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资料及传说

2023-04-27 作文素材

　　长城(TheGreatWall)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它与天安门，兵马俑一起被世人视为中国的象征。因长度逾万里，故又称作“万里长城”。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最早的长城。以后历代君王大都加固增修。长城东起辽宁丹东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10个省区市。长城的总长度为8851.8千米，其中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千米，壕堑和天然形成长度为2592.2千米。

　　长城的历史

　　我国北方的长城，开始于战国秦、赵、燕三国。

　　长城的起点——老龙头一、秦、赵、燕在北边修筑长城的原因

　　秦赵燕为何要在北边修筑长城，这要从战国时期的形势说起。战国时期，是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随着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加强，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时，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古草原上的诸少数民族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秦国之北，有义渠，又北为匈奴;赵国西北有林胡、楼烦，北有襜褴、匈奴;燕国北界东胡。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除义渠从事农业外，其他均以游牧、狩猎为生。义渠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强国，自春秋至战国，与秦抗衡百余年。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更是军事素质高，作战能力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以游牧、狩猎为生，牲畜以马、牛、羊为最多，其次则为骆驼、驴、骡等。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长城的全部历史资料】长城的全部历史资料。然亦各有分地。”男子从小就学习骑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因此，一到成年，“尽为甲骑”。战国之际，匈奴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东胡、林胡、襜褴、娄烦与匈奴基本相同。

　　自战国中期以来，他们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地区。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来去飘忽，难于捉摸，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穿着宽衣大袖的服装，行动迟缓，日行30——50里，自然不能阻止匈奴、东胡的袭击和掳掠。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秦国自商鞅开始变法，推行富国强兵。军队逐渐改变成步兵和骑兵，并以军功论赏和升迁，因此军队的战斗力增强，所向无敌。惠文王六年(前332)和十年，先后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赵国于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始改革兵制，实行胡服骑射。自此兵力遂强。二十年，武灵王西略林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降服，才班师而归。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于是，下令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而置代郡、雁门、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为了专门经营西北，次年，他让位于其子惠文王何，自号主父。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出代，至西河(今山西、内蒙古间之黄河)，破楼烦王而致其兵。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一个国家，南临强齐与新起的赵国，北逼于东胡。直到燕昭王即位(前311)以后，发愤图强，招纳各国贤能之士，实行改革，燕国才强盛起来。其时东胡强大，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燕君为了保持北部的安宁，被迫向东胡王媾和，而以大将为人质。昭王时，秦开质于东胡，他智勇双全，东胡王甚信之，因此行动自由，得以了解东胡南部的山川险要、布防情况与军队的活动规律。归国之后，即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于是，“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秦、赵、燕之所以在北边修筑长城，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匈奴、东胡的南掠。

　　长城是由城、堡发展而来。作为军事上的防御工程的城、堡，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就开始了。由于它能起有效的防御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得到了普遍的发展。长城，最早出现于春秋，如楚国的方城(在今河南南阳地区)。到了战国，魏西河郡有长城，赵漳水上有长城，中山国西部有长城，燕易水有长城，齐沿泰山山脉有长城。这些长城，在战争中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北方游牧民族行动迅速的骑兵，行踪莫测，诸国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无法阻止他们袭击和掳掠。只有修筑长城，加上驻军防守，才有可能阻止他们的南掠。只有在北方修筑长城，才能抽调主要兵力，用于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保卫战争，才能完成统一大业。

　　长城的地形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把它肯定下来，司马迁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以后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非曲直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四顾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收“易守难攻”之效。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长城，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2001年06月25日，长城作为春秋至明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长城超过5000公里的有三个朝代：一是秦始皇时修筑的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的万里长城;二是汉朝修筑的西起今新疆，东止辽东的内外长城和烽燧亭障，全长1万多公里;三是明朝修筑的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畔的长城，全长8851.8公里(2009年修订)。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总计起来，在5万公里以上。这些长城的遗址分布在我国今天的北京、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新疆、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仅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就有遗址1。5万多公里。其次是甘肃的长城。

　　由于时代久远，早期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是明代修建的长城。所以一般人谈的长城，主要指的是明长城。所称长城的长度，也指的是明长城的长度，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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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的建筑构造和建筑材料

　　长城在中国历史的长久岁月中，许多封建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经对它进行过多次修筑;我国古代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它贡献了智慧，流尽了血汗，使它成为世界一大奇迹。不论是巨龙似的城垣，还是扼居咽喉的关隘，都体现了当时设防的战争思想，而且也标志着当时建筑技术的高度成就。例如，明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建筑业也体现了规模巨大的生产流程和比较科学的烧制砖瓦作坊。因此砖的制品产量大增，砖瓦已不再是珍贵的建筑材料，所以明长城不少地方的城墙内外檐墙都以巨砖砌筑。在当时全靠手工施工，靠人工搬运建筑材料的情况下，采用重量不大，尺寸大小一样的砖砌筑城墙，不仅施工方便，而且提高了施工效率，提高了建筑水平。其次，许多关隘的大门，多用青砖砌筑成大跨度的拱门，这些青砖有的已严重风化，但整个城门仍威严峙立，表现出当时砌筑拱门的高超技能。从关隘的城楼上的建筑装饰看，许多石雕砖刻的制作技术都极其复杂精细，反映了当时工匠匠心独运的艺术才华。

　　墙身是城墙的主要部分，平均高度为七点八米，有些地段高达十四米。凡是山岗陡峭的地方构筑的比较低，平坦的地方构筑得比较高;紧要的地方比较高，一般的地方比较低。墙身是防御敌人的主要部分，其总厚度较宽，基础宽度均有六点五米，墙上地坪宽度平均也有五点八米，保证两辆辎重马车并行。墙身由外檐墙和内檐墙构成，内填泥土碎石。外檐墙是指外皮墙向城外的一面。构筑时，有明显的收分，收分一般为墙高百分之二十五。墙身的收分，能增加墙体下部的宽度，增强墙身的稳定度，加强它的防御性能，而且使外墙雄伟壮观。内檐墙是指外皮墙城内的一面，构筑时一般没有明显的收分，构筑成垂直的墙体，关于外檐墙的厚度，一般是以“垛口”处的墙体厚度为准，这里的厚度一般为一砖半宽，根据收分的比例，越往下越厚。砖的砌筑方法以扁砌为主。

　　墙的结构内容是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而定的，总观万里长城的构筑方法，有如下几种类型：

　　(1)版筑夯土墙

　　(2)土坯垒砌墙

　　(3)青砖砌墙

　　(4)石砌墙

　　(5)砖石混合砌筑

　　用砖砌、石砌、砖石混合砌的方法砌筑城墙，在地势坡度较小时，砌筑的砖块或条石与地势平行，而当地势坡度较大时，则用水平跌落的方法来砌筑。

　　长城的防御工程体系

　　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

　　“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着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事实上，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修筑长城，是针对西北边地实情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是化被动为主动，因为对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慝，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惟有筑长城以防之。”“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者也。”(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三章)

　　而且要强调的是，长城的防御作用不是表现在一般人以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处在于——入侵者或许能集中力量偶尔攻破一两个关口、闯入内地，但只要整段长城还驻守有强劲的军队，入侵者就始终面临被阻击、伏击而无法回家的危险;尤其是，长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个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骑兵纵然破关而入，但只能对内地实施骚扰，而他们的后勤根本无法通过关口输送进来，故而无法在内地立足、从而动摇中华帝国的根基。癣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这是长城存在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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