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寥寥数语，道出了琅琊山的无限风流，而“东晋王家住此溪，南朝树色隔窗低”(唐·顾况语)不经意间点出了“东晋元帝以琅琊王渡江尝驻此山，故溪山皆有琅琊之号。”(宋·王禹偁语)的历史渊源。
琅琊山有亭、有殿、有寺，分属儒、道、释三宗，俱有些来历。一条琅琊古道，以青石板依山势铺就，婉蜒而上，如线穿珠，系了三处名胜。三教中人，各有朝圣去处。
无梁殿，初建于东晋。司马睿称帝后，“玉辇来游，衣冠晋代”，后因道教盛行，“帝迹留为梵王屋”(明·文征明语)，毁于战火久矣。元末疆土辽廓，民族大融合，建筑亦大融合，于故地复建古殿。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无梁殿，整体属于道教建筑，但五个拱门上却是典型的伊斯兰教风格门券装饰，具有非常明显的元代宗教建筑特色。这大概也是它处宗教建筑中少见的，所以有人戏称，琅琊寺也可称为儒、道、释、回四教合流之地。
琅琊寺也是由来已久，唐大历年间(771年)，太子庶子、淮南路刺史李幼卿与僧法琛禅师初建，代宗皇帝赐名“宝应寺”，佛教香火日盛。韦应物躬问椤伽，开一方文化先河;吴道子手绘观音，成就为镇寺绝碑。斗转星移，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宋太宗为寺院御赐匾额，易名“开化禅寺”，奉安太祖画像遗容于寺中御书阁，琅琊寺再度辉煌。慧觉师说法布道，史列“二甘露门”;崇定师垒塔四九，供奉佛家舍利。智仙师建亭，欧阳修写就千古华章;《二生经》传世，张方平演绎释家轮回。律宗开坛、民国四碑，铭记皓清、达修中兴之功;钟楼莲道、白玉观音载下政府、民间护寺之殷。
信步古寺，六朝古松、名泉幽洞聆听山间风雨;摩崖石篆、残亭旧阁见证历史沧桑。巍巍琅琊古寺，数易其名，数易其宗，因其源远流长，列身全国二十四座重点寺庙之中。
沿山道逶迤而下，深秀湖如一面明镜镶嵌在青山绿树丛中，清澈可见，给琅琊山增添了诸多的妩媚和空灵，湖畔有亭名唤蔚然，一亭一湖，相映成趣。
一脉醉翁文化，琅琊灵秀天下。走过酿泉，洗却凡尘，跨过一扇古朴之门，便和宋朝迎面相逢。
亭是清时里人薛时雨募资重建，风格也未必还是当时风格，但摩崖上“醉翁亭”三个大字，便将这一方空间永远定格在叫做北宋的那个年代。仿若又见当年大守在此把酒临风，一脉醉意，淋漓千古至今。
此处建筑已非最早的孤亭一座，后人敬慕前贤，依亭陆续构有多处园林小筑，人称“醉翁九景”，我来观之，当以醉翁亭、意在亭、古梅亭、影香亭、六一亭、怡亭之六亭为最，尽皆文酒风雅的余韵。正所谓，山行数里，亭影不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千年只是刹那，亭边过客匆匆。世人每每吟咏“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不少人望文生义，给一些人云亦云的评述，更有甚者演绎出落魄贬官在山水间呼酒买醉的画面，自以为读懂了醉翁。今次再访，不禁慨叹：试问千年亭边客，几人真正识醉翁?
中国文人历来有天下情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的政治理想常常不自觉要承当起为帝王师的使命，乍入朝堂，意气风发，以为无事不可为，每每纸上屠龙，一旦遇到挫折，或寄情山水，或忘情佛老，或纵情丹酒，就此一退千里，只要独善其身，全无了当初襟怀天下的雄心。
拾阶登亭，亭中有联：饮既不多，缘何能醉;年犹未迈，奚自称翁。白云千载，谁来作答?
“醉”对中国文人来说，是一种文化姿态，人生方式。“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不愿沉醉，坚持痛苦地清醒，却遭放逐，只好投江自表，因此后来的文人失意后都不愿清醒，而是借酒买醉。陶渊明“性嗜酒……期在必醉”;李白“与尔同销万古愁”，却“借酒销愁愁更愁”;柳永“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苏轼有感于“人世间生如梦”，因此“把酒问青天”……
回头看看欧公临滁足迹，“宽简”治政，唯愿年丰。引导州民勤劳耕作、开辟教场集训州兵、扩建州城御敌防寇，“率人甚勤，备灾甚谨，自勉甚笃，劝农节用，均丰补歉，虽有水旱之年，无有饥之民。”应当说欧公知滁，政绩斐然，在他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写道“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在这样的为政之暇，先建丰乐亭之与民同乐、续建醒心亭之放怀旷野、最后才有醉翁亭之“太守醉也”，难怪后人评价“盖公之于滁，非徒山水之娱”。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为政以宽，人民和乐，百姓安居，始能“负者歌于途……往来而不绝”，滁人出游之乐，实乃欧阳修的政绩之乐。在宴饮宾客的描写中，宕开一笔，从捕鱼酿酒写起，宴饮所需饮食素材皆就地取才，不假外求，意在夸滁州的富足，宴饮的野趣，又更有政治清明，与民同乐的自得意味。
欧阳修的“醉”是陶醉，“醉”是表象，“乐”是实质。先生自己在《赠沈遵(并序)》中作了这样的注解“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联想到先生在《醉翁亭记》本身也写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潇洒达观的生活情趣和政治理想的追求中，那一丝隐隐的痛和冷，不经意地隐现在字里行间。由此不难解读一代鸿儒作为京官下任的清高自况，文人士大夫“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芳自赏跃然纸上，可谓以“醉”写“醒”。
先生的朋党、同僚富弼曾这样写道“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谪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年耆同”，这或许是对“醉翁”二字最好的注解。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与“通儒言，有戒行”的智仙虽然相交甚愉，欧公却没有走进寺里，忘情佛老。他望了望留恋的醉翁亭，“归而宾客从也”。离滁后，相继知扬州、颖州、应天府(商丘)。至和元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佑二年二月，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一变北宋文风。嘉佑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等职。欧公曾自谓“我昔被谪居滁州，名虽为翁实少年”，“国恩未报惭禄厚，世事多虞嗟力薄”，“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壮心不已可见一斑。离开醉翁亭的欧阳修，行走在实现自己早年兼济苍生的理想道路上，这或许才是欧公陶然的醉境吧。
欧公的学生曾巩曾有一段对先生的公允评述“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傍，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
解读欧公醉文，尽抒旷朗心声，才气横溢，直面挫折的锐气亦隐然可见，每每感佩于先生历越千年仍然炽热无比的赤子情怀。
少时读《醉翁亭记》，以为欧公是以酿泉为酒而醉于山水，如今却惊觉欧公实是以山水为酒而醉于苍生也，可谓醉道不醉酒，陶然在苍生。
出得亭来，看古道苍茫，遥想欧公当年，正是由此路下山走向历史深处。而今吾辈登临，是否也能感悟即便偶有挫折，亦当不避不弃，怀藏希望的火种，期待着下一次的出征，则山水之乐而外，当不枉醉翁亭之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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