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一种文化象征

2023-08-03 名人故事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一种文化象征，欢迎大家阅读。

　　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字三宝，出生在云南省昆阳州人(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派手下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30万大军进军云南。在战乱中，11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1385年，又随军调往北方，先后转战于蒙古沙漠和辽东等地。19岁时，被挑选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从此追随雄心勃勃的燕王朱棣身边，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1399-1402年，朱棣为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进行了“靖难之役”，郑和立下功劳，帮助朱棣登上皇位。郑和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1404年，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赐姓“郑”，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

　　郑和是太监，自己没有子女，他做官后，从他哥哥过继一个儿子，他儿子结婚繁衍后代，主要有两支：一支在南京，有几百人，苏州有个分支;一支在云南，主要在玉溪，并有一分支到泰国清迈市。

　　28年昼夜星驰的行程，30多个陌生国度的停泊，9万里波澜壮阔的远航，七下西洋的郑和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600年斗转星移，许多细节都已隐没在历史之中，然而在沧海桑田的异国他乡，仍然能找到当年长驶远驾的郑三保的身影。如今，关于郑和的研究和纪念在世界掀起了波澜。

　　说到郑和的文化贡献，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支船队沿途撒下的文化种子，也会满怀敬意地说到，600年前的浩荡征帆是如何定格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丰碑的。然而，在郑和云帆高张的航行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竭力张扬的中华民族关于文明交流和国际关系的独特判断，是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精髓和“礼”的精神境界。

　　因此，人们回望600年前的那次伟大远航，并非为了追念一个人的壮举和一个时代的荣耀，更是怀想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历史传统，追忆在这个伟大的远航中不同文化相互走近的可贵姿态。

　　在郑和随带的永乐帝国书中，明确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面对周边国家的冲突动荡，强大的大明王朝想到的是“和平使者”，而不是武力霸权。之所以派出“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的郑和率万人舟师，七下西洋，不仅是“示中国富强”，更是要传播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文化理想，展示止戈为武的和平发展思路，宣讲“共享太平之福”的天朝理念。正是因为将远征的目的定为“宣德化而柔远人”，才能在“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理念下，创造出一种“中外通和，万国来朝，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崭新外交局面。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和文化交融模式。对于一个强盛之国和强势文化而言，这样的姿态和作为，在以国家利益为准的现代解释中，很难被想象和理解，但穿越历史云烟，面对当今现实，却更令人觉得珍贵。

　　今天，当人们一次次为当年那次远航给沿途带去的和平与文明所震撼时，这些文明与友谊的种子，依然生生不息。郑和所到的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在深情地纪念着郑和，中国文化的点滴遗存在经历六个甲子之后依然绽放着美丽。这一切，让“郑和下西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它所体现的中国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适相吻合，正是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寄托着中国人的回忆与荣光，也寄托着人们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想象与期望。不同国家之间呼唤沟通合作，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尊重和对话，在世界多极化、国家冲突民族争端连续不断之时，在国际关系日益跌宕的新格局中，纪念郑和七下西洋，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走向。它告诉我们，只要调整一下姿态，人类可以书写另一种世界史。

　　事件背景

　　外交背景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朱棣，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在郑和之前，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经济背景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龙江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科技条件

　　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造船技术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造船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约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发明水密隔舱、车船、平衡舵、开孔舵。在船型方面，宋元时期，中国海船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应用最广、影响最大。在海船船壳结构上，中国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亦称“错装甲法”结构），从而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且不易漏水。船舶载重量也相当可观，南宋时已可达万石以上；在载客量上，大海船可载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环境上，中国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设施齐全，配备洗漱设施，设有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雅客房，备有充裕的食品，甚至在船上养猪、种菜、种药材、酿酒，以及种植盆景以供观赏。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关于航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事件结果

　　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率船队出使苏门答腊等南洋国家，船队约在年末回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明英宗继位。同年，随王景弘船队入贡的苏门答腊国王之弟哈尼者罕奏国王老耄，明廷嘉许老王，令老王之子嗣位。

　　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遣古里、苏门答腊等十一国使臣随同爪哇使臣出航，并请爪哇国王分送其他国家的使者回国。一说，辅政大臣还曾于该年以明英宗的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并由此终止下西洋贸易；这与《明实录》原文有出入，或为误读。但无论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

　　天顺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监福安几次向明英宗派陈奏自下西洋停罢后珍珠、黄金等奢侈品不足，并曾请求派官员下西洋采购黄金，为明英宗所拒。

　　事件影响

　　政治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军事方面，郑和下西洋颇有建树。在总体保持和平的同时，郑和船队也使用武力，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的统治，消灭篡夺王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惩治海盗陈祖义，并在东南亚扶植由施氏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东南亚全面建立起华夷政治体系；而这种政治秩序由于是基于传统的“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的观念，故总体上是非侵略性的。

　　拓展朝贡体系

　　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展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加之经济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导的朝贡体系的规模大为扩展。这种朝贡体系是非霸权（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强国国际政治体系。郑和也被视为明朝的和平使者。

　　经济

　　开拓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

　　朝贡贸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为大宗，甚至有学者认为寻找海外香料、满足国内需求，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根本原因。官方贸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等原则，其使用的“击掌定价法”传为美谈。民间贸易则由私人自发展开，例如据考证郑和船队的官兵便可以携带商品在沿线国家展开贸易。

　　改进国内生产

　　学界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为中国输入了新的工艺产品、原料、技术，从而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例如，性坚质细的海外硬木因郑和下西洋而进入中国，使中国匠师们对于硬木操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陶瓷生产方面，明朝工匠们使用由郑和下西洋而进口的苏麻离青（又称“苏勃泥青”）为呈色剂，形成了永宣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又吸收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产生了新器型（如扁壶、花浇）和新纹样。一说，景泰蓝的发展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引发财政危机

　　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为主，“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从而也使得远航难以为继。有报道称，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这些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耗费银两一说即达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引起钱币的大规模贬值。

　　文化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也留下了介绍沿岸国家、地区情况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图。

　　地理著述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对外界的了解。航海的参与者中，马欢留有《瀛涯胜览》，费信有《星槎胜览》，巩珍有《西洋番国志》，介绍下西洋途径诸国的情况。在地理认识上，郑和下西洋后，“西洋”一词的含义更为扩大，有了泛指海外诸国、外国之意。

　　郑和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明代中晚期茅元仪将之收录在《武备志》中，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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