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在面对一些事情也会有良心的选择。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当他们面对利益时，会怎样选择呢。
高尔基。
写采访报告之前，他的思想肯定有激烈的斗争，否则，采访之时，他不会把犯人拿倒的报纸正过来，更不会听了孩子的话后泪流满面。可是，他最终屈服了。
设想一下，他当时把真相发表出来，会有什么结果?那被枪毙的孩子就是样板。
在道义和生命之间，要完成一道单选题，高尔基选择了后者，曾国藩选择了后者，我们能有什么话说?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樵夫过桥时铁斧掉水里了。正彷徨之际，水神出现了，拿着一把金斧子，一把银斧子，一把铁斧子，让樵夫辨认。樵夫领回了自己的铁斧子。
我们赞扬这个樵夫，见重利而不动心，是个响当当的好男子!
可是漫画大师萧言中很幽默地更改了结尾：水神出现了，不是拿着金银铁斧让樵夫辨认，而是让铁斧插在头上，厉声高叫：“这是谁的斧子?”樵夫吓得战战兢兢，连说“不是我的”。
此时，我们能谴责樵夫的无耻吗?
由此看来，让人们在利和义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还能选择义;可是，在生与义之间做选择时，很少有人能选择道义而舍弃生命。
扪心自问，生命和道义，我们会怎样选择?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古往今来，贫贱不能移的多，而威武不能屈的少之又少，这正是人性的弱点。
但是，我们之所以觉得高尔基在生命和道义间的选择卑劣无耻，是因为他是受人敬仰的大师，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应该作黑暗中微弱的烛光，应该是民族挺立的脊梁，失去了这些的高尔基，不再是高尔基;而失去了高尔基的苏联，它的结局我们都知道。
曾国藩良心故事
1870年6月(清同治九年)，天津的法国教堂育婴堂接连死亡婴孩三四十个，同时附近又不断发生幼童被拐事件，拐犯供称“系天主堂主使”。
6月21日午后，群众包围教堂。法领事持枪闯入北洋通商衙门斥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返途中，又开枪打死天津知县刘杰之侍从高升。群众当即将法领事殴毙，随后焚毁法领事署、教堂、育婴堂，死伤法传教士、修女、教民数十人，又误杀俄商3人，殃及英美讲堂各一所。法英俄等驻华公使联合抗议，并以军事威胁。清朝派曾国藩往天津查办，判群众20人死刑，25人充军，知府、知县革职，赔款白银50万两。
事后，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为什么疚?为什么惭?在于他还有良知，还有是非观念。知道自己做的是错事而又要违背良心去做，是他痛苦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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