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那么关于他求学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知道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宋濂冒雪访师的故事
明朝著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这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
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
人物生平
因其母怀孕仅满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时多病,“每风眩辄昏迷数日”,幸得祖母金氏和母亲陈氏的悉心照顾,得以顺利度过童年。为人聪明、记忆力强,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精通《五经》。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因危素等举荐,顺帝召宋濂为翰林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至正十年(1350年),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入山著书。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四日,入小龙门山著书。
教授太子
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朱元璋军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诸暨勾无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显宗以“五经”师聘,宋濂推辞。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显宗在郡中设学堂,召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被朱元璋召至应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礼贤馆,宋濂等人均在馆中。
主修元史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袆为总裁官。
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赴诏修《元史》,至二月开修,宋濂、王袆为总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同年八月,《元史》书成,宋濂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
洪武三年(1370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袆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职为翰林编修。
国初名儒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却因祭祀孔子未按时呈上奏章,于八月被贬为安远知县。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宋濂被召还任礼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赞善大夫。
晚年宋濂读书像
同年,甘露屡降,朱元璋问宋濂这样的天象是什么预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诉朱元璋受命于人不于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响。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为朱文正求情,说可以将朱文正贬到边远地方,不宜治死罪。
朱元璋问宋濂作为帝王,应该读什么书为主,宋濂推荐给朱元璋《大学衍义》,朱元璋于是命将书中内容贴在宫殿两边墙壁之上,召集大臣,让宋濂给大臣讲《大学衍义》中的内容。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张唯、王辉等数十人,将他们都任命为翰林编修,以宋濂为其师。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赞善大夫。八月十六日,与詹同同任总裁,奉命修《大明日历》,九月开馆,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辑其中五卷为《皇明宝训》。同年九月,朱元璋为散官分阶定俸,任命宋濂为中顺大夫,命他参中书大政,宋濂婉辞。
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丧礼服制。
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宋濂跟随太子朱标及诸位讲武中都。
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与朱右等定王国所用礼。六月,除任翰林学士承旨,其余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还乡,朱元璋亲自饯行,并命宋濂之孙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头叩地辞谢,并约定说:“臣没死之前,请允许臣每年来宫内觐见陛下一次。”回乡后,宋濂每年乘着帝庆节的机会如约进京陛见。
老而罹祸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牵扯进胡惟庸案中,导致宋濂一家遭祸,宋慎与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卒于徙途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知事叶以从将宋濂葬于莲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将宋濂转葬华阳城东。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年间,蜀王朱申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主要影响
思想
宋濂立像(2张)
宋濂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曾潜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观方面,他借用医家与早期道家所使用过的“气母”即“气者生之母”的说法,认为宇宙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气母”即“元气”运行的缘故。这种“气母”或“元气”,“其出无根,其人无门”,无涯无际,人们虽不能觉察它,但它确实存在。宋濂认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绝对的,它通过元气而致有万物和运动。自然界所以充满生机,就是因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起作用。他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认和获得这个“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够“冲然”、“渊然”、“浑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于是便实现了“君子之道”。而人所以能体认“天地之心”,则是因为“吾心”本具“太极”,它无大不包,无小不涵,因而能与天地之“太极”感应而“桴鼓”相应,所谓体认“天地之心”,原不过为发抒“吾心”本有的“天地之心”而已。六经的实质就是记录“吾心”所具之理,故六经与“心”同样具有绝对性,“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如形影不可分离。此种态度,反映了金华朱学重经史的传统。
对于“吾身之心”,宋濂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同时,宋濂也曾谈到格物致知,但未论述其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更热心于倡导佛教破二边的不二法门,以佛教为“人道之门”。因而宋濂之学兼有朱学、陆学的特点,并受佛学的影响。其学说为元代开始的朱陆合流到明中期王学出现之间思想嬗变的环节之一。
宋濂对于道家思想,也有着极大的热情,曾作有《混成道院记》,其中说:“予闻神仙家之说,葆精啬神,冥合太虚,俪然玄览,却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阴阳,超无有而独存,心颇艳之。”在其看来,道家思想可以保养精神,对于修身而言也有其积极意义,故而儒、佛、道三家,原本相通,又互为资用。
宋濂的佛学思想与延寿有不少相似之处,深受延寿的影响。从对本原心性的理解、对顿渐关系的认识、对禅净一致的倡导、对禅净兼修的实践、对儒释相资的论述、对佛教与王道关系的分析,都可以感觉到延寿思想影响的痕迹。
宋濂的理学思想包含着性理、治术和事功等内容,与先秦的孔孟之道更为接近,反映出元明之际传统儒学复归之象。以程朱为宗,兼取周敦颐等,是其理学思想主要特征。还有—个显著特征:“主圣经而奴百氏”。即以儒学为韮,六经为主,同时站在理学家立场上,对道家学说及儒家学说加以研究、吸收,融入他的理学思想。
文学
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其“当今文章第一”。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
宋濂画像
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风淳厚飘逸,文章中较多颂扬封建统治、宣传封建道德的内容。有些文章如《阅江楼记》,虽情景畅达,但颇为粉饰之辞所累。宋濂此类文章,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此外,宋濂因受佛、道影响,部分作品亦有消沉、感伤情绪。他的文名远播国外,洪武(1368年-1398年)年间,朝鲜、日本、安南等国使节曾出双倍价收购宋濂文集。明代及明以后的文学家对其诗文也多有评论:
陈旅:辞韵沉郁,体裁简严。(《名山藏》引)
欧阳玄:气韵沉雄,如淮阴(韩信)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不沾尘土;辞调尔雅,如殷彝周鼎,龙文漫灭,古意独存;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驺前陈,应接不暇。非才具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于斯?(《名山藏》引)
杨维祯:文浩博渊,深声铿蔚。如春江之涛,湠漫无涯涘。如平沙漫漫,铁骑数万,纵横驰逐,不可控馽。如武库一开,千珍万宝,光采烂然。如寻河源,至于底柱,至于龙门,至于积石,至于昆仑,不得不止焉。(《宋学士文集·序》)
刘基:宋濂(文)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让,又其次张孟兼。(《艺苑卮言》引)②文主六经,奴百氏。驰骋之余,取老佛语,资嬉剧譬,犹饭粱肉而茹苦茶、饮茗汁。(《国朝献徵录》引)
徐尊生:南都有博学士两人,曾以舌为笔,宋以笔为舌,实相俪也。(《玉堂丛语》引)
王世贞:
①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议颇当,第以敷腴朗畅为主,而乏裁剪之功,体流沿而不返,词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机轴,则自出耳。(《艺苑卮言》引)
②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丰饶,而寡芍药之和。(《艺苑卮言》引)
③二君名雄虎观,价重鸡林。黼黻皇猷,明昌治藻。一时文字之显,未覩厥敌。初不以诗名,然亦严整妥切,文寔不太过之。宋有子珩,翰词隽发。泛驾之才,汗血便陨。荐绅悲悯之矣。(《明诗评》)
林时对:夫以刘伯温之瑰奇、宋景濂之温醇、解大绅之豪爽、曾子棨之英迈、高季迪启之超脱、李宾之东阳之浩瀚、王守溪鏊之简严、王敬夫九思之高迈、崔仲凫铣之修洁、吴匏庵宽之纯粹、丘仲深浚之博雅、程篁墩敏政之典核、杨用修慎之奥衍、王槐野维桢之简练、康德涵海之雄骏、廖鸣吾道南之富有,此权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间耳。
纪昀: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宋濂的文学思想沿袭着宋代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其文章中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 “文外无道,道外无文”的思想,在其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同时,因受佛、道影响:部分作品有消沉,感伤情绪。
宋濂的文学思想中,有消极保守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
史学
宋濂有史才,曾主持编纂《元史》二百一十卷,王祎将其与司马迁相比,四方学者称其为太史公。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掩盖了史学成就,据说他青年学习《春秋三传》时,就擅长记忆历史年代;成年后,也喜欢创作人物传记、行状墓志。他在《洪武圣政记》中,改变之前“以古为鉴”来劝谏君主的方法,创造了“以今为鉴”的劝谏方法,他是“以今为鉴”的“资鉴派”,《洪武圣政记》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浦阳人物记》,对于有明一代的史学颇有影响。但宋濂的史学只是他借以宣扬经学的工具,虽然从事历史著述却不想以此名世,宋濂的在《元史》中的创作也不能与其散文、寓言等作品相比。
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人都有追求幸福与快乐的欲望,因而人产生私情物欲是合理的,承认人性的多面性;做人必须遵守社会规范的制约,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儒士的职责在传道,同时还要将道德修养体现到自己的实践中;反对凭借祖父的荫庇而获取功名利禄,认为大丈夫应当自强自立。管敏义等认为宋的历史观没有跳出道学的窠臼,宣扬史学为道学服务,为维护纲常名教立言,没有多少独到深刻的见解,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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