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我的记忆》

2022-01-26 记忆

  学生们一向和我很亲,上课时常常会冒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也不介意,总是尽量给他们解答。

  有一天,一个胖胖的男生问我:“老师,你逃过难吗?”

  他问我的时候微笑着,20岁的面庞有着一种健康的红晕。

  而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想我知道什么叫逃难。在黑夜里来到嘈杂混乱的码头,母亲给每个孩子都穿上太多的衣服,衣服里面写着孩子的名字,再给每个人都戴上一枚金戒指。

  我想我知道什么叫逃难。在温暖的床上被一声声地唤醒,被大人们扯起来穿衣服,睡眼惺忪地被人抱上卡车。

  车上早已堆满行李,人只好挤在车厢的角落里,望着乳白色的楼房在晨雾中渐渐隐没,车道旁成簇的红花开得惊心。忽然,我们最爱的小狗从车后奔过来,一面吠叫,一面拼了全力追赶我们。小小心灵第一次面对别离,没有开口向大人发问或恳求,好像已经知道恳求也不会有效果。泪水连串地滚落,悄悄地用围巾擦掉了。眼看着小狗越跑越慢,越来越远,五六岁的女孩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

  然而,年轻的父母又能好多少呢?父亲满屋子的书没有带出一本,母亲却带出来好几块有着美丽花边的长窗帘,招得亲友取笑:“真是浪漫派,贵重的首饰和供奉的舍利子都丢在客厅里了,可还记得把那几块没用的窗帘带着跑。”

  那本是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重新经营起一个新家时,年轻的主妇亲自去选购布料,亲自一针一线把它们做出来,再亲手把它们挂上去的。谁说那只是一些没用的物件呢?那本是身为女人的最美丽的一个希望啊。在流浪的日子结束以后,母亲把窗帘拿出来,洗好,又挂在离家万里的窗户上。在月夜里,微风吹过时,母亲就常常坐在窗前,看那被微风轻轻拂起的花边。

  这是我所知道的逃难,而当然,还有多少更悲伤更痛苦的命运,相比之下,我们一家反倒是极为幸运的了。年轻的父母牵着老的,带着小的,跌跌撞撞地逃到香港,一家九口幸运地没有在战乱中离散。在这小岛上,我们没有什么朋友,只是一心一意地等待,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等待着重返家乡。

  父亲找到一个刚盖好的公寓,门前的凤凰木刚栽下去不久,新铺的红缸砖地面还灰扑扑的,上面都是些细碎的沙石,母亲把它们慢慢地扫出去。父亲买了家具回来,是很多可以折叠的金属椅子,还有一个可以折叠的、同样质料的方桌子,父亲很得意地说:“将来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带着走。”

  全家人都接受了这种家具。尽管有时候吃着饭,会有一个人忽然间被椅子夹得动弹不得;晚上做功课的时候,桌子会忽然陷下去。有人乘势嘻嘻哈哈地躺到地上,制造一场混乱。不过,大家仍然心甘情愿地用这些奇妙的桌椅,因为将来可以带回去。

  一直到有一天,木匠送来一套大而笨重的红木家具,可以折叠的桌椅都不见了。没有人敢问一句话,因为父亲经常紧锁眉头,而母亲也越来越容易动怒了。香港公寓的屋门都有一扇小小的铁窗,铁窗有一块活动的木板,我记得我家的是菱形的。窗户开得很高,所以,假如父母不在家而有人来敲门,我们就需要搬个椅子爬上去,把那块木板推开,看看来的客人是谁。我们的客人很少,但是常常有人来敲门。父母在家时,会不断地应门;而在他们有事要出去的时候,便会拿一些一毛或者五分的硬币放在桌上,嘱咐我们,有人来要钱时就拿给人家。

  我们这些小孩从来都不会搞错,什么人是来拜访我们的,什么人是来要钱的。因为来要钱的人虽然长得都不一样,却都有着相同的表情,一种很严肃、很无奈的表情。他们虽然是在乞讨,却不像一个乞丐的样子。他们不哭、不笑、不出声,敲完了门以后,就安静地站在那里,等我们打开小窗,伸出一只小手,他们就会从我们手中接过那一毛钱或者是两个斗零(五分),然后转身慢慢走下楼去,从不道一声谢。

  在一天之内,总会有七八个人,有时甚至十一二个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拿了钱,然后走下楼去。我们虽然对那些人的面貌不太清楚,但是知道绝不会有人一天之内来两次;而且,也知道,在一个礼拜之内,同一个人也不会天天来。

  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可是,我猜他们拿了钱以后是去街上的店里买面包皮吃的。我见过那种面包皮,是为了做三明治而切下的整齐的边,或者是隔了几天没卖出去的陈面包。给老板一毛钱,可以买上一大包。

  有时候,在公寓左边那个高台上的修女办的医院也会发放这种面包皮,那些人常常在去过医院以后,绕到我们家来。我们家在三楼,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嚼着面包皮一面低头向我们这边走来。他们从不会两个人一起来,总是隔一阵子出现一个孤单的人,隔一阵子传来几下敲门的声音。我和妹妹会争着挤上椅子,然后又很不好意思地打开那扇小窗,对着那年轻却憔悴的面孔,伸出我们的小手。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夏季过去,我进了家后面山上的那所小学。学校有一条又宽又长的阶梯,下课时我常常从阶梯上跳着走回家。外婆总会在家门前的凤凰木下,带着妹妹和弟弟,微笑着迎接我。

  学校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后来妹妹也开始上学,我们在家的时间不多,放了学就喜欢在凤凰木底下消磨时间,树长得很高了。弟弟跟在我们身后跑来跑去,胖胖的小腿老会绊跤。

  “姥姥,怎么现在都没人来跟我们要钱了呢?”有一天妹妹忽然想起来,问外婆。我也想起来了,他们为什么不来了?

  外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就牵着弟弟走开了,好像不想理我们两个,也不想理会我们的问题。

  后来还是姐姐说出来的:家里情况日渐据,一家九口的担子越来越重,父母再也余不出钱来放在桌子上。有一天那些人来敲门时,父亲亲自打开了屋门,然后一次次地向他们解释,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帮助下去了。奇怪的是,那些一直不曾说过“谢谢”的人,在那时反而都向父亲深深地一鞠躬后才转身离去。

  向几个人说过以后,其他的人好像也陆续知道了,两三天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我们家,敲我们的门,然后安静地等待我们的小手出现了。

  姐姐还说:“爸爸不让我们告诉你们这三个小的,说你们还小,不要太早知道人间的辛苦。可是,我觉得你们也该多体谅一下爸爸妈妈,别再整天叫着买这个买那个的了……”

  姐姐在太阳底下眯着眼睛说这些话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从那天开始长大。

  我始终没有回答我学生的那个问题。

  不是我不能,也不是我不愿;而是,我想要像我的父母所希望的那样,等到孩子们再长大一点的时候才告诉他们。要他们知道了以后,永远都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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