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瘙子。
张爱玲，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名门。1942年开始职业写作生涯。40年代上海著名女作家，创作擅长心理分析。1952年赴香港。1966年定居美国，后死于公寓。
张爱玲主要作品：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长篇小说《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父母离异，给予了年幼的张爱玲严重的恋父情结和“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的写作背景，导致少年成名的张爱玲终因与滥情文人胡兰成的一段感情纠葛而在人生中留下了污点，幸而原则的存在，两人结束了三年的感情。胡的离开曾让张被市井唾弃为“吉普赛女郎”，然而张爱玲以旧骄傲的活着，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任凭游思的笔端在那个注定为她而打造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因为她是个上海女人。她蒙蔽的内心成就了了她最擅长的心理写作，也成就了一个看似平凡的女性喊出了新时代女人的含义。
而最能体现张爱玲人生不同时期与写作的照应，便是其笔下的上海与女人。“上海该是张爱玲的“本命城”吧。正如鲁迅靠鲁镇，沈从文靠湘西一样，张爱玲靠的是上海。上海是个充满传奇的世界，而张是传奇中的奇葩一束。是她把上海的传奇推至到了巅峰，也是上海把她的传奇发挥到了极致。与其说是上海中的张爱玲，倒不如说是张爱玲的上海。“出名要趁早呀。”这是张早年的迫切心声，怜惜她的上海，也就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有才气的女子很才气的火了一把。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盛况令所有上海人震惊，无不驻目她的冷艳与才情。“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上海上空爬满了政治风暴。胡兰成的政治沦落与逃亡，让张的政治立场蒙上了迷雾。张是为上海而生的，上海是该为张辉煌的，她不该也不想离开上海。因她的尴尬政治地位及胡的爱情倒戈，具有政治洁癖的才女做出了绝望的选择——离开上海。这是张的悲哀，又是上海的悲哀。有人说她是乱世中的传奇，世不乱了，她也就该寂寞地走开。
颠沛流离的余生，让她也知道了唯有上海才是她的人生亮点。可是，上海让她伤透了心。不愿，不愿，重提旧伤泪两行，所以她一直就曾回头看一眼上海。上海是水，张是水中的鱼，鱼水相恋才泛起美丽的涟漪。鱼儿涸死了，水流的全是眼泪。张就那么客死他乡，上海也就那么真切地悲恸一场。张一落笔，就是满篇铺陈的作品;刚一抬头，就是一场热烈的爱情;一声叹息，就是一场无奈;而上海刚一你低眉，就失去了张的才气和盛气!”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被人们称为东方冒险家乐园，因为上海的沉沦让这个古怪的女孩有了一个狂想的童年，同样也成就了她的天才梦。少年时期的生活禁锢了她拥抱这个城市的欲望，正如她在《天才梦》中提及“西湖与苏州河”的桥段，然而少年的“禁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海派传奇的诞生。在张的笔下世界里香港上演了一场倾城之恋的无奈悲剧，然而上海是重要的转折点。也许无论走到哪抹不去的是上海这片蓝天下赐予了张不同凡人的才情，也因少年的封闭让日后青春时期的张学会了独立，获得了自由。也因上海，她有了自信，也唯有上海才能恢复她成为特别的人的自信和勇气。因为上海的十里洋场，她看到了她笔下女人们的影子。因为上海，张爱玲的文字成为了一种历史。因为张爱玲，上海与上海的女人们更加隽永。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一位小说家，她写上海，因为"上海(三十年代)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它与周围世界的强烈反差，提供了北京所不能提供的对文学的刺激力"。她描写她所熟识的中产阶级伦理道德(婚姻形态)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在传统和现代文化转型期的痴男怨女。“张爱玲”这三个字便包蕴了那个时代上海所有的华靡与奇情，纷红骇绿。她走到哪里都带着上海的繁华、上海的堕落，上海的不可一世的傲气和自我的毁灭的惨伤。
“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在这人生舞台上远远眺望着，她不是导演，却如同解说，用笔娓娓动听地为我们介绍过去的一场或正在进行的人生戏剧里的诸位角色，确切地说，亦或是审美。她注重介绍的是女性的角色。介绍了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们是如何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她是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群女奴的群像。于是张爱玲便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众多女作家，她是—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固然，观众也是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将要从她的“传奇”生涯里辨认的，但当时的 张爱玲女士，以这种生态观彼时的众生，无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因而也能真实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于是有人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自然，这是我们的解读。所以，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曾被当时的评论家评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这是她用灵魂去读灵魂的所得。”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的比例非常大：美丽、聪明、自私却又只能孤独一生的可悲女子，典型的如七巧(《金锁记》、曼璐(《半生缘》)、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
这一类人物形象是张爱玲无意识地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理论的发展，以葛薇龙为例，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这一句颇有林黛玉当年进大观园的风范，可惜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薇龙的悲剧如果说是由她姑妈所引起的那么薇龙也只不过是梁太太悲剧的延伸，"梁太太是个精明人，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做小姐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给了一个年愈耳顺的富人，专侯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点时候-- 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也不能填满她心里的荒。她需要爱-- 许多人的爱-- 但是她求爱的方法在年轻人的眼光中看来是多么可笑!" 梁太太力排众议可谓大不同于古代女子的三从四德，在现代社会金钱欲望的熏陶下使得她以青春作赌注，赌她丈夫的早死。这一类人物很多，像《金锁记》里的七巧。可是最终她们终于发现了这完全是一个骗局，金钱使她们受了骗。而为爱而嫁的曹七巧也一般，纯真的对爱情幻想换来了的失望变成了黄金枷锁，套住了自己，也套住了别人。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如此种种便使她们在对传统而不得时又深悔自己的过去。在"原罪"意识强化下只能使她们更放纵、更堕落、更畸形。五四时期张爱玲便使用这样的手法去控诉女奴时代的悲哀与无奈。
2：善良、坚强却又命运坎坷的苦命女子，典型的如曼桢(《半生缘》)、家茵(《多少恨》)。 《十八春》中的曼桢的美源于她多了一份知识，朴素与理智溶入。
她似乎是旗袍上少了银丝的女人，但是更雅致了，应该是素雅。她也有在夕阳余辉中的感觉，也有沧桑，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坏人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但在《十八春》之中也让新中国的诞生复苏了人性。曼帧最终去了东北，生命有了方向和目标，这是张以往笔下人物随波逐流所不可能具有的。当然后来张明显感到自身与政权不协调是后话。那个时期张爱玲努力探索思索是不能抹杀的。
3：天真、无知的纯洁少女，典型的如小寒(《心经》)、丹朱(《茉莉香片》)、愫细(《沉香屑·第二炉香》)、潆珠(《创世纪》)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婚前)。
举例：《心经》中小寒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亲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父亲最终和一个与许小寒长的十分相象的女学生同居，从而摧毁了小寒“良好”的打算，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小寒与她的母亲也是分解的两个让人觉得很美的角色，甚至包括其中的绫卿。他们三个似乎成了一个常规的女人的分解。小寒有着爱着自己的父亲的任性，而母亲又有着容忍女儿的母性的宽容。常理中，她们是不被人接受的，然而，在张的笔下，小寒的恋父情节竟没有丝毫的不纯洁，而小寒的母亲也没让人觉得荒唐。这两个女人也是富裕黑夜的底上的，但是，似乎会有一束光照着。也就是在张的笔下，她们才展现了美，多了一份纯洁。也是那个那个年代里张对于美好世界的一种幻想。
4：泼辣、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美丽女子，典型的如霓喜(《连环套》)、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
举例：佟振保第一次见到王娇蕊，娇蕊手上的肥皂沫子溅到振保的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象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佟振保把娇蕊丢在浴室里的头发一团一团捡起来，集成一股塞进裤袋里，“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 其实，王娇蕊和玫瑰、孟烟鹂等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是充当了他的“情欲的测度计”。无论她们怎样，终究可以使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不是自我欺骗的外界压力，而是他的情欲一再地拖着他往下沉，而娇蕊只是情欲的代名词和那个社会中代表佟振保那种思想的映射。她家里养着芙蓉鸟，……也许她不过是个极平常的女孩子，不过因为年轻的缘故，有点什么地方使人不能懂得。也像那只鸟，叫那么一声，也不是叫哪个人，也没叫出什么来。(《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爱玲将女人与“鸟”衔接，以传达出她们人生的毫无生趣、了无生机，这样承担不起自己的命运，与其说是出自自愿，不如说是身不由己。可以说，张爱玲正是因有深切的自我感受和内心凄楚，才在自己笔下的“鸟喻”中有意无意间偷渡了自己的内心。
5：精明、心机深沉、以婚姻为终极目标的女子，典型的如敦凤(《留情》)、流苏(《倾城之恋》)。
举例：《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娇小的身躯，纤细的腰，萌芽的乳，半透明的轻青的如玉的脸，给人的美的感觉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了。因为，那个年代给人的感觉总是打了一个黑夜的底，所有的形象浮在底上显出了一种幽沉的美。她的性格中有对家人的反抗，有对柳原的迎合，有在社会上的挣扎。就是这些，铸就了她的美。她用她善于的女孩子的低头，他有中国女人特有的含蓄，无疑她是美的。然而从另一面来分析，白流苏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仅仅存有“一刹那的彻底了解”，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白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白流苏的矛盾结局使我们认识到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但同样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柳原有这样一段话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让我想到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那时我们还在这墙底下相遇……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张文玲笔下的人物唯一出路被她指出来了，那就是让那时整个世界毁灭，让那种东西文化变态结合的文明消失后的人性之复苏。张爱玲《倾城之恋》之中让战争恢复了人性。
6：下层的劳动女子：典型的如阿小(《桂花蒸·阿小悲秋》)、月香(《秧歌》)、小艾(《小艾》)。
张爱玲的好友炎樱曾说“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得箫调，白天像小孩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她们因为生活的阶层让我们不难发现张对于她们的笔触是居高临下的，有同情有惋惜却没有表面沉默然而背后歇斯底里的挣扎，她们最多的表情是漠然，她们限定的范围只有她们自己，张的描述如此真切，这源于这位上海小姐童年生活的积淀和其本身对于这个世界隐喻。因为生在大家庭，张爱玲幼时常接触的是仆人。她的自传性散文《私语》中对仆人的记忆满怀着一腔亲切。她的妈妈似的佣人“何干”，看小弟弟的“张干”，好玩的“疤丫丫”，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毛物”，这皆是小爱玲给他们起的别号。尤其是那位看小弟弟的“张干”，使小爱玲在偌小年纪便有了一种本能女性意识。张干常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论调，这使爱玲不能忍受，每每要与张干争个清爽。毕竟是幼小孩童，争不过时，便自家发起志愿，一定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小弟弟”。碰到需要问张干的事情，便也执拗地不去问，“为了一种奇异的自尊心”。而这一切又让我们发现在张看似冷艳的笔锋下其实一直保存着一丝温存。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与女人们充斥着一种无奈与悲哀但并不在她的文字里显露出她的追问和挣扎，但她却能把读者的心凿成一眼枯井，又让眼里慢慢地浮起一颗冰凉的泪珠。有的作家可以借助天赋取人生的在义和抵达文学的底蕴，张爱玲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作家，往往也是歧义丛生的作家，各种各样的读者可以因程度不同的智识水平领精髓或攫取片断，而偏偏这些片断也是迷人的。危险正在于此。她可以把一个愚蠢的女人变得更加愚蠢，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爱玲是一个危险的作家。很多女人是无法领略她深刻的那一面的，她的那一面是山的那一面。前段时间，王安忆在《文学报》上有篇短文，说得很好，她说，张爱玲凭着一个天才女性的直觉把人生这个东西看透了，因此而虚无，但她用一些琐碎化解了这种虚无，用王安忆一句很精彩的原话讲，就是“她在虚无的边缘把自己打捞了上来。”对于一般女读者来说，张爱玲的琐碎被曲解和放大了，手段变成目的，并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让众多女人一见倾心，并因此坚定了原本比较模糊的生活信念——这就是投身世俗，拒绝精神的磨砺和升华。
张爱玲的作品中沦陷的大上海下女人在寂寞中的挣扎与无助，未尝不是作者自身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的一种回味与表达，不管是算作夫子自道，还是戴着有色眼镜为别人画像，张爱玲尽其可能绘制了她所认识的女性形象，虽则她们的身份、性情毫无雷同之处，但却同是同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的女性，她们乘着同一辆“女性”的车，受惘惘的命运的挟裹，运行在轰轰的时代的隧道里。而她们留给上海及后世的是张爱玲想表达的那怕跌到梦已碎，依旧要为自己活下去的自信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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