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时,沈从文决意北漂。“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就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在散文《一个转机》中,沈从文对读者如实相告。
殊不知,冷遇和打击正在前方等候他。京城米珠薪桂,居大不易。他上午去北大旁听,傍晚回到出租屋“窄而霉斋”,就着油灯,用笔墨将故土人物一一嘘活,写成小说、散文,一篇篇寄出去,却仿佛石沉大海。生计日益艰难,他只能挨饿,挨饿,挨饿,把辘辘饥肠饿成绿绿鸡肠。数九寒冬,无钱买炭,四壁漏风的屋子已成冰窟,他裹紧单薄的被子,不停地呵手,仿佛着了魔,在黑暗的角落进行一场“刺刀见红”的人生搏斗。手上的冻疮溃破流脓,鼻血也很难止住,他用雾蒙蒙的眼光望向窗外,听见冰凌掉落和树枝断折的声音,心里顿时泛起颤栗,闪过惊疑:这样饥寒交迫,自己究竟还能撑多久?还是求援吧,向远方的老母幼妹开口?远水不解近渴;向近处的朋友呼救?近处又何尝有什么朋友?沈从文搜索枯肠,好歹想起了一个人,这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同道,平日里最喜欢撰文哭穷,但细读其血泪相和的文字,心地该是极善良极热诚的。且试试看,反正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在信封上,沈从文写好了收信人的姓名:郁达夫。
过了两天,一位身着灰布长衫、面容清癯的书生敲开门扉,凉凉的镜片后闪动着热热的目光。他就是沈从文日等夜盼的救星。郁达夫打量那间破庙寒窑样的空屋子,再瞧瞧沈从文冻馁交加的虚弱相,立刻就明白了他眼下饥寒交迫的'窘境,于是吃饭成为最紧要的事情。在饭馆里,郁达夫点了几个荤菜,看着沈从文狼吞虎咽,不禁感到心酸。这顿饭,郁达夫用一张五元面额的钞票付账,找回三元多,他推给沈从文,又解下脖子上的羊毛围巾,送给这位与酷寒搏斗的小兄弟。然后两人含泪惜别。漂母一饭救了韩信,达夫一饭也救了从文,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其苍凉而又温暖的一道风景。
翌日,郁达夫的心情仍无法平静,他奋笔写下满纸悲愤的散文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对于扼杀青年前途的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郁达夫发出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控诉。文章一开头,他说自己太无能,不足以赈济身处涸辙穷途的朋友,只能贡献几条建议:上策是去当土匪,去拉洋车,可沈从文手无缚鸡之力;其次是去革命,去制造炸弹,可沈从文手中只有一把裁纸的小刀,如何革得了阔人的尊命?唯余头发中的灰垢和袜底的污泥,纵然身怀绝技,炸弹也无法造成;中策是弄几个旅费,及早回家,从此与老母幼妹相依为命地度日,可是这年头道路不靖,何况旅费也找不着;所剩者唯有下策,“啊呀,不愿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作者还郑重其事地建议,要偷,“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做起”,先试试去偷那位熊善人(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的家财,反正他那厚产也是用别样的手段从别处偷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偷不到钱,总还有几本旧书。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郁达夫的这篇文章令人有锥肝刺肺之痛。若非深知其心,善解其意,读者会认为他调侃过头,迹近油滑。同是天涯沦落人,郁达夫宅心仁厚,又怎会往沈从文的伤口上撒石灰?他率先识珠,介绍沈从文的习作给京城的报纸副刊。徐志摩继而琢璞,在其主持的《晨报》副镌上发表沈从文的小说、散文,为之四处延誉,将沈从文推荐给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胡适求才若渴,其慧眼常能赏识青年于牝牡骊黄之外,他欣然聘任“湘西山民”沈从文做了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师。沈从文为自己的“处子演出”做了扎扎实实的预备,但上了讲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学生,他顿感窘迫,一慌神,竟惊叫一声:“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才三言两语,他就将精心准备的教案泼得盆儿见底了,满教室的学生先是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
在中国社会,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要取得成功很不容易,贵人相助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沈从文就是显例。那些帮助过他的贵人真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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