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为何能获得诺奖，是他的作品迎合了诺贝尔奖评委对中国文学的想象，还是实至名归呢?
莫言的书完全可以跟所有那些诺奖大师平起平坐，莫言的书一直偏向农村题材，可能青年读者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的作品一直在专业读者中非常有口碑。而且莫言始终注重当代写作，苏童说，这是莫言在一定时间里的写作趋向，作家通常会关注现实，想对现实发声。
“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我读书比较少，所以我的想象力发达。如果我读上三十年的书成了硕士、博士，可能想象力要大打折扣。这个听起来是在调侃，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小学五年级辍学，七八岁的孩子到田野里放牧牛羊，天天和牛羊在一起，很早就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经常一个人独处，当时的胡思乱想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开掘。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超现实的一些想象，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觉到这个玉米是能够跟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它可以说话，或者能听懂我的话语。有时候遇到一只小鸟，就在想这个附近肯定会有一窝，一找果然就能找到，有时候就是感觉特别准。
那时候自己独处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时间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很恐惧，感觉到很无聊，有时候也非常想跟人说话，想跟大人接触，想到人多的地方去，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孤独”这个名词，现在回头一想，确实是一种儿童的孤独感。儿童实际上就喜欢热闹，喜欢大人对他呵护，由于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实际上很多孩子跟我一样都变得很孤独、很孤僻。
小的时候我说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从小我特别喜欢说话。看到一点新奇的事物我就特别想传达给别人，比如，我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只从来没见过的蚂蚱，颜色特别艳丽，个头特别大，那我就想让所有的人知道我看到了这样一只奇特的蚂蚱。有时候突然看到很远的地方冒出了黑烟，那我恨不得让全村的人都出来跟我一同分享看到的这个现象。再稍微大一点，去集市上听说书的，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听那些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听了以后你就想对别人诉说，包括晚上母亲跟姐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我就对她们说，讲集上听到的说书人讲了什么，刚开始我母亲还很反感，后来渐渐地我发现她们听入神了，就让我一直讲，所以以后每到逢集的时候，母亲原来不允许我到集上去玩、去听书，后来也允许了，当然也因为不需要花钱，小孩嘛。后来发现别人总在夸奖，这个小孩记忆力真好，你看听一遍他能够叽里呱啦的基本大概不错地复述出来，小孩实际上就是喜欢被夸奖的，夸耀之后就是很得意的。再后来就是能够绘声绘色，有所发展、有所演绎，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讲故事的才能，那时候已经冒出来点苗头了。
“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作”
最新的小说《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我提出了一个文学实践的理念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为什么呢?追根溯源，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当时就听很多的课，头脑中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变化以后就对我们过去的一些描写什么战争、历史的文学作品不满意，因为那里面的好人和坏人的界限非常清楚，好人几乎完美无缺，坏人几乎一无是处。我觉得这不符合生活的真相，如果真正要追求现实主义风格的话，应该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坏人和好人都当做人来写。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坏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好人，人都有弱点，也都有优点。即便是一个恶魔，他也偶尔会有一丝善念，而这一丝善念恰好就是人性当中最令人感动的光芒。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应该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转变，才有了我后来一系列的作品。
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把眼睛向外看，拿着放大镜在寻找他人身上的弱点，在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当然这样写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想如果一个人缺少一种解剖自我的勇气，缺少一种反省自我的能力，那么这个作家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们天天说学习鲁迅，我们看到鲁迅的那种对外批评的犀利，那种尖刻，那种无所畏惧，但是我们往往对鲁迅的自我解剖的这种精神不太注意，鲁迅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人，就是他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同时能够批判自然。后来很多作家也有这种能力，像巴金先生，到了他的晚年也提出了这种自我的批评，自我的反省。他人是罪人，我也有罪。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必须把我们这些前辈们身上这种宝贵的素质继承下来。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口号、一个观念，就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样我想这个写作会进一步地深化，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重现一种新的面貌。
莫言作品《蛙》精彩片段选集
为了报复他，我捡来一块狗屎，用树叶包好，藏在手里。走到他面前，我故意说：肖下唇，你舌头怎么成了黑的了?肖下唇不知是计，立即张大口。我把那块狗屎塞到他嘴里，转身就跑。 《蛙》
我的朋友王肝，因为迷恋我姑姑的助手小狮子，在感情上往姑姑这边倾斜。他亲自动员父亲去结扎，结果挨了两巴掌。王肝逃出家门，王脚手持大鞭追赶。追到村头池塘，父子俩隔水大骂。王脚：你这狗日的，竟敢动员你爹结扎!王肝：你说我是狗日的，我就是狗日的。王脚一想，骂儿子等于骂自己，便绕塘追赶。爷儿俩团团旋转，仿佛推磨。围观者甚多，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引起一阵阵笑声。 《蛙》
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亲自发表广播讲话。他说计划生育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社直各部门、各大队必须高度重视，符合男扎条件的干部、党员要带头先扎，给群众做好表率。秦山突然变化了腔调，用聊家常的口吻说，同志们，譬如说我吧，老婆已经因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但为了打消群众对男扎的恐惧，我决定，明天上午就去卫生院结扎。秦书记在讲话中，还要求共青团、妇联、学校积极配合，大力宣传，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男扎”高潮。就像历次运动一样，我们学校最有文才的薛老师编出了快板诗，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背熟，然后四个一组，每人手持一个用纸壳或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子，爬到房顶上，树梢上，大声喊叫：社员同志不要慌，社员同志不要忙。男扎手术很简单，绝对不是骟牛羊。小小刀口半寸长，十五分钟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 《蛙》
各大队干部请注意，各大队干部请注意：根据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凡是老婆生过三个孩子及超过三个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卫生院实行结扎手术。手术后，补助二十元营养费，休息一周，工分照记……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当村里的计生干部对他们解释结扎只是把——他们瞪着眼反驳道：你们现在说得好听，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药一打，恐怕不止是我们的蛋子，连我们的鸡巴也要被她们割了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像老娘们一样蹲着撒尿了。 《蛙》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蛙》
你姑姑成了县委书记的夫人，你们家就要跟着沾光了，陈鼻说，你大哥，你二哥，你姐姐，还有你，很快就会调到城里去，安排工作，吃国库粮，上大学，当干部，到那时候，你可不要忘记我们啊! 《蛙》
你娘不能再生了，再生她的子宫就拖到地上了……女人有多么不容易!这村里的妇女，一半患有子宫下垂，一半患有炎症。王肝他娘的子宫脱出阴道，像个烂梨，可王腿还想要个儿子!哪天我要碰到他……还有陈鼻，你娘也有病…… 《蛙》
黄秋雅是个老姑娘，她这一辈子，大概连恋爱都没谈过。她脾气古怪，是可以原谅的。进入晚年之后的姑姑，曾经多次对我们讲述她的老对头的事。黄秋雅这个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学毕业生，被贬到我们高密东北乡，真是“落时的凤凰不如鸡”!谁是鸡?姑姑自我解嘲地说，我就是那只鸡，跟凤凰掐架的鸡，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烟油子的四脚蛇。姑姑感慨地说，那时所有的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姑姑说，黄秋雅是个伟大的妇科医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下午上了手术台，她还是聚精会神，镇定自若，哪怕窗外搭台子唱大戏，也影响不了她。姑姑说，她那双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绣花……每当说到这里，姑姑就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会夺眶而出。 《蛙》
我跑进卫生院妇产科时，姑姑正和那个姓黄的女人吵架。那女人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鹰钩鼻子，薄嘴唇，一张嘴就露出青紫的牙床。——后来姑姑曾多次提醒我们，宁愿打光棍，也不讨说话露牙床的女人做老婆。——那女人的目光阴沉，让我的后背阵阵发凉。我听到那女人说：你算什么东西，竟敢指派我?老娘在医学院学习时，你还穿开裆裤吧! 《蛙》
1961年春天，姑姑从王小倜事件中解脱出来，重回公社卫生院妇产科工作。但那两年，公社四十多个村庄，没有一个婴儿出生。原因吗，自然是饥饿。因为饥饿，女人们没了例假;因为饥饿，男人们成了太监。 《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