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成语故事

2021-09-08 成语故事

　　【成语】：千钧一发

　　【拼音】： qiān jūn yī fà

　　【解释】：比喻情况万分危急。

　　出处

　　《汉书·枚乘传》：“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

　　唐·韩愈《与孟尚书书》：“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成语】：

　　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枚乘，他擅长写辞赋。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作郎中，刘濞想要反叛朝廷，枚乘就劝阻他说：“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这种情景就是再愚蠢的人也知道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在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不能取上来了。所以，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啊!”枚乘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刘濞的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作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纠合其它六个诸侯国谋反，结果被平灭。“千钧一发”这条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故事2：

　　韩愈，字退之，唐朝邓州南阳人，是当时的大文豪，主张文以载道之说，以复古为革命，用散文代替骈文，影响当时及后代非常大，所以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他很反对佛教，唐宪宗派使者要去迎接佛骨入朝，他上表谏阻，得罪了皇帝，被贬到潮州去当刺史的官，他[2] 在潮州结识了一个老和尚，这位和尚聪明达理，和韩愈很谈得来，而韩愈在潮州又很少有朋友，所以和这位和尚往来比较密切，因而外间的人都传说韩愈也相信佛教了。

　　他的朋友孟简(几道)，当时做着尚书，是最信奉佛教的，也因为得罪宪宗皇帝被贬谪到吉州去。到了吉州后，他也听到人们的传说，说韩愈已经信起佛来，他有点疑惑，因为他知道韩愈是反对信仰最力的人，为此，他特地写了一封信去问韩愈。韩愈接到孟几道的信后，知道他与和尚往来，才引起别人发生了误会，马上回信向孟几道加以解释。而且，韩愈对当时在朝的一班大臣们，信奉佛教，不守儒道，一味拿迷信来蛊惑皇帝，大大加以抨击。他对皇帝疏远贤人，使儒道坠落，颇为愤慨。信中有这样的话：“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共危如一发引千钧…”

　　张之洞(1873-1909)历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907年内召为军机大臣。“政治家”的生涯，应该是他的本分。不过，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学者。在张之洞的赞助下，凭借着种种学缘、地缘、人缘的接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清流”人物为核心的学人圈子，在近代中国思想嬗变和学术传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是从张之洞开始，依次考察刘坤一、袁世凯、端方等清末督抚的文教施设，探索“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在众多晚清督抚当中，张之洞的幕府能够独树一帜，吸引大量学人。这跟他早年参与“清流”的经历，也就是李鸿章所谓“书生习气”的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张之洞功名早达：十六岁高中顺天乡试解元，二十七岁时会试中式，殿试被点为探花，随后进入翰林院。在此前后，他结识了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活跃于京城的学者型官僚，成为这一时期京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组织者。同、光之交的京师学人交往，不仅孕育了金石考古的专门之学，更从学人之间频繁的诗酒交游当中，滋长出一股清议的意气。光绪初年，随着中俄伊犁之争、中日琉球之争、中法越南之争等边疆或藩属问题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严峻。张之洞呼吸领会到这种风气变化，及时从金石考订圈子淡出身影，加入当时翰林院中热衷于言事的“清流”行列。

　　所谓“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的犯颜直谏为标志，同时包涵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

　　晚清“清流”区别于前代清议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主体并非负有言责的谏官，而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翰林院的“讲官”。他们平日沉溺于诗酒唱酬、金石考据、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联翩上疏，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舆论的压力。与以往近代史教科书塑造的“顽固派”印象不同，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议分子由于品级较高，大多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督抚进行交涉的资格，又具备相关学养和人脉。他们自负才情学问，对西方的政治、外交、学术大都有兴趣，喜欢纵横捭阖地漫谈国际形势，甚至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座上宾。

　　1884年中法战争成为“清流”命运的转折点。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清流人物纷纷被外派会办防务，却因战事不利而沦为举国非笑的对象。甲申以后，“清流”势力几乎全军覆没。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之洞。此前他被外放为山西巡抚，战争期间又临危受命，署理两广总督，实际上已从翰林清流摇身一变而为封疆重臣。

　　“清流”经历对于外任督抚的张之洞而言，绝不仅仅是一段年少轻狂的往事。作为清流仅存的硕果，张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属下的书院书局中安置了许多清流人物，如梁鼎芬、吴兆泰、缪荃孙、沈曾植、郑孝胥、陈庆年、陈衍等，多为当年翰林院清议分子的后辈或门生。当时京城里流传的话头是：“有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还有张之洞这样的“好主人”，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张之洞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并非退步，其实这正是他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今人提起张之洞，首先映入脑帘的，恐怕是“洋务派”三个字。说起“洋务派”或“洋务运动”，张之洞绝不是始作俑者。若是从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算起，怎么也有三十年了。张之洞大规模从事洋务，是受“甲申马江一败”的刺激，在晚清督抚队中已属后起者。枪炮、铁路、钢铁、纺织等形而下的“器物”制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张之洞的长项。在一开始，他只能亦步亦趋地摹仿甚至请教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重臣经验。如何将昔日“清流”经历及幕府中清流学人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使其翻出与曾、李系统截然不同的新面目?这是张之洞作为“洋务殿军”必须直面的难题。

　　大概在1890年前后，张之洞曾致信王韬(1828-1897)，请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译西学书籍。不过王韬返回的题名为《洋务辑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满意。张之洞不得不从李鸿章那里请来精通洋务的杨模、杨楷兄弟，组织人员修改译稿。这位杨楷就是清末民国时期有名的杨道霖(1856-1931)，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祖父。当时他有一封致张之洞的长信，信中详细列举了编辑洋务书的人员、分工和进度。参与重修者，除了杨模、杨楷，还有汪康年、华世芳、叶瀚、秦坚、王镜莹、钟天纬等，多半来自当时活跃在上海周边的新学圈子。更重要的是，这部洋务书采取分门编辑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共十二门类。其中，官制、学校、刑律、教派、礼俗五门，涉及西学的制度文化层次，在甲午战争以前，应属较为领先的构想。

　　在我看来，正是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的“清流”背景，使他们在面临西学、西政冲击时，能够保持对于制度、文化、风俗、教育等内容的'高度敏感，从而实现“洋务”的内在化突破。“洋务”和“清流”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对立，他们大体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在人脉上也多有联系甚至重叠。但出自“清流”的张之洞系统，与出自军功的李鸿章及其后继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西文化整体的标准，逐渐从“功利”返回到了“义理”，于是洋务自然就从器物流入了制度、文化、教育，甚至伦理。人们看到张之洞晚年逐渐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视之为退步。其实，这正是张之洞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

　　在清初康雍乾时代，皇权较为强势，他们主张“君师合一”，利用全国性的思想统制和文化工程，对从理学到考据学的学风转移发挥了引导作用。到了嘉庆、道光、咸丰以后，政治上“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权势也逐渐向握有实权的督抚转移。“君师合一”下移为“官师合一”，毕沅、阮元、曾国藩等以督抚的身份和资源提倡学术文教，或编辑大部丛书，或创办经古书院，或经营官书局。张之洞学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风教传统的延长线上。

　　近代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旧范式已残而新范式未立的过渡时代，学界中人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学人交往等外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锋，无不是在“群”与“群”之间展开。在此过程中，学人圈边缘人物的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督抚主持“东南互保”，张幕下的钱恂、汪康年等则与海外“勤王”势力颇有纠缠，甚至有意鼓动张之洞离开清廷而独立，旋即被张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镇压自立会起事的果断措施。而张之洞作为群体核心人物的个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个学人圈氛围的制约。庚子以后，张之洞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觉得一切必须尽变西法，从皮毛学起。这种“全盘西化”的议论，遭到周边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终他与刘坤一联合上奏的《变法三疏》，仍采用了较为折衷的论调。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会学启发而特别重视的一个观念。不过以往学界往往只重视思想倾向进步的“新学群体”，如学会、报社、政团、政党等，却对士大夫社会固有的交游传统不无忽视。事实上，康梁一派新学群体的发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体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团体，更完全继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评选诗文等晚明以来士大夫交游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正是处于新旧之间。然而，由于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在张之洞等晚清督抚身后，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负向读书社会输送学术新经验的使命，也再难聚集起足以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学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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