞了我们的班主任丁老师。他让我站在讲台上面对全班同学做检讨。我的头就“嗡”的一下大了，一来认为自己并无多大过错，二来觉得太丢面子。丁老师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只是允许我准备个检讨的稿子。这就越发激起了我的心火。我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我现在还记得很清：
啊，丁老师，
真好！
你好像帮我
打走了
咬住我不丢的
一条狗！
我当时大不咧咧的走上讲台，掏出稿子，念了《感谢老师》的题目，台下的同学们就窃窃私语，说这哪儿像检讨呀？那句诗竟然引起了哄堂大笑丁老师气得满脸通红，他简直是吼着叫我下去，到他的房子里去……
我暗暗发誓，永不想见这位老师。
真巧，第二学期，我们的班主任就换成了王老师。
那时候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我们班在学校西边的一块空地里办起个小型砖瓦厂。王老师见我矮矮的个子又胖乎乎的，不让我参加砖厂劳动，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群小白兔，让我来养。我就忒喜欢王老师，把养兔看作比学习还重要的事情。为了向王老师表现自己的积极，我拟定了“养兔三化”，即养兔规律化（一日三餐）、兔笼卫生经常化（每日清理粪便并冲洗）、兔子防疫定期化（每周消毒，每季查疫）。我果然得到了王老师的宠爱，他说我将来会有出息的。
我越发讨厌丁老师，碰见他也不打个招呼。有时在公众场合，我故意讨好王老师给丁老师看。
那年秋季，学校组织学生去参观卤泊滩开发，并要求写观后感。当时丁老师是学生会的辅导老师，他建议学生会办一期壁报，选登一些写得好的稿子。参观回来的那天下午，我洋洋得意地敲着碗筷去吃饭，碰上了丁老师，他笑嘻嘻的问我，“啥事把你高兴的？”我脸“刷”的一下红了，想到自己和他闹的那别扭。丁老师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很诚恳的说，“我知道你的作文写得好，这回可得给壁报上贡献一篇哦。”说完，宁身走了，却又叮咛，“别误了事，啊！”
丁老师的豁达大度从此就影响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当时暗下决心，这篇稿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卤泊滩离我们村不远，我们常去滩里挖野菜。我满怀激情，写起来觉得很熟悉很顺畅。我的那题目就叫《卤泊行》。我比喻过去的卤泊滩是狼窝，遍地是杂草，到处有盗贼；我歌唱现在的卤泊滩，就像是年轻一代，必将创造出美丽的未来。
丁老师拿着稿子，非常满意。他高兴的去找给我们代文学的课的刘老师。刘老师也说写的很生动。我的稿子登在壁报的头条位置。我从这儿就做开了文学梦。
我深深地体会到丁老师为人师表的真诚和品质的高贵。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丁老师被下放回农村了。
我复员回来想去看他，却听说他从不接待任何来访者。我便没了勇气，我总愧疚着和他的那场不愉快情形。
（二）
我们上初中那阵，语文分成文学和汉语两门课。给我们班代汉语的是常老师。他年岁较大，约莫有50岁吧。他个儿不高，留着大背头，很斯文的样子却倒和气，对学生总是笑嘻嘻的，很客气。他进教室，同学们起立喊“老师好”，他回答“同学们好”时，眼睛里似乎含着泪花，不住的点头，手势示意大家赶快坐下。我们老觉得常老师心里好像有啥事，好像有种自卑感。
他教书很认真，课堂上总是不断地问同学们“听懂了吗”大家背地里管他叫“听懂了吗”有一回，他偶然发现我写了很多遍声母和韵母，立即表扬，说“这就叫图精学意，我要给这娃加分呢”。那时学习成绩实行积分制，平常的学分很重要。同学们虽然觉得我的这100分来得好容易，但学习汉语的自觉性普遍提高，成绩当然也好。常老师追求的正是这样的效果。
后来我们才吃惊地知道，常老师是个“戴帽”的历史反革命。于是同学们说，怪到来他总是那么规矩。
我们的地理老师是从“荣校”调来的，我们觉得他懂的政策多。他这人也挺幽默，爱和学生开个玩笑什么的。那回，他让我给他帮忙，他要制作一套历史教学幻灯片，刻解说词的任务交给我。我写着写着，冒咕咚问老师，“啥叫历史反革命？”
“小娃家的问这么沉重的问题干啥？”刘老师赶紧岔开话题。
我傻不叽的又问，“反革命还能教书？”
刘老师半天不吭声。一会，他指着幻灯片上秦始皇的画像问我，“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秦始皇是个暴君呀！”
刘老师看了我一眼，偏偏又说，“可他统一了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我迷惘的望着刘老师，不懂他说的话。
刘老师像是讲历史课那样，他说道，“暴君，说明他的脾性和为人；而他的历史功绩却是抹杀不掉的。功不能掩过，过不可淹功……”
哦，我渐渐明白了，刘老师给我讲的是看人要全面的道理。
我竟然莫名其妙的大胆的说，“常老师是个好人呢！”
刘老师笑了。
后来常老师还是被调走了。据说是到乡下去筹建一所初中。我们明白，那是给了他一个该改造世界观的机会。
我们再也见不到常老师了。
（三）
给我们教文学课的柳老师就像是个文学家。他文质彬彬的，走起路来慢腾腾，虽说没有戴眼镜，可他那眼睛炯炯有神，像是闪着才华。他的课也教的特别好。每篇课文他都要先给学生念一遍，其实那是朗诵，带着饱满的感情，很讲究节奏，紧紧地吸引着同学们。他的讲解，更是引经据典，既生动又深刻。大家都爱上文学课。
听说柳老师是个“右派”，同学们都很吃惊。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过一首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呀，背后来破坏……”同学们都敢肯定，柳老师起码不是妖怪，他也不会背后破坏。后来听说，在“反右”中他画了一幅漫画，配了一首诗，讽刺当地农村妇女的一个不好的习惯。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那首诗，“东方刘集街，风俗习惯坏。天还不算冷，围巾头上戴。只露两只眼，活像大妖怪。”这就惹下了麻烦，批斗他，让他交代谁是大妖怪。
他那个右派呀，当的实在是有点冤。所以并未影响他在老师中间的威信和学生们对他的爱戴。
可是因为我，又让柳老师受到了批判。
文学课每两周一次作文，柳老师很重视，他说作文是学习文学的真本事。每个学生的每篇作文，他都很认真地批阅，好的给予圈点肯定，差的逐字逐段指出不足。他的评分也严格，不叫好的沾沾自喜，莫让差的自暴自弃。除了配合形势，他怕学生把握不准，由他出题目而外，他经常让学生自命题目。柳老师的体会是，作文关键就是要学会选题和拟题，培养学生的作文兴趣，锻炼作文的思路
一次，柳老师带我们去一个农村的水利工地观察，要求回来自拟题目写篇作文。我在工地听说，一对青年在工地谈恋爱，决定元旦在工地举行婚礼。我的笔兴大发，以《元旦花》为题，写了一篇跟故事一样的作文。柳老师看了很高兴，说我写的这是小说，很成呢。他给了我很高的评语，“笔下秀丽，意境开阔，只要努力，将来在文学上必有造就。”
啊呀，这是典型的“教书不教人”。县上的教育检查组发现了这个批语，上纲上线，把问题看的很严重，通报了全县教育界。取消了柳老师教文学课的资格。
这事让我悔恨了一辈子。尤为让我汗颜的是，我在文学上并没有多大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