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故事

2022-01-21 名人故事

  她既是作家、翻译家、学者,也是新女性、妻子、母亲和慈善老人。她的一生,在多个身份中自由切换。小编收集了关于杨绛的故事,欢迎阅读。
 

  恋爱:钱杨一见钟情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昨日杨绛辞世,这段被署名为杨绛百岁感言的话,刷爆社交网络。

  不过,羊城派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知,出版社责编曾跟杨绛本人确认过,这不是她的话,也非她所写。网民,或许只是想借其言,述己心。

  目前出版市场上关于杨绛生平著述,有《听杨绛谈往事》和《杨绛传》。前一本作者是吴学昭,书中记录了杨绛从出生至98岁的经历。作者在大量杨绛口述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

  书稿完成后,杨绛题签并作序,“序”中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书中还配有大量珍贵的照片。此书像是对杨绛98年丰富人生的“大起底”,披露了她求学、爱情、家庭和学术等多方面的情况。

  杨绛,原名杨季康,杨绛是笔名。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听杨绛谈往事》透露,小名阿季的杨绛,中学时以高分考入苏州东吴大学,记性好、悟性强,有所谓“鬼聪明”,一直是“纯一等”学生。

  杨绛自述,自己在东吴上大学时从未收到过情书,男同学通常都在信中叮嘱她:“你还小,要读书,不要交朋友”以示关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杨绛的大学同学,“常介绍些新书给阿季读,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弗洛伊德、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费孝通转学北大之前,曾问阿季“可以做个朋友吗”,但只愿与他维持普通朋友关系的杨绛回答:“朋友,可以。但是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

  1932年2月,杨绛与同学孙令衔等结伴赴清华、北大借读。在清华古月堂,杨绛第一次遇见了孙令衔的表兄、正在清华上学的钱锺书,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却相互难忘。

  钱锺书的父母原本看中了一位准儿媳,但钱锺书并不喜欢。钱锺书约杨绛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而杨绛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书信往返,直至1935年结婚。

  2001年9月7日,杨绛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签订协议后,校方向杨绛女士赠送纪念品。

  著述:八十年笔耕不辍

  杨绛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年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20世纪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结婚后,杨绛便随钱锺书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虽然她只是旁听生,但也认真听课、大量阅读,与钱锺书共修西方文学。

  当吴学昭问她是否与钱锺书交流学术时,杨绛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她在书中举例说:“我读雪莱诗,有一句也有‘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里。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

  钱锺书的导师改作文很严格,要求清楚、简约,不要堆砌。钱锺书便给杨绛改文章,完全按照导师对他的要求那样严格要求她,有些作文被他评为优秀。浓浓的伉俪之情也在书中细节中一一呈现。

  杨绛把钱锺书吃得惯的西方食物省下来给他吃,而钱锺书负责做早餐并一直持续到老。

  1938年秋,杨绛与钱锺书留学后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

  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畅销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小说代表作《洗澡》,出版于1988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作品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跨入新世纪之后,杨绛在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之余,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2003年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成为当年的超级畅销书。

  2014年,103岁的杨绛的新书《洗澡之后》出版,这是杨绛先生在98岁后为其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同年8月,又出版9卷本《杨绛全集》,共270多万字。

  从1934年发表作品至2014年,80年间著述不断。

  惜名:代夫拒受“博士荣誉”

  香港学者黄维樑曾与钱杨夫妇有过交往。他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钱杨夫妻二人甚为珍惜自己的声名,一直警惕为声名所累。这也往往给外人留下一种错觉,两夫妇有时不近人情。

  1984年,黄维樑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时,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因选中钱锺书的小说,特意登门拜访征询意见。

  “当时杨绛坐在钱锺书身边,其情态只能用‘柔顺’二字来形容。她基本不插话,就看我跟钱锺书交流。”黄维樑称当他离开时,杨绛还问他“刁蛮”一词用粤语怎么讲。

  20世纪80年代中,两夫妇已不大随便接受外人的拜访,杨绛往往充当“挡驾”的角色。为什么挡驾?“她应该是希望丈夫有多些时间工作或休息,不想丈夫花费时间去应酬”。黄维樑称。

  1994年,黄维樑再次造访钱宅,其手持香港中文大学时任校长、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的亲笔签名信,希望颁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给钱锺书。之前,高锟已在电话上跟钱锺书沟通过希望其接受荣誉,但钱婉拒。

  当时,黄维樑首先见到的是杨绛,但此时的杨绛不再柔顺而是坚拒:丈夫病了,其坚拒黄与就在咫尺处的钱接触、谈话。黄维樑想跟杨绛沟通,杨绛表示真不接受“博士荣誉”。

  无奈之下,黄维樑只好起身告辞。事后钱锺书专程修书一封,言明拒受理由。多年以后黄维樑回忆无论柔顺与坚拒,都表现了杨绛对钱先生的爱———爱惜声名,不为所累。

  杨绛爱惜声名,有时也表现在抗争的方式上。

  2002年,江苏无锡市政府擅自修复钱锺书故居和建立钱锺书文学馆等,杨绛一再向市政府提出陈情,义正词严地表态———关键时刻将不惜以法律手段维权。

  2013年5月,北京某拍卖行宣布将拍卖一批“钱锺书书信手稿”,包括钱锺书与家人朋友的通信等。杨绛发表公开声明并发出律师函,表示她“很受伤害,极为震惊”,并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他人权利,停止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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