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谈读书的故事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下给大家分享名人谈读书的故事，欢迎阅读！

　　名人谈读书的故事（一）：

　　读书读到57岁了，当然有些经验可谈，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参考。

　　读书的方法大体上要看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为学习而读书，有为研究而读书，有为创作而读书，有为娱乐而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免有些差异。

　　为学习而读书，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自发蒙以采，到学成一种技艺，养成一种人格为止，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学校的课程，大体上都是强迫性的，非读不可。进步的国家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一定有周密的国民教育课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人有相对的择业的自由，但所学的课程，一经择定，便必须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医学，则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以及各种临床或应用医学的教科书，便非读不可，不读你便不能成为医学家。即使学校毕了业，学问也不能毕业，你必须向这方面锲而不舍地追求，然后才能进步，不然你便只好落伍了。我自己因为两耳重听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便中止了医学，故今天不敢自命为医学家，别人也不这样看待我。

　　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是狭义的读书方式。譬如研究一门特殊学问，或者特殊问题，凡关于那门学问或那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把它们全都搜罗，把它们读到滚瓜烂熟，这样，你对于那个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就可以成为该门学问的权威。

　　在研究上，你自然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你是有责任心的人，你的自由依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这些都是进步人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古董家拿来消磨时日的东西，因此当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曾受过进步人士的非难，指责我为玩物丧志的人。然而我忍受着这些斥责，把我的志趣贯彻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似乎都沿着我的旧路走。

　　为研究而读书，我的方法是：

　　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束缚。

　　2、搜罗一切资料，集腋成裘。

　　3、对于资料毫不容情、毫不惜力地加以检查，而且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研究才会有成绩。

　　我也是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自量力，差不多一切的文艺形式都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我都大胆地写过一些。为了培养写作能力，我曾耽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名人的作品。这样的读书，自可以说是为创作而读书，但在这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把它表白出来。

　　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的步骤。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本；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不可遏止地刺激我写作的兴趣。

　　别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性，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这的确是很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

　　为娱乐而读书，这应该是人人所有的经验。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名人谈读书的故事（二）：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