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天才梦》

2022-08-13 张爱玲

  《天才梦》一文为张爱玲18岁时的创作散文,也被她视作自己文学生涯中的“处女作”。 接下来小编搜集了张爱玲散文《天才梦》,欢迎阅读查看,希望帮助到大家。

  天才梦

  张爱玲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侮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饱,爬满了蚤子。

  作品逸事

  为纪念创刊三周年,1939年9月上海《西风》杂志第37期刊出以“我的……”为题目的“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启事”,约定“举凡关于个人值得一记的事,都可发表出来”,要求“内容要实在,题材要充实动人”。时年18岁的张爱玲遂写了一篇一千三百字的《我的天才梦》应征。此文虽尚不及张后来的作品来得老辣,但用语之精警,初现端倪,如末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已成人所共知的名言。

  对于这篇少女佳作获奖的前前后后,张爱玲也是记挂有加,多次解说。

  70年代她编《张看》时,在《天才梦》的末尾加了一段“附记”:“《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较量,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

  张爱玲为此写了《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旧事重提,更明确地表示对当年《西风》征文评奖结果的强烈不满。据张爱玲回忆,征文寄出后不久,《西风》杂志社通知她“得了首奖,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谁知等到收到正式公布的“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也就等于西风所谓‘有荣誉地提及’”。张爱玲还指出:“《西风》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生。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张爱玲不讳言她对此事的耿耿于怀,说此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隔了半个世纪还剥夺她第二次得奖“应有的喜悦”,让她十分“怨愤”。

  作品解读

  《天才梦》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把它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并无不当。

  她从七岁开始写小说,曾写过五回的《摩登红楼梦》,他的父亲很高兴,还代她拟了回目,亲戚来了即向人展示。九岁她就向编辑先生进攻。在《天才梦》发表以前,她的作品只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说,一些作品在她成名后被编者收入了她的集子,如小说《牛》,均可称为“少作”。《天才梦》是她入学港大不久,应《西风》征稿而写的作品。这一年张爱玲19岁,作家梦她已做了十余年!

  《天才梦》发表,却在获奖过程中遭遇了对一个少女来说很重的打击,55年后她对此还耿耿于怀,想来当时对她的刺激不小。这是不是她之后三年时间再也没有创作的一个原因呢?也许。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港大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学业。为了获得能让自己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在学业方面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为此,她是否也控制了创作的欲望,暂时放弃了十几年的文学梦?三年后战争打碎了她的出国留学梦,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她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她“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炼而诞生。

  短短千余字,写尽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早慧、孤独、机智、卓越的文字能力。她的童年所受的教育,她和母亲不能理解难以相容的关系,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理解张爱玲,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作品。

  同时,张爱玲的个性特质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剧意识。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一个疑问,她还没有从成功中建立自信,她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她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她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觉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实现“天才梦”,世俗生活中的无能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她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她的名言,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她的灵魂之中。

  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说到底是她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散文中,她津津乐道人间的世俗生活,其实对她来说,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独体验,她很难与人分享人世间的快乐。她的思想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已被悲剧意识所笼罩,——快乐只能是个人的。因而她倍加珍惜,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她对现世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体察和热爱,她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

  《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它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浓缩了她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她的文学才华。

  《天才梦》是应《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而写的,《西风》的主编是林语堂。张爱玲正处于经济的窘迫之中,她积极地应征了。开始收到杂志社的通知,说获得了首奖,可想见她的兴奋,这是她在报刊上的首次露面,得奖的意义远大于奖金。后来收到全部获奖名单,首奖变成了别人,她排在了末尾。获奖作品出选本时,却又用了她的《天才梦》作为书名。这一事件对她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以至55年后,她还在《忆〈西风〉》中细说了一遍。然而,她的所记却是有误的,甚至当时她对《西风》的证文启示要求也看错了,把5000字内记成了500字内,但我们今天所见的《天才梦》也并非500字内,而是1500余字。至于当时为什么杂志会把她的首奖变更为13名?尽管已有学者做了推测,那也还只是猜测。当事人均已西逝,不得而知了。张爱玲的记忆有误是确实的,变更获奖名次对她形成不小的打击也是深刻而实在的。所幸文学作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不依靠所谓获奖来确定的,时间是最公正而严厉的法官,我们今天还要读被变更了名次的《天才梦》,而奖得首奖的那篇文章已经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天才梦》发表于《西风》,这是她正式发表的处女作,《忆〈西风〉》却成为张爱玲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怎么想也有些宿命的意味!始、终皆与《西风》有关,她敬佩并羡慕林语堂,一直想成为林语堂那样在西方世界有影响的中国文人。这又只是一个梦,她一生的影响力还是在华人圈内。

  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女作家。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1943至1944年,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创作英文小说多部,但仅出版一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1995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去世,终年75岁。有《张爱玲全集》行世。

  主要成就

  小说创作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其小说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张爱玲的小说,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小说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说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识的女性如白流苏、敦凤等,无知识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几乎都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全然没有女性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张爱玲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这就使张爱玲小说由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人生、命运、历史的感悟与思考。

  张爱玲小说对女性内心阴暗面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女人地母般根芽”的伟大使她能够宽恕女人的一切。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创作达到一个新高峰,从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张爱玲还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问题,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选取,使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为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度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张爱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集《传奇》皆有所本,后来的小说更是尊重真人实事。其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间习俗为特色,以对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为叙事重点,并注重传达出苍凉的生命体验,展示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突出为两类市民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赌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静待历史淘汰的遗老遗少;另一类是生长在街头里巷,在繁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安稳却屡遭磨难的小奸小坏的小市民。他们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却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可信的基础。

  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香港之战虽然使白流苏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艺术创作上的败笔。

  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位批评家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风格的卓尔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说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风格,更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张爱玲拥有这样的荣誉,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张爱玲体’。”的确,张爱玲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笔下独特的“传奇”故事,还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张爱玲用古典小说的外壳表现现代的主题,能把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沟通中外,既提高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位,又缩短了现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种种创作技巧使张爱玲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

  对中国文学史的独特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可以不把她称之为文学大师,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小说继承传统又能超越传统,在小说表现技巧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突破,形成了“说书人的构思、冷静的叙述心态、参差对照的写实手法、感觉外化的心理描写、突出的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文体”。这一文体对人们的创作起着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这是她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

  张爱玲信奉经典作家的“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并不断实践。当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关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却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许正因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散文成就

  张爱玲的散文成就也很突出。在张爱玲的散文里,她成功地将感性与理性,具体的当下的人生体验与深刻的哲理思考融于一体。一方面,她的散文讲究世俗情趣,实实在在而又心怀憧憬地透视现实人生,谈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如童年生活、都市生活、男女饮食、生活起居等等,但张爱玲并不过多地迷醉在生活的浅表层面,而是对生活做更深一层的挖掘,对上述的生活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感悟、思考,进而阐释自己对人生的深刻见解,从而使她的散文在情趣之中又带上了理性思辨色彩。

  事实上,张爱玲如此不厌其烦地描写人间生活的琐琐碎碎的人生体验,点点滴滴的人间快乐,正是因为这一切具体的物质生活才是“安稳的人生”的本质,它使生活显得更为真实。张爱玲清醒地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因而她把世俗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

  剖析战乱中的人性是张爱玲散文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张爱玲对人性的看法是偏向于恶的,她更多地描写了现世生活中鲜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体验,并毫不隐瞒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无情。对张爱玲而言,她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从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与温暖,所以她总有无家可归之感。她把这种感觉以理性观念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自己的散文文本之中,然而张爱玲并没有大肆的直接描写这种精神上的荒凉之感,而是更多地或热情或冷峻地描写了她所体的种种感性的家,借此给读者意味深长的启示。在张爱玲看似随意的散文艺术世界里,不断地有她对那个时代的人生、人性、文明的真知灼见闪现出来,于是,情、趣、理三者的水乳交融构成了张爱玲散文的艺术境界。

  张爱玲散文所体现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运用的独特艺术手段分不开。首先,在文体上,她采用了议论小品文的文体。其次,在语言的运用上,她采用的是形象的叙事语言和精警的议论语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个艺术手段就是采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将人物、景物或心情传达得精致、细腻、形象可爱,充满着艺术的韵味和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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