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苕糖，胜过今天的阿尔卑斯糖。
那些年月，如果你在春节前后到我家做客，进门落座，泡茶之后，母亲就会端来半戳瓢包谷花糖和米花糖。这些其貌不扬的吃货，可是母亲一手一手盘出来的。
我的老家在北河岩凸（音爱抱），房前屋后的黄泥巴地里盛产红苕。身强力壮的母亲心甘情愿为儿女们忙乎。一到腊月，她除了要忙完我爷（吴姓传统把爸叫爷）安排的活路，还要挤出一天时间为我们熬一锅红苕糖。她边忙边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一天忙得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还要为你们熬糖，你们可真好吃。”我们像黄泥巴一样粘着母亲，学着她说的顺口溜，跟进又跟出。
我年幼，身体溜耍，下窖捡红苕非我莫属。选出没有腐烂的红苕，拿一个木桶，装半桶红苕，加满水，用擀杖反复戳洗。这个活儿还有点技术含量，如果用力过猛，戳到桶底，母亲就会提醒。弟弟被派去搬那些早已晒干的柴禾，直到堆满灶门口。
忙了一个早上，两大锅红苕蒸熟了。我们几个小家伙又派上了用场，用手把熟红苕捏烂，兑水搅匀，几乎就是一大木盆。用包袱过滤红苕渣，这也是我最爱干的活儿。母亲先在楼枕上绑一根绳子，把天平架子吊住，再把包袱的四角系在架子的末端，形成一个兜，在兜下放一木盆，盛滤出的汁。我把未过滤的汁舀到包袱里，慢慢摇动天平架，渣汁自然分离。这样不断添加红苕汁，包袱兜里的红苕渣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把天平架子压得吱呀作响，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等到包袱里的红苕渣较多时，就解开包袱的一个角，让红苕渣“滚出来”，如此反复，直到红苕汁全部过滤完毕。
点糖是熬糖的关键。把生长好的麦芽子切碎，再用石磨磨成汁。等锅里的红苕汁加热后，再象点豆腐那样，慢慢点入麦芽汁，这时红苕汁会慢慢变清，也慢慢有了甜味，变成了糖汁。直到后来上了农校，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老先人的这些智慧也让我折服。
熬糖的火不能太大，否则就会变糊。从早到晚，家里仅有的两口锅一真这样熬着。肚子饿了，只能吃点现成的馒头。我们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的跑进厨房，只看到大人用船桨模样的糖搅搅儿在糖汁中左右翻摆，一股股的水蒸气冒向空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火大熬不好红苕糖。再出去玩会就好了。”母亲这样一次次地把我们打发了。糖水熬赊了后，她就给一块糖锅巴，让我们解解谗。直到糖搅搅儿向上提起时，红苕糖能拉成片，才算老嫩合适，熬制完毕。母亲用炒熟的玉米面，垫在盆里，把糖舀出来。这时，我已进入了梦乡。
我时常惦记着放在板柜里的红苕糖。我用尽全身力气打开厚重的板柜盖，拿一根筷子，扎进浓稠的红苕糖中，转动筷子，让糖在筷子上多缠点，在盆边搀点包谷面，边走边吃。如果糖熬得很嫩，吃的时候还要边转动筷子，把快要滴落红苕糖又卷上来。如果红苕糖掉在衣服上，它就像胶一样，越擦粘的越多。“这个娃子粘的像红苕糖一样！”难怪乡亲这样说粘巴的小孩。小时吃红苕糖，时有黄色的包谷面或深棕的红苕糖糊在嘴边，甚至脸上，偷吃总被大人识破。有时，糖熬老了，冷却后就和盆成为一体，为了吃到梆硬的红苕糖，只好用锤子敲。有一次误破瓦盆，招来一顿暴打。那些晶莹的糖块放在嘴里咬得“咯棕”作响，顿时治好的挨打的疼痛。反正不管母亲熬啥样的糖，我们总是有办法把它弄到嘴。
这样的纯糖还没吃够，就要开始搀糖了。炸包谷花的到队上来了，我和弟弟背一些包谷、大米和柴禾，跑到对门表叔家，排队等候。我们稀奇的看着那黑乎乎罐子在火上边转边烧，随着砰的一声响，师傅那个长袋子里就爆出了包谷花，我们就把它装进洗净的肥料内层薄膜口袋，顺手塞一把到嘴里，先尝一口“天下第一脆”。
在腊月二十几的晚上，母亲就把熬好的红苕糖倒进锅里，加热融化。再放入包谷花或者米花，使劲搅匀，趁热捏成小团儿，或用芝麻搀糖，做成大块分切。香甜的红苕糖和酥脆的包谷花米花就这样揉成“黄金搭档”，成为过年的最大期盼。我猜想，红苕糖在熬制的过程中吸收和提升了黄泥巴的粘性，才能把小粒的米花和包谷花牢牢地粘在一起。一口下去，咬破的糖块上留下的多是半粒包谷花，因为还有半粒已到了嘴里。
记得那时苕多不缺柴，母亲年复一年的熬糖，每次都熬得不少，她也不多限制我们，想吃就取。我们常吃它过年，又过完正月十五，直到二月，薄膜大口袋里的糖还没吃完。红苕糖有些皮了，我们的瘾也过足了，不像刚熬出糖时那样馋了，平常不爱吃糖的爷妈也会“帮忙”，把它全部“报销”。春去秋来，我们的“糖瘾”轮回消长，直到儿大母老，红苕糖成为甜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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