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完一本著作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书笔记了。你想好怎么写读书笔记了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文心雕龙》的读书笔记个人感慨，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文心雕龙》的读书笔记个人感慨1
《乐府》篇在《文心雕龙》中序列第七，属于文体论。全篇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乐府的含义、起源和教育作用；第二部分讲乐府的产生及从汉到晋乐府诗的发展历史；第三部分主要是阐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最后还说明诗人在《明诗》外另写《乐府》的原因。
我读《乐府》篇最大的收获便是知道乐府的定义。因为在此之前，对于乐府的定义不是非常清楚，只知道乐府既可以指汉魏六朝的宫廷音乐机关，又可以指称通过乐府歌唱而形成的诗体，还包括历代文人对这种诗体的拟作等。读完刘勰的《乐府》篇对于这一概念更加清晰一些，关于乐府是什么，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说的很详细，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说，刘勰在文章开头就指出：“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意为乐府包含了吟咏、歌唱、演奏等方面，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
从《乐府》所在《文心雕龙》的篇次来看，它是属于文体论部分，且在《明诗》与《诠赋》之间，很显然刘勰认为乐府是介于诗、赋之间的'很重要的文体。在论述乐府的起源之时，一方面他指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阕”等三代之乐，以及涂山歌于“候人”、有娀谣乎“飞燕”，来自于等方之音，同时他还说“讴吟土风，诗官采言”，可见乐府的来源不仅是礼乐，还有乐官从民间采集而来。他还提出“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即音乐本来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所以它能透入人的心灵深处。在第三部分他论述了音乐和诗歌的关系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只有“诗声供雅”才能符合礼制的需要。所以通过刘勰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中提及的乐府是个围绕宫廷祭祀礼仪而建立起来的关于音乐与文学的概念，所以刘勰关于乐府的定义是多角度的，既有本质的论述，也有政教作用的看法。
《文心雕龙》的读书笔记个人感慨2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
《文心雕龙》的读书笔记个人感慨3
经过老师的提点，了解到一个文史知识：古人认为乐府是歌，而非诗，虽然今天我们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而且从这篇的举例当中也可以对此进行佐证。通读全篇我仍然对于“诗”与“歌”、“乐府”之间的界定有点模糊，从开篇第一句对“乐府”的定义：“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似乎可以认为有“五声”“十二律”的乐章就是“乐府”。放在我个人更通俗一点的理解，那就是有曲调配合，能演唱出来的就算“乐府”。如果照着这个概念去推论的话，可以联想到今天的歌曲，但这种类比可能仅仅是流于形式上的对照，从实际内容上来比较，乐府的艺术水平比现今的歌曲要超出不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诗经》中的篇什不也是可以吟唱出来的么，是不是因为缺少曲谱，所以是有所区别的？
全篇的行文布局和上一篇《明诗》颇为接近，从乐府的发源到作者所处时期的乐府诗进行了梳理，为乐府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不错的参考。
作者大部分仅对乐府诗的音乐形式进行剖析和论述，主要的论述对象是“乐体”，因为这是乐府诗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最主要的特点。乐府诗的最高标准是歌辞与声律的相配，歌辞“雅正容典”，声律则要求“中和之响”，“和乐精妙，故表里而相资矣。”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就是集“形式美”与“内容雅”为一体，作者认为这样表里相称的乐府诗才是好的'。
自从古乐逐渐衰微，雅正的音乐难以恢复，作者在时间轴上从前往后的不断梳理中发现了两大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秦始皇焚书导致经典的流失，统一演奏乐器、音调等当面的记录也消亡，音乐声律需要重新不断地调整和摸索；第二大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淫俗的音乐容易传播，人们也喜欢这种不断变化的新鲜感，而雅正的音乐，则让人听了容易打瞌睡发呆。所以“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
即便如此之难，作者仍然强调音乐的雅正作用和对此的不断追求，因为九德之歌才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这才是乐府诗这种文学形式应该具有的积极意义。
《文心雕龙》的读书笔记个人感慨4
诠，意为诠释，进入汉代，“赋”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样式，枚、马、扬、王等名家杰作不断，因此第八篇专门对这一体进行了评述。
第一部分讲赋的起。在《诗经》里它是六义之一，铺陈采，绘事写志，但在其他书籍里，它又是与诗不同的另一种体，区别在于它不能像诗一样歌唱。作者认为赋起于《诗》，从楚辞中得到发展，最后通过荀况等大家的实践创作才壮大成为一种独立的体的。说实话，本人在学习阶段也常觉得挺混乱的，有些学史上早期并没有把赋单独列成一体，另外还有骚体赋这一说，如果把楚辞和赋视为两种体，那似乎骚体赋归于哪一种都好像有道理。
第二部分梳理了秦汉时期的具体创作实践，这一时期赋体的作者增多，创作也很兴盛，题材扩大到宫室苑囿，饮宴狩猎，述行序志。体结构上也得到了完善，篇首常常有序，末尾有乱。另外还有所谓的小赋，主要写些“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第三部分则进一步对汉魏各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四部分对赋体的创作原则进行了阐释，“诗赋欲丽”似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了。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丽词雅义，符采相生”。他强调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但同时仍放不掉风轨劝诫之旨。他提出赋体的理想标准是“写物图貌，蔚似雕画，风归丽则，辞剪美稗。”
赋体，我读得不太多，阅读感受非常浅薄。《诠赋》提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就具体的篇什说，觉得实践上可能还是有所偏离的吧，感觉打开一篇，大量的名词，几乎有炫耀博识的嫌疑了。马、扬是大家，扬扬散散一大篇，读完能记住得不太多，自傲之情是有的，不太足以动人。个人偏好小赋，纪行序志都很真切。老实说，赋体到了现代，阅读隔阂真的蛮大了，特别是博物类的，好多名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加上为了写得华美，用词都要求雅丽，读起难免“隔”，加之形式上的镣铐，创作和阅读都不太顺畅。个人觉得要读懂赋，可能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遗失在了我们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那就是音乐性。大部分的人读赋，最先做的，多数应该是耐着性子看成百个注释。我曾经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阅读体验，以舞配赋，表演者是两只南派改良的新式木偶（“BD”系统，即可动关节人形），配以闵南方言，以小鼓为节，赋的音乐性被最大的发挥出，汉宫的豪丽，宫中丽人的盛妆，真的能在那种氛围中被千年之后的读者感受到。
《文心雕龙》的读书笔记个人感慨5
《明诗》是《文心雕龙》第六篇，内涵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讲诗的定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二部分作者简单的梳理了从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状况，第三部分在总结诗歌发展情况下还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最后还简单论述了其他类型的诗歌起源，如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等。
阅读《明诗》篇，让我对刘勰更加钦佩。我觉得《明诗》篇可以看做是诗歌的一部简史，尤其是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从先秦到诗歌的发展状况时，对每个朝代的代表作品、诗人、以及作品特色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清楚了，而且很到位。不过有一点略微有些奇怪，刘勰在论述五言诗时，论述其实很全面，例举的作家作品也很多，但是却只字未提陶渊明的作品。现代学者对于这一现象普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当时陶诗没有编定出来，所以刘勰没有收录其诗，二是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是“田家语”，在刘勰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受到重视。但其实从刘勰和陶渊明的生活年代来看，刘勰应该是可以看到陶渊明的诗歌，陶渊明大致生活在晋宋之际而刘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际。
而且陶渊明作为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他的诗歌注重写意和言外之意的效果，诗风自然浑融，几乎代表了魏晋以来诗歌的最高成就，所以如果刘勰看过陶渊明的作品，不可能不留意。再者刘勰在《明诗》篇中，反复提及诗歌的本质源于自然，即“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陶渊明的诗歌应该符合他的'这一要求，但是刘勰未提及陶诗确实让人疑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于诗歌的定义与传统儒家诗学对诗歌的论述略微有些不同。儒家诗学中对诗歌的经典论述不少，有些明显反映出儒家的诗教观，比如“美刺”“匡谏”；也有一些字面上并不那么明显的说法，比如“言志”。刘勰在引用时，引用的是“言志”但又提出了“自然”说，认为诗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样的论证显然更加注重诗歌的本质，比较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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