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要追溯至二十年前，我大约五岁，那时提起过年，我们差不多同龄的伙伴们高兴得就像一只顽皮的猫儿，在家中蹦蹦跳跳的，那股兴奋劲儿——简直像当上皇帝一般。
像我们那时的孩子，因为过年会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饿，大一点的孩子更可以摆脱平日的“劳役”，因此会开心个不停。
或许怪那时的日子太过清贫，平日里要吃得上一顿好的是极不容易——吃得上肉的人家很少，一般人家除非是有贵客来的时候，孩子们才勉强可以解一解馋；或就是在走亲戚，“吃酒”的时候。那时候，寨里要是谁家有红白喜事，帮忙的大人总是带着孩子，并且趁人不注意把一两片豆腐或其他什么吃的塞在自己孩子的嘴里。
又或许是那时的生活过于枯燥，所以人们在玩的都比较简单，快乐也简单，但大家都很知足，生活平平常常的过，日子顺顺溜溜地流。那时过年，大人们总喜欢凑在一起玩纸牌，玩牌的方式简简单单：一副扑克变换着玩“上游”、“怪噜”、“三五反”之类，输了的就罚站或钻“板凳脚”。（我就是那时常跟在父亲身边问这问那的，现在还清晰记得那些玩牌的花样。）大家共娱共乐，输了牌却赢回快乐，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胜利者。
父亲喜欢在大年初一、初二的白天和晚上翻起民间手抄或刻印的《柳荫记》、《八仙图》之类的书唱个不停，他周围就围着妈和其他年轻年老的妇女，动情处大家唏嘘喟叹，有的还流眼泪，听不明白的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我们那一带像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女都会“唱书”，几年前回家过春节还听父亲给妈唱了几段，很是动听。
对我而言，那时爸唱书的声音就是最好的音乐，所以对一些如“攒十字”、“莲花落”之类的唱腔至今还有印象。那时寨里有一台唯一的'收音机，音乐从那个小东西里飘出——很悦耳，多是些“朝霞——啊——映在——阳城——湖上——”，偶尔也飘出“何日君再来”的感慨。但这种奢侈的声音我们很少听到，有时只是在较远处聆听。有收音机的那户人家很少放歌给我们听，一般要有客人来或过年的时候才能听到，更别说是亲自看看摸摸那“小家伙”了。我的记性一向很好，只要那家人放歌，我听一遍就能“哼唱”了。
那年头，寨里没有通电，收音机只能用干电池，舍得买电池的人家很少——别说用收音机了，就是用手电筒的人家也很少，我们家那时点的是煤油灯。用油灯灯芯也不敢做大，晚上睡得很早，一般晚饭后就洗脚熄灯就寝；有时熄灯后坐在火炉边听母亲讲“老熊婆”、“七姊妹”和其他的民间传奇或鬼故事。那时听鬼故事时尤其着迷，但一定用坐在爸和妈之间，不敢靠近门，生怕有个东西推门而入把我抓去。我哥不同，从小到大都不相信有鬼，晚上再怎么黑也敢出去解手——我那时最佩服他了！妹妹还在呀呀学语，只有哭的份，享受不到我听故事的高兴和怵悚。但不知怎的明明害怕，却用缠着妈一遍又一遍的讲，自己就一边听一边幻想一边害怕了。
至于玩的呢，就简单得过分了。除了“抓瞎猫”、“躲猫儿”或学唱花灯外再无其他花样，但那时过年，我们就成天跳来跳去，唱来唱去，变换着玩熟悉的游戏，快乐无穷。有时被大一点的孩子欺负，哭一阵鼻子，又笑眯眯地跟着玩去。
“过年”这一词在那时是什么概念？我只记得那种兴致了。以至以后长大在寨里老祖公那里听他“摆大传”，读那些《征东》、《征西》的几百部“大传书”都无法把儿时的记忆抹灭。
但这些年，从我九八年起异地求学直到工作数年后的今天，我对过年的兴致淡得很，真有“过年如过关”般艰难的感觉，真正感受到一个成年人的悲哀了。
要说这几年，要穿有穿，要吃有吃，要享受有享受，哪里不比儿时的条件强？家里不是早有了彩电、音响了吗？不是有三五好友常在一起把酒言欢吗？但总觉得少了些实在。
过年真正的快乐是属于孩子们的。但我对他们的玩法有些不一样的感触。很多孩子在家看套碟，对武侠大戏里的动作津津乐道，大一点的孩子们聚在一块玩着纸牌输压岁钱，也有凑在屋子里看大人们“砌方城”玩通宵的。
而我现在的娱乐也只是看看春节的电视节目和玩玩麻将了，偶尔对着麦克风唱几首歌。回家过年又有什么好玩的呢？不过是为了陪着双亲，一家人吃汤圆，一块看“春晚”，话话家常，如此的简简单单。只是给儿时给我唱书讲故事的父母一丝宽慰，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感受到全家团圆的满足——作为父母，或许他们每年的愿望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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