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文言文吧？其实，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而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文言文？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言文《论衡·卷五·异虚篇》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文言文《论衡·卷五·异虚篇》原文及翻译
原文
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谷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谷亡。三年之後，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贤君也，而感桑谷生。而问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谷之妖亡，诸侯朝而年长久。修善之义笃，故瑞应之福渥。此虚言也。
祖己之言“朝当亡”哉！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欲死，怪出。国欲亡，期尽。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祸？夫家人见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见妖改政，安能除祸？除祸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国，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谷为亡之妖，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
鲁昭公之时，瞿鹆来巢。师己采文、成之世童谣之语，有瞿鹆之言，见今有来巢之验，则占谓之凶。其後，昭公为季氏所逐，出於齐，国果空虚，都有虚验。故野鸟来巢，师己处之，祸竟如占。使昭公闻师己之言，修行改政为善，居高宗之操，终不能消。何则？瞿鹆之谣已兆，出奔之祸已成也。瞿鹆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叶安得不茂？源发，流安得不广？此尚为近，未足以言之。夏将衰也，二龙战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椟而藏之。夏亡，传於殷；殷亡，传於周，皆莫之发。至幽王之时，发而视之，漦流於庭，化为玄鼋，走入後宫，与妇人交，遂生褒姒。褒姒归周，历王惑乱，国遂灭亡。幽、历王之去夏世，以为千数岁，二龙战时，幽、厉、褒姒等未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祸安得不就？瑞见，福安得不至？若二龙战时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则褒姒当生之验也。龙称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则厉王不得不恶，恶则国不得不亡。征已见，虽五圣十贤相与却之，终不能消。善恶同实：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谓恶异可以善行除，是谓善瑞可以恶政灭也。
河源出於昆仑，其流播於九河。使尧、禹却以善政，终不能还者，水势当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龙不可除，则桑谷不可却也。王命之当兴也，犹春气之当为夏也。其当亡也，犹秋气之当为冬也。见春之微叶，知夏有茎叶。睹秋之零实，知冬之枯萃。桑谷之生，其犹春叶秋实也，必然犹验之。今详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见於夏时，又何以知桑谷之生，不为纣亡出乎！或时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远近之实。高宗问祖己之後，侧身行道，六国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长未终，则谓起桑谷之问，改行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谷之生，殆为纣出，亦或时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寿长。祖己信野草之占，谓之当亡之征。
汉孝武皇帝之时，获白麟戴两角而共牴，使谒者终军议之。军曰：“夫野兽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为一也。”麒麟野兽也，桑谷野草也，俱为野物，兽草何别？终军谓兽为吉，祖己谓野草为凶。高宗祭成汤之庙，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为远人将有来者，说《尚书》家谓雉凶，议驳不同。且从祖己之言，雉来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鸟之形，若民人处草庐之中，可谓其人吉而庐凶乎？民人入都，不谓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则民人之类。如谓含血者吉，长狄来至，是吉也，何故谓之凶？如以从夷狄来者不吉，介葛卢来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为凶，硃草、蓂荚出，是不吉也。硃草、蓂荚，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为不吉。何故谓之瑞？一野之物，来至或出，吉凶异议。硃草荚善草，故为吉，则是以善恶为吉凶，不以都野为好丑也。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则麏亦仍有似君子；公孙术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则雉之吉凶未可知，则夫桑谷之善恶未可验也。桑谷或善物，象远方之士将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获吉福，享长久也。
说灾异之家，以为天有灾异者，所以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过，异见於国；不改，灾见草本；不改，灾见於五谷；不改，灾至身。左氏《春秋传》曰：“国之将亡，鲜不五稔。”灾见於五谷，五谷安得熟？不熟，将亡之征。灾亦有且亡五谷不熟之应。天不熟，或为灾，或为福。祸福之实未可知，桑谷之言安可审？论说之家著於书记者皆云：“天雨谷者凶。”传书曰：“苍颉作书，天雨谷，鬼夜哭。”此方凶恶之应。和者，天用成谷之道，从天降而和，且犹谓之善，况所成之谷从雨下乎！极论订之，何以为凶？夫阴阳和则谷稼成，不则被灾害。阴阳和者，谷之道也，何以谓之凶？丝成帛，缕成布。赐人丝缕，犹为重厚，况遗人以成帛与织布乎？夫丝缕犹阴阳，帛布犹成谷也。赐人帛，不谓之恶，天与之谷何，故谓之凶？夫雨谷吉凶未可定，桑谷之言未可知也。
使暢草生於周之时，天下太平，人来献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与彼桑谷何异？如以夷狄献之则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谓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炽酿，芬香暢达者，将祭灌暢降神。设自生於周朝，与嘉禾、硃草、蓂荚之类不殊矣。然则桑亦食蚕，蚕为丝，丝为帛，帛为衣。衣以入宗庙为朝服，与暢无异。何以谓之凶？卫献公太子至灵台，蛇绕左轮。御者曰：“太子下拜，吾闻国君之子，蛇绕车轮左者速得国。”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见太子，太子曰：“吾闻为人子者，尽和顺於君，不行私欲，共严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国，是君失安也。见国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国而拜，其非君欲。废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则不忠。而欲我行之，殆欲吾国之危明矣。”投殿将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剑而死。夫蛇绕左轮，审为太子速得国，太子宜不死，献公宜疾薨。今献公不死，太子伏剑，御者之占，俗之虚言也。或时蛇为太子将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实。夫桑谷之生，与蛇饶左轮相似类也。蛇至实凶，御者以为吉。桑谷实吉，祖己以为凶。
禹南济於江，有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嘻笑而称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也。”龙去而亡。案古今龙至皆为吉，而禹独谓黄龙凶者，见其负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谷比於龙，吉凶虽反，盖相似。野草生於朝，尚为不吉，殆有若黄龙负舟之异。故为吉而殷朝不亡。
晋文公将与楚成王战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问咎犯，咎犯对曰：“以彗斗，倒之者胜。”文公梦与成王博，成王在上，盬其脑。问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战必大胜。”文公从之，大破楚师。向令文公问庸臣，必曰不胜。何则？彗星无吉，搏在上无凶也。夫桑谷之占，占为凶，犹晋当彗末，博在下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对彗见天之诡。故高宗长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问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战以大胜，世人将曰：“文公以至贤之德，破楚之无道。天虽见妖，卧有凶梦，犹灭妖消凶以获福。”殷无咎犯之异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谷之文，传世不绝，转祸为福之言，到今不实。
翻译
殷高宗的时候，桑树穀树一齐在朝廷生长，七天就长成两手合围那样粗。高宗召见他的相来问，相说：“我虽然知道这件事，但不能说。”于是高宗问祖己，祖己说：“那桑树穀树，是野生的东西，而现在长在朝廷中，意味着王朝要灭亡了！”高宗感到恐惧、害怕，就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思考求索前代圣王的政治措施，讲求敬养老人的道理，复兴频于灭亡的国家，延续中断了世袭权利的贵族世家，起用了隐居的人。于是桑树和穀树消失了。三年之后，远方诸侯通过翻译来朝拜殷高宗的有六国，他终于享受了百年的福分。殷高宗是个圣贤的君主，能感触到桑树和穀树生于朝廷的异常现象，而问祖己，按祖己的话，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于是桑树与穀树生于朝的凶象消失，诸侯来朝，在位时间长久。修善的意思诚心，所以吉祥的福多。这是靠不住的话。
照祖己的说法，商朝应当灭亡！王朝该灭亡，如同人该死一样。人要死，凶象就会出现；国家将亡，是期数已到尽头。人死与国命终止，人死不能再活，国亡就不会再存在。祖己讲改善政治，对于避免商朝灭亡有什么好处呢？高宗修善操行，对消除灾祸又有什么帮助呢？老百姓出现凶象修养善行，不能得吉祥；殷高宗出现凶象改善政治，怎么就能消除灾祸呢？消除灾祸尚且不能，何况要招来六国朝拜，延年到百岁！所以人的死活，在于生命的早亡与长寿，不在操行的好坏；国家的存在与灭亡，在于期数的长短，不在政治的得失。考察祖己的预言，桑树和穀树在朝廷长出是商朝将亡的凶象，灭亡的预兆已出现，即使修政改行，又会有什么补益呢！用什么来证明？
鲁昭公的时候，八哥到鲁国筑窝。师己取鲁文公、鲁成公时童谣中的话，有关八哥的传言，见如今有八哥来筑窝的应验，就预测说是凶象。那之后，鲁昭公被季平子所驱逐，出走到齐国，国家果然空虚，都城成为废墟，应验了童谣。由于野鸟来鲁国筑窝，师己作出判断，灾祸竟同他预测的一样。假使鲁昭公听到师己的话，修善操行改良政治，具备了高宗的操行，也终究不能消除灾祸。为什么呢？因为有关八哥的童谣已是征兆，出奔他国的灾祸已经成就。可见八哥的征兆，已在鲁文公、鲁成公的时代出现了。根已长出，叶子怎么能不茂盛；水源已发掘，水流怎么能不广阔。这个预言和应验的时间还相距太近，不足以说明王朝的灭亡早就注定。夏朝快要衰亡，二条龙在宫庭中争斗，吐了口水就离开了，夏王用木柜藏起它。夏朝灭亡，传给殷商；殷商灭亡，传给周朝，都没有把它打开。到周厉王的时候，打开来看，龙的口水在宫庭中流淌，化作一只黑蜥蝎，跑进后宫，跟女人交合，终于生下褒姒。褒姒嫁给周幽王，使幽王迷惑混乱，国家终于灭亡。厉王、幽王距离夏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二龙争斗的时候，周厉王、幽王、褒姒等还没有出生，周要灭亡的凶象，就已经出现很久了。凶象出现，灾祸怎么能不成就？吉兆出现，福分怎么能不到来？就像二龙争斗时说的：“我们是褒国姒氏的两位祖先。”这就是褒姒该出生的应验。龙说是褒国姒氏的祖先，所以褒姒不能不生下来，褒姒生下来那么幽王不得不作恶，周幽王作恶那么国家就不得不灭亡。灭亡征兆已经出现，即使许许多多圣贤来帮着阻止灾祸出现，始终不能消除。好坏都是同样的情况：好的征兆出现，国家肯定兴盛；坏的预兆出现，王朝必定灭亡。说凶兆特殊可以用好的操行来消除，这等于说吉兆也可以用坏的政治来消灭。
黄河的源头出于昆仑山，它的流水向九条河道流散。即使尧、禹想用他们好的政治使河水倒流，也终究不可能返回的，河水的流势该这样，靠人的好政治是不能阻止的。黄河的源头不可能堵住，二龙不可能消除，那么桑树和穀树所预示的灾祸也是不能避免的。王朝命数该兴旺，就像春天应当顺变成夏天一样。它该灭亡，就像秋天应当顺变成冬天一样。看见春天小小的叶芽，就知道夏天它会具有粗茎茂叶，目睹秋天凋落的果实，就知道冬天它们会枯萎。桑树和穀树的生长，那就像春天出芽秋天结果一样，它所预兆的事情是必然要应验的。如今即使认真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怎么能消除它呢？由于周朝灭亡的凶兆，在夏朝时候已出现，又凭什么知道桑树和穀树的生长，不是为预示商纣的灭亡而出现呢！也许祖己说的话，是相信了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预兆，但在应验时间远近的事实上弄错了。殷高宗问祖己之后，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远道的六国诸侯碰巧朝拜而来，高宗的生命本来就长不该寿终，就说成是由于高宗问起了桑穀生于朝的吉凶，于是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享受百年的福分。可见桑树和穀树的生长，大概是为预示商纣命运而出现。也或许是吉兆而不是凶兆，所以殷朝没有灭亡，高宗长寿。祖己相信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凶兆，就说它是商朝该灭亡的征兆。
汉武帝的时候，获得一只白麒鳞，头上长着一只肉角，每条腿有五个蹄，叫谒者终军来商议这事。终军说：“野兽的两角并成一角。象征着天下合为一统。”麒麟是野兽，桑穀是野草，都是野物，兽与草没有什么区别，终军说野兽是吉兆，祖已则说野草是凶兆。殷高宗祭祀成汤的宗庙里，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祖己认为是远方的使节将要有来朝贡的，但解说《尚书》的人则认为野鸡飞入宗庙是凶兆，议论杂乱不一。按祖己的说法，野鸡飞到宗庙是吉兆。野鸡趴在野草中，草掩盖了野鸟的形体，就像人住在草屋中，能说人是吉兆而草屋是凶兆吗？人进都城，不能说是凶兆；野生植物长在朝廷中，为什么就不是吉兆？野鸡与人是一类。如果说有血气的是吉兆，那么高大的狄人到来，这该是吉兆，为什么要说是凶兆呢？如果认为从边远夷狄地方来的人不吉利，那么介国的葛卢来朝见，这该是凶事了，（为什么鲁君要以礼相待呢？）如果认为草木是凶兆，朱草，蓂荚长出，这该是不吉利的事。朱草、蓂荚都是草，宜长在野外却长在朝廷中，这该是不吉利的，为什么要说它吉祥呢？同是野生的东西，或到来，或长出，都有吉凶两种不同的议论。如果认为朱草、蓂荚是好的草，所以是吉利的，那这是以草的好坏作为吉凶的标准，而不是以草长在都城或野外作为区分好坏的标准。周的时候天下太平，越尝族献野鸡给周公，周公得到以为吉祥，野鸡也是草野之类东西，怎么就认为是吉祥呢？如果以为野鸡耿直有点像士，那么獐也依然有点像君子，公孙术得到白獐，占测怎么就认为是凶兆呢？这样看来野鸡的吉凶还不能知道，那么桑树与穀树的善恶也不可能验证。桑树与穀树或许是好东西，像远方的士将要在殷高宗的朝廷上站立，所以高宗得到吉祥福分，长期享受。
解说灾异的人认为天会降灾祸，用来谴责、警告国王，是确信无疑的。
国王有过错，灾害显现在国家；不改正，灾害显露在草木；再不改正，灾祸出现在五谷；还不改正，灾祸殃及自身。《左氏春秋传》上说：国家将要灭亡，“少有不连续五年粮食丰收的”。灾害在五谷上出现，五谷怎么能成熟呢？不成熟，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可是，上面《左传》说的灾异也有国家将亡而五谷丰收作应验的。可见五谷不成熟，或许是灾祸，或许是福分。是祸是福的情况并不能知道，那么关于桑树穀树的说法怎么能断定呢？著书立说的人写在书上的都说：“天降谷子是凶兆。”传书上说：“苍颉创造文字，天降谷，鬼夜哭。”这是说明天降谷是坏事的感应。“成谷之道”，从天降下适合五谷生长的风雨，作为对人事的应和，尚且还说它是吉兆，何况现成的谷物随雨而降呢！极认真地研究考查一下，为什么是凶兆？风调雨顺就五谷庄稼成熟，否则遭受灾害。风调雨顺，是五谷丰收的道理，为什么说它是凶兆？丝织成帛，线织成麻布。赐人丝、线，尚且算厚重，何况是用织好的帛与织好的麻布赠送人呢！那丝线如同风雨，帛布就像成熟的五谷。赐给人帛不认为是凶兆，天给人谷子为什么就认为是凶兆呢？看来天降谷的吉凶不能够断定，那么关于桑树穀树的说法是否正确也不能知道。
假使畅草长在周朝时候，天下太平，倭人来贡献畅草。但畅草也还是草野之类的东西，跟那桑树穀树有什么两样？如果以为夷狄贡献的就是吉利，那么假使畅草长在周王的朝廷中，能说它不好吗！畅草可以用来造酒，芬香畅达，要祭祀的时候把畅酒洒在地上，能求神降临。假设本来长在周朝，那与特别茁壮的禾、朱草、蓂荚之类没有区别。然而桑叶可以喂蚕，蚕吐丝，丝织成帛，帛做成衣，穿着它进入宗庙就成了朝服，这与畅酒没有区别，为什么认为它是凶兆呢？卫献公的太子去灵台，蛇缠绕他车子左边的车轮。驾车的人说：“太子赶快下拜。我听说国君的儿子遇到蛇绕在车的左轮上的，就很快要做国君。”太子始终不下车，直返回到住处。驾车的人遇见太子，太子说：“我们说做部下的，应该尽量对君主恭顺，不要搞私利，要恭顺严肃地接受君主的命令，不能扰乱君主的安宁。现在我要是做了君主，这国君就失去了安宁。只看见做君主的私利而忘掉国君安宁。这不是做儿子的道义。为了得到君位就下拜，这不是君主希望的事情。舍弃做儿子道义的不孝，背逆君主希望的则不忠，你想要我干这事，大概是希望我的国家发生危险已明显表现出来。”于是要拔剑自杀，那个驾车的赶忙阻止他却没有能制止住，终于用剑自杀而死。那蛇绕左边车轮，明明是为了太子赶快取得君。位，这样太子该不死，献公该早死。如今献公不死，反而太子用剑自杀，可见驾车人的预言，是庸俗的假话。或许蛇是太子要死的凶兆，驾车的相信了庸俗的预言，所以违背了吉凶的真实情况。看来桑树穀树长在朝廷上，与蛇绕左边车轮相类似。蛇的到来实际是凶兆，驾车的却认为是吉兆。桑树穀树的生长实际是吉兆，而祖己又认为是凶兆。
禹南渡长江，看见有黄龙驮着一只船，船中的人，惊恐得六神无主。禹却笑着自称说：“我从天那儿承受了命令，尽力为百姓操劳。活着，像寄身在外；死了，就像回到家里，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我看龙就同蝘蜒差不多。”于是龙离去而灾祸消除。考察从古到今有龙来都是吉兆，而禹独说黄龙是凶兆，是他看见那黄龙驮船，船中的人惊恐的缘故。拿桑树和穀树跟龙相比，对吉凶的看法虽然相反，但大概相类似。野生植物长在朝廷中，如果是凶兆的话，那大概有如把黄龙驮船是吉兆说成凶兆一样。看来桑树和穀树长在朝廷中，本来是吉兆，因而殷朝没有灭亡。
晋文公快要与楚成王在城濮大战，彗星出现在楚国天空，彗星的柄在楚国一边，晋文公就这事询问咎犯。咎犯回答说：“用扫帚当武器去进行战斗，把它倒过来用的人得胜。”晋文公梦见跟楚成王搏斗，成王在上面吸他的脑髓。又以此事询问咎犯，咎犯说：“君王得到天的帮助，成王低头认罪，打仗肯定要大胜”。晋文公听从了他的话，大败楚军。那时要是晋文公去问平庸的臣子，肯定说：“打不赢。”为什么呢？因为彗星不是吉兆，而搏斗时处在上方也不是凶兆。对桑树和穀树出现的预言，是凶兆，就同晋国处于彗星尾端，晋文公与楚成王搏斗时被压在下边，认为是凶兆一样。然而桑树与穀树的出现是吉兆，大概就像处于彗星尾端，脸向上这种奇异的征兆一样，（表面看来是凶兆，其实是吉兆），所以殷高宗在位长久，殷朝没有灭亡。假使晋文公不去问咎犯，或者咎犯不明白那是吉兆，打仗能大胜，世人就会说：“晋文公以最贤良的德操，打败了楚国的无道之师。天上虽然出现凶兆，睡觉又做恶梦，尚且能泯灭凶象消除恶梦而得到福分。”殷朝没有咎犯那样具有特殊才智的人，而只有祖己这种相信一般占卜的人，所以关于桑树与穀树出现于朝廷的记载，一代一代相传不绝，于是变祸为福的说法，至今没有被确定下来。
《论衡·卷十七·是应篇》文言文及翻译
原文
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硃草、醴泉、翔〔风〕、甘露、景星、嘉禾、诟、蓂荚、屈轶之属；又言山出车，泽出舟，男女异路，市无二价，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颁白不提挈，关梁不闭，道无虏掠，风不鸣条，雨不破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黄龙、骐驎、凤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瑞应之物，或有或无。夫言凤皇、骐驎之属，大瑞较然，不得增饰；其小瑞征应，恐多非是。夫风气雨露，本当和适。言其〔风〕翔、甘露，风不鸣条、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言男女不相干，市价不相欺，可也；言其异路，无二价，褒之也。太平之时，岂更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异乎？太平之时，无商人则可，如有，必求便利以为业。买物安肯不求贱？卖货安肯不求贵？有求贵贱之心，必有二价之语。此皆有其事，而褒增过其实也。若夫诟、蓂荚、屈轶之属，殆无其物。何以验之？说以实者，太平无有此物。
儒者言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谛危摇鼓生风，寒凉食物，使之不臰。夫太平之气虽和，不能使厨生肉冢以为寒凉。若能如此，则能使五谷自生，不须人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冢何不使饭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灶乎？凡生谡撸欲以风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谝苑缰乎？厨中能自生冢则冰室何事而复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冢须手摇之，然後生风，从手握持，以当疾风，诓还亩，言诟自鼓，可也？须风乃鼓，不风不动。从手风来，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须诟？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论之既虚，则诟之语，五应之类，恐无其实。
儒者又言：古者蓂荚夹阶而生，月朔日一荚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荚；於十六日，日一荚落，至月晦，荚尽，来月朔，一荚复生。王者南面视荚生落，则知日数多少，不须烦扰案日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荚以为日数，何不使荚有日名，王者视荚之字则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数，不知日名，犹复案历然後知之，是则王者视日，则更烦扰不省蓂荚之生，安能为福？夫蓂，草之实也，犹豆之有荚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陨零，万物皆枯，儒者敢谓蓂荚达冬独不死乎？如与万物俱生俱死，荚成而以秋末，是则季秋得察荚，春夏冬三时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荚，於十六日荚落，二十一日六荚落，落荚弃殒，不可得数，犹当计未落荚以知日数，是劳心苦意，非善佑也。使荚生於堂上，人君坐户牖间，望察荚生以知日数，匪谓善矣。今云“夹阶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称尧、舜高三尺，儒家以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荚生於阶下，王者欲视其荚，不能从户牖之间见也，须临堂察之，乃知荚数。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於扆坐，傍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且凡数日一二者，欲以纪识事也。古有史官典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数荚？尧候四时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时气，四星至重，犹不躬视，而自察荚以数日也？
儒者又言：太平之时，屈轶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状，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圣王则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圣王莫过尧、舜，尧、舜之治，最为平矣。即屈轶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来辄指知之，则舜何难於知佞人，而使皋陶陈知人之术？《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逾贤圣也。狱讼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轶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听讼，三人断狱乎？故夫屈轶之草，或时无有而空言生，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圣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轶能指佞人， ”百官臣子怀奸心者，则各变性易操，为忠正之行矣，犹今府廷画皋陶、<角圭><角虎>也。
儒者说云：觟<角虎>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曰：夫觟<角虎>则复屈轶之语也。羊本二角，觟<角虎>一角，体损於群，不及众类，何以为奇？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案能与贲，不能神於四足之龟鳖；一角之羊何能圣於两角之禽？
狌々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天性能一，不能为二。或时觟< 角虎>之性，徒能触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恶受罪者之不厌服，因< 角圭><角虎>触人则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没齿无怨言也。 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觟<角虎>能触谓之为神，则狌々之徒皆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祸福，无不然者。如以觟<角虎>谓之巫类，则巫何奇而以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到孟津之上，杖钺把旄，号其众曰： “仓兕！仓兕！”仓〔兕〕者，水中之兽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仓〔兕〕害汝，则复觟<角虎>之类也。河中有此异物，时出浮扬，一身九头，人畏恶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缘河有此异物，因以威众。夫< 角圭><角虎>之触罪人，犹仓〔兕〕之覆舟也，盖有虚名，无其实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
又言太平之时有景星。《尚书中候》曰：“尧时景星见於轸。”夫景星，或时五星也，大者岁星、太白也。彼或时岁星、太白行於轸度，古质不能推步五星，不知岁星、太白何如状，见大星则谓景星矣。《诗》又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亦或时复岁星、太白也。或时昏见於西，或时晨出於东，诗人不知，则名曰启明、长庚矣。然则长庚与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时，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类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复更有日月乎？诗人，俗人也；《中候》之时，质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时，太白经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见之，则亦复名之曰景星。《尔雅》《释四时章》曰：“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气和为景星。”夫如《尔雅》之言，景星乃四时气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尔雅》之书，《五经》之训，故儒者所共观察也，而不信从，更谓大星为景星，岂《尔雅》所言景星，与儒者之所说异哉？《尔雅》又言：“甘露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醴泉乃谓甘露也。今儒者说之，谓泉从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说相远，实未可知。案《尔雅》《释水》章：“泉一见一否曰瀸。槛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悬出，悬出，下出也。”是泉出之异，辄有异名。使太平之时，更有醴泉从地中出，当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释四时章》中，言甘露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从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
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风起，甘露降。”雨〔霁〕而阴曀者谓之甘雨，非谓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论，甘露必谓其降下时，适润养万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饴蜜者，俱太平之应，非养万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饴蜜者，着於树木，不着五谷。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时，土地滋润流湿，万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尔雅》且近得实。缘《尔雅》之言，验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树木，察所着之树，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异於《尔雅》之所谓甘露。欲验《尔雅》之甘露，以万物丰熟，灾害不生，此则甘露降下之验也。甘露下，是则醴泉矣。
翻译
俗儒谈论太平之时的祥瑞，都说那时的瑞气和祥物卓越异常，如朱草、醴泉、祥风、甘露、景星、嘉禾、萐莆、蓂荚、屈轶这类瑞物。又说山里出现神车，水泽出现神马，男女各行其道，集市上没有两种价格，耕田的退让田界，行路的人互相让道，头发花白的老人没有提着东西走路的，关口桥梁不设关卡，路上没有抢劫的现象，风柔和得不让树枝发出声音，雨水不会冲坏土块，五天刮一次风，十天下一次雨，瑞应之物极美，出现了黄龙、麒麟、凤凰。俗儒的谈论，有些称美过分超出了实际。瑞应之物，也许有也许没有。说凤凰、麒麟这类瑞物，因为这些是很明显的大祥瑞，不必夸大修饰，那些小瑞物的征兆，恐怕很多不是事实。
风气雨露，本来应当调和适时。说那些柔风祥瑞露水甘甜，柔风不会让树枝出声，雨水不会冲坏土块，是可以的；说它五天一次风，十天一场雨，就夸张了。风雨即使适时而来，也不能完全按五天、十天这样的数字规定。说男女互不相犯，市价不互相欺骗，是可以的；说它男女分道而行，集市没有两种价格，就夸张了。太平之时，难道会另外给男女各修一条路吗？不另外修路，男女在一条路上行走，怎么能够异路呢？太平之时，没有商人则罢，如果有，必然会把赚钱图利作为经商的目的，买东西怎么肯不求买便宜的呢？卖东西怎么肯不卖高价钱呢？有求卖贵买贱的心思，必然就有讨价还价的话语。这都是有过的事实，而俗儒夸大得超过实际了。如萐莆、蓂荚，屈轶这类东西，大概是没有的。用什么来证明呢？可以用实际情况来说明，太平之时并不存在这些东西。
俗儒说萐莆生长在厨房中，是说厨房中自己长出了萐莆，薄得像扇子一样，摇动产生风，让食物冷却，使它不腐烂变味。太平之气即使谐和，也不能使厨房里长出萐莆，并用它来让食物冷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就能使五谷自己生长出来，不必要人去栽种它们了。太平之气能够让厨房里自己长出萐莆，为何不让饭自己在甑子中蒸熟，火在灶里自己燃烧起来呢？凡是长出萐莆，是想要用它扇风吹冷食物，为何不让食物自己不腐烂变味呢？何必要长出萐莆来吹冷食物呢？厨房中能自己长出萐莆，那么冰室为什么还要采冰用来冷藏食物呢？
人们在夏天拿着扇子，必须用手摇动扇子，然后才能产生风。用手轻轻拿着扇子，迎着大风，扇子也会摇动。那么说萐莆自己会摇动，也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有风它才会摇动；没有风，它就不会摇动。既然把手放松要等风来扇子才会摇动，那么这风本身就足以吹凉厨房里的食物了，何必还要萐莆来扇风呢？世上传说燕太子丹使西斜的太阳再回到天空正中，天上下粟雨，乌鸦的黑头变成白头，马头上长出了角，厨房门上雕刻的木象生出肉脚来，评论它既然是虚妄的说法，那么关于萐莆的传说，也就如上述五种感应的传说同属一类，恐怕并没有这种事情。
俗儒又说：“古代的蓂荚沿着台阶的两旁生长，每月初一开始，一天长出一片荚来，到十五天就有十五片荚，从十六日起，每天落一片荚，至月底荚全部落完。第二个月的初一，一片荚再长出来。帝王朝南坐着看荚的生长脱落，就知道日子数目的多少，不必费事去查看日历来弄清日期。”上天既能够让荚长出来作为记日数的东西，为什么不让每片荚上有日子名称，帝王看到荚上的字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只是知道日子数，不知道日子的名称，还要再查看日历然后才能知道，这样帝王看日子不就更麻烦而不清楚了，蓂荚的生长，怎么能带来福呢？
蓂荚，是草的果实，如豆有豆荚一样。春夏季不结豆荚，豆荚的产生必定是在深秋之时。冬天非常寒冷，霜坠雪落，万物都枯萎了，俗儒能说唯独有蓂荚到冬天不死吗？如果与万物同样生长同样死亡，荚要在深秋才能长成，这样就只能在秋末考察蓂荚，春夏冬三个季节就不能考察了。而且十五天生十五片荚，在第十六天开始落荚，第二十一天落六片荚，落下的荚已散弃消亡了，不可能得到它的数目，还需要计算没有落下的荚才能知道日子的多少。这样劳苦心思，并不是什么有益的天助。
假使蓂荚生在殿堂上，君王坐在门窗之间，观察蓂荚的生长情况以此知道日子的多少，这才差不多可以说是有益的了。现在说蓂荚沿着台阶生长，就是长在殿堂之下了。君王的殿堂，墨子说尧、舜的殿堂高出地面三尺，儒家认为这还说得太低了。假使殿堂就是这样吧，高出地面三尺的殿堂，蓂荚长在台阶下，君王想看这些蓂荚，是不能够从门窗之间看到的，必须到堂前才能看见它，才会知道有多少片荚。起身去看殿堂下的蓂荚，这和把日历挂在君王座位附近，君王向旁一看就能见到相比，哪一个更方便些呢？天生祥瑞之物是想以此来使君王快乐，必须起身查看才知道日子多少，这是上天生出麻烦的东西给帝王添累赘啊。
况且蓂荚是一种草，君王的殿堂是他早晚要坐的地方，古代的人虽然生活朴实，宫室里面，长草了就要锄掉，怎么能够长出蓂荚来并让人可以从月初到月底都去数它呢？而且凡是计算日数的'目的，都是为了用来记事。古代有史官主管历法负责记日，君王为什么要亲自去数荚片呢？尧要测定四季的中分之日，就授命曦、和他们四人观测四座星宿据以测定四时和节气。观察四星的出现事关重大，君王尚且不亲自去观察，反倒会亲自去察看荚片来计算日子吗？
俗儒又说：“太平之时，屈轶生长在殿堂的台阶下，形状像草一样，主要指明谁是佞人。佞人进入朝廷，屈轶就在殿堂的台阶下把他指出来，圣王就知道佞人在什么地方了。”上天能够有意识地生长这种东西来指出佞人，不让圣王天生就能识别佞人，或者使佞人根本不能出生，一定要再另外生出一种东西来指出佞人。为什么上天这样不怕麻烦呢？
圣王中没有谁能超过尧和舜，尧舜治理之时，天下最为太平。如果屈轶已经自己长在殿堂的台阶下，佞人来了，就指出来让人知道他，那么舜对于识别佞人又有什么困难，而要让皋陶陈述识别好人坏人的方法呢？经书上说：“能理解人就显得明智，连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人都含有五常之气，语言气息互相沟通，尚且还不能互相了解。屈轶，不过是一种草，怎么能够了解谁是佞人呢？如果俗儒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太平之时，草木的智慧就超过圣贤了。
打官司总有对有错，就人的情理来说也有理亏与理直，为什么上天不让屈轶直接指出那个有错而理亏的人，而一定要费尽心思去听取双方的申诉，判决以后还要等三天才定罪呢？所以屈轶这种草，或许根本没有而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或许真有这种草而捏造说它能指出佞人。假定这种草能指人，也可能是这种草生来见了人就会动。古人思想单纯，看见能动的草，就说它能指人，能指人，就说它能指出佞人。司南之杓，把它放在地上，它的柄能指向南方。鱼肉腐烂后生的小虫，落在地上后往北爬，这是虫的本性如此。现在草能指人，也是天性如此。圣人因为草能指人，就宣扬说：“殿堂阶下有屈轶，能够指出佞人。”百官臣子中有怀奸诈之心的人，就各自改变品性和操行，变为忠诚正直的品行。好比现在衙门里画着皋陶和觟……来威吓罪人一样。
俗儒说道：“觟……是一只角的羊，天生就能识别有罪的人。皋陶审理案件，对那些怀疑有罪而难以肯定的人，就让羊去触他，如有罪羊就抵触，无罪羊就不抵触。这大概是天有意生下来的独角怪兽，帮助法官检验疑案，所以皋陶很敬重羊，时刻都要侍奉它。这就是神妙奇特的瑞应一类的东西。”
王充说：有关觟……的说法仍旧是重复有关屈轶的说法。羊本来有两只角，觟……有一只角，形体上与一般的羊有所残缺，还不及同类，有什么神奇呢？三只足的鳖叫“能”，三只足的龟叫“贲”。考察能与贲并不比四只足的龟和鳖神奇，一只角的羊怎么会比两只角的更神圣呢？猩猩能知过去的事，喜鹊能知未来的事，鹦鹉能学人言，这些禽兽天生各有一种本领，不能再有第二种本领。
也许觟……的天性只能触人，不一定能知道谁是罪人，皋陶想把事情神化来帮助他处理政务，又讨厌判刑的人不心服，就借助觟……用角触人来判人的罪，意思是让人畏惧它而不犯法，判了刑的人终生不会有怨恨的话。动物的天性各自有所知道的东西，如果认为觟……能触人就说它神奇，那么猩猩之类都应该神奇了。巫师能知道吉凶，是替人预测祸福的，没有人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把觟……也说成是巫的一类，那么巫有什么神奇之处值得赞美呢？这都是人们想把事情神化以便施行教化。
师尚父任周代的司马，率领军队讨伐纣王，到达孟津渡口上，执钺握旗，号令他的部下说：“河中有仓兕！”仓兕是水中的一种怪兽，善于弄翻人乘坐的船。师尚父要借助神力来鼓动将士，想叫他们尽快渡河，说不快渡河，仓兕要祸害你们，这也是重复关于觟……一类的说法。河中有这种奇异的动物，有时浮出水面扬起身子，身上有九个头，人们又害怕又厌恨它，其实它不一定会弄翻人坐的船。尚父因为河中有这种奇异的动物，就借它来威慑众将士。觟……能触有罪的人，如同仓兕能弄翻船一样，大概徒有虚名，并没有什么实际效验。人们畏惧怪奇之物，所以就凭空把它夸大。
俗儒又说太平之时有景星出现。《尚书中候》上说：“尧的时候曾经有景星出现于轸宿所在的位置。”景星，或许就是五星。其中最大的就是木星和金星。或许那个时候正是岁星、太白星运行到了轸宿所在的位置上，古人头脑单纯不能推算出五星运行的度数，也不知道岁星和太白星是什么样子，出现大而亮的星就说是景星了。《诗经》上又说：“东边有启明星，西边有长庚星。”或许也是再次出现的岁星和太白星。或是黄昏时出现在西边，或是清晨出现在东边，诗人不明白，就叫做启明星、长庚星了。
然而长庚星与景星相同，都在五星之中。太平之时，日月分外明亮。五星，与日月同属一类。如果太平之时会另外出现景星，可以再另外出现日月吗？诗人，只是平常的人；《尚书中候》所记的时代，是质朴的时代，都不明白星的运行。王莽的时候，太白星横贯天空，明亮得如同半弦月，假如不明白星的运行的人看见它，就又再会称它做景星。
《尔雅·释四时章》上说：“春天万物开始生长，夏天万物兴盛，秋天收获农作物，冬天万物安定宁静。四季之气调和就称为景星。”按照《尔雅》上的说法，景星是四季之气调和的名称，恐怕不是指依附在天空的大星。《尔雅》这本书，是用来训诂五经的，是儒者共同钻研的书，反而不信服它，另外称大星为景星，难道《尔雅》上说的景星与儒者说的景星不同吗！
《尔雅》上又说：“甘露及时降下，万物因此得到好处，就叫做醴泉。”醴泉说的是甘露。现在俗儒的说法，称泉水从地中出来，它的味道甜得像甜酒一样，因此叫做醴泉。两种解释相差甚远，确实不容易弄明白。考察《尔雅·释水章》：“泉水一会儿出现一会又没有了叫‘瀸’。喷泉水直喷出来。正出，就是喷涌出来的意思。沃泉水从上往下流出。悬出，就是从上面流出的意思。”这类泉水流出的情况不同，就有不同的名称。如果太平之时，另外有醴泉从地中流出来，应当在这一章中说到它，为什么反而记载在《释四时》这一章中，说甘露是醴泉呢？如果这样，俗儒说醴泉从地中流出，又说甘露的味道很甜，就不可信了。
俗儒说：“道德达于上天，能感动上天使日月分外明亮，星辰不偏离运行的轨道，祥风吹来，甘雨普降。”雨停后天阴刮小风这种雨有利于农事就叫做甘雨，并不是说雨水的味道是甜的。据此推论，甘露必然是说它降下的时候，恰好滋润养育了万物，不一定露的味道是甜的。也有露水甜得像蜜糖一样，这都是圣王太平之时应和出现的祥瑞，并不是《尔雅》上说的那种滋养万物的甘露。用什么来证明呢？考察一下像蜜糖一样甜的露水，都是附在树木上，而不附在谷物上就可以证明了。那些味道不甜的露水，它们降下时，土地全都滋润，万物沾蒙恩泽，普遍受惠。
据此说来，《尔雅》上的解释比较接近实际。根据《尔雅》上的解释，对实物进行验证，考察味道甘甜的露水降下附着在树木上，察看甘露附着过的树木，并不比不附着甘露的树木更茂盛。然而儒者现在所说的甘露大概不同于《尔雅》上所说的甘露。要想验证是不是《尔雅》上所说的甘露，用农作物饱满成熟，灾害没有发生作为标准，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甘露下降的证明。甘露降下来，这也就是醴泉了。
【文言文《论衡·卷五·异虚篇》原文及翻译】相关文章：
论衡·卷六·福虚篇的原文及翻译06-13
论衡·卷四·变虚篇的原文及翻译06-13
论衡卷六龙虚篇原文及翻译06-14
论衡卷十七指瑞篇文言文原文及翻译06-13
论衡卷一逢遇篇的原文及翻译06-13
论衡·卷十五·变动篇的原文及翻译06-13
论衡卷十一谈天篇原文及翻译06-14
《论衡卷二十四卜筮篇》 文言文原文及翻译06-15
论衡书虚篇文言文阅读答案及翻译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