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若以花园为天下，其实已容不得天下。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工匠精神的传承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缺乏规矩和法制，人与人、私与公之间，总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带。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些重合地带互相激荡冲突。人欲横流而不可遏制，读书人自难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在这样的过程中，读书人的天下意识，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淡化了。
把学问看得比天大，以天下为课题自是题中之意。反之，以学问为“禄利之途”，难免以课题为天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如今，天下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许多利国利民的事都要人去做。若能将对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无论做哪一种事业都必然廓然大公。
坊间一则戏说，谓汉唐读书人以天下为花园，明清读书人以花园为天下。戏说像漫画，能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大体上说，汉唐读书人的胸襟，确乎要比明清读书人开阔得多。读书人，有怎样的志向，就有怎样的胸襟。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胸襟自然非常开阔。
读书人若以花园为天下，其实已容不得天下。说起来，明朝的读书人，虽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努力，却弥补不了他们与汉唐读书人在胸襟上的差距。汉朝司马迁，受了宫刑，能忍辱含垢，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著作《史记》;唐朝李商隐，仕途困厄，却有着“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样的超然豁达，都与当时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有关。这样的胸襟，怎不令人景仰?
由读书人的胸襟所形成的风气，是很有影响力的。跟司马迁同时代的霍去病，是皇亲国戚，打匈奴立了战功，汉武帝给他盖了很大的宅子，却不肯去瞧一眼，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可不是什么读书人，但那个时代读书人以天下为花园的精神气质，显然也感染到了他。
然而，较之先秦的读书人，汉唐读书人的胸襟，又有所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具有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面对浩荡水势，孔子的表达是沉静而悠然的。所道出的，不仅仅是对自然力的感叹，更有对历史沧桑的感悟，有一种深刻、苍凉、雄浑而磅礴浩荡的力量。相比之下，唐人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声势浩荡。但除了对于强大自然力的描绘之外，更多的寄托是个人的狂放和感伤，与孔子不在同一境界上。
所以，后来就有诗人以“人定胜天”的信念，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在时代的变迁中，新时代诗人显然觉得“手中来”比“天上来”更显得诗情、浪漫和有力量。艺术境界的高低，若非臻于极境，见仁见智的余地，可说是无边无涯的。然而，对于《川上》，即便如毛泽东这样的伟大诗人和领袖，在横渡长江“极目楚天”、抒发雄心壮志时，也还是要借用一番。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与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不同，宋代的读书人，立志要越过汉唐，直接回到遥远的古代，重新开出一个“内圣外王”的上古三代。所以，宋代出现了一些精神气质上颇有圣人气象的读书人。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是胸襟浩荡!在这样的精神鼓励和引领下，宋代的读书人志在“新民”，教天下人去私，想在克制人的私欲方面找到一条通途，以达致“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想世界。但“人欲横流”的世道之下，仅仅依靠思想上、精神上的说教，又如何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明朝的王阳明，批评宋儒专在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实质上却离圣人越来越远。他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他提倡“亲民”，说是像普通百姓那样去正常生活，更符合人的本性，不会变得虚伪做作。王阳明把努力做个一般人，作为克服私欲膨胀的方便法门，与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意思其实是相近的。
但王阳明的努力，仍归于失败。不过，这绝不是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失败。要改变“人欲横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相应的规矩、法制，限制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缺乏规矩和法制，人与人、私与公之间，总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带。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些重合地带互相激荡冲突。人欲横流而不可遏制，读书人自难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正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这样的过程中，读书人的天下意识，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淡化了。
明朝成化年间，有位僧人曾说，那些读书人，享了多少富贵都不满足，都是到这个世上来讨债的冤孽。也有人总结，那时读书人“宦趣太浓”“生趣太浓”;没了官做，就没得日子过;活得太滋润，就一味贪生怕死。说句实话，我们今天颇为欣赏的明清花园，不就是当时的那些宦趣、生趣太浓的读书人，“以花园为天下”而建的吗?
说到汉唐与明清读书人的天下和花园，就有人戏言当下的读书人，以三室一厅为天下。仔细想来，这实在是有点过于贬低了。今天的读书人，未必都以三室一厅为天下;即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寸金之地，读书人拥有三室一厅的也相当普遍，与几十年前一家四五口斗室难求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于是，有朋友笑言今天的读书人，是以课题为天下，而不是以天下为课题。这倒并不鲜见。
较近的例子是，负责《宋史》标点的张家驹先生，人在病榻之上，仍手不释卷，殚精竭虑，直至生命衰竭。可见，张先生把这种标标点点的事，是看得极为重要的。廿四史标点的参加者，视这一工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做起来不仅任劳任怨，而且极其认真。今人很难理解，那些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先生们，常常会为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的订正勘误，遍查群书，反复论辩。那时候，做这样的工作，不但没有名利，甚至还要被看作是“废物利用”。唯参加标点的人，一个个把学问看得比天大，生怕一字一句之失，或导致千里之谬。
把学问看得比天大，以天下为课题自是题中之意。反之，以学问为“禄利之途”，读书人难免以课题为天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胸襟本方寸之地，贪得无厌，则害人害己。古人云：“欲之为害大矣!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以欲丧身、亡家、失国，若出一辙!”世人以“人心不足蛇吞象”，来形容那些因私欲膨胀而自我毁灭的人，道理就在这。
如今，天下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许多利国利民的事都要人去做，早就不以科举为目的了。读书人若能将对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无论做哪一种事业都必然廓然大公。以天下为课题，读书人胸襟中自有天下。若只是以课题为天下，求名求利，那无论怎样的课题都容不得天下，又哪来的胸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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