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

2024-06-09 张爱玲

　　导语：作为我国著名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以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巧妙地从音乐艺术的审美视角来揭示作品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构筑小说情节，营造意味深长的意象，增强作品的灵动性、深刻性和艺术表现力，衬托和凸显小说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从而使文字与音乐交融焕发出灼灼光彩，为作品增添了无数超然的意境。下面就从以下几方面来浅析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

　　中国近代作家张爱玲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世家，长达十多年的音乐熏陶和训练不仅使她对音乐有着异乎常人的体悟力，而且还使她对中西文学中蕴含的音乐性有着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以语言技术精湛而著称的张爱玲常在小说中利用音乐的灵动性和丰富性来增强作品的灵动性、深刻性和艺术表现力，以音乐艺术来衬托和凸显小说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使文字与音乐交融焕发出灼灼光彩，为作品增添了无数超然的意境。

　　一张爱玲音乐观对其文学的渗透

　　中国文学脱胎于音乐，诗乐舞一体是华夏艺术的灵魂与核心。西方文学艺术发展也深受音乐艺术的渗透和影响。法国浪漫派诗人最早将音乐因素文学，开启了浪漫文学的新纪元，法国象征派诗人通过音乐来追求朦胧性和暗示性的艺术主张，这一艺术主张使意识流小说深受启发，许多意识流小说家开始将音乐的主导动机转化为小说技巧，用以烘托主人公出场气氛、暗示场景主题、创造循环往复的气氛，也有的小说模拟音乐的复调叙述和交叉多线方法用以解决复杂的时空关系，追求文学作品的节奏感和旋律美。可以说，音乐对中西文学的影响和渗透作用是由来已久的，这也是中西文学发展的共同选择和趋势。

　　张爱玲出生在前清遗老的旧家庭，但却成长于西方文化元素迅速涌入的新时代，深宅老院中的父亲守旧保守、花园洋房中的母亲新潮开放，古典传统文化与现代西式礼仪、传统与洋化、黑暗与光明、监禁与自由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张爱玲的思想，而且还兼容并包的存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八九岁时，张爱玲出国留学的母亲回国，这在带给她温馨甜蜜家庭的同时也带给她最初的音乐熏陶，此后长达十多年的熏陶培养了她对音乐深刻的体悟力，使她深谙音乐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深深地感悟到音乐传达的情绪与形象。张爱玲将她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既实现了音乐对现代小说的全面渗透，又使得其小说语言极富音乐美，如她将极富音乐节奏美的押韵、叠词叠韵、反复等古诗格律运用到作品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自觉吸收音乐艺术、音乐对现代小说全面渗透的新纪元。从文学观念的音乐化到小说语言的音乐化，从音乐形象的直接运用到音乐形象的密植和小说结构的音乐性，小说语言音乐化已成为张爱玲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语言特征。

　　从对音乐家的欣赏来看，张爱玲最喜欢的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肖邦，而是巴洛克时期德国杰出的作曲家、演奏家――“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巴赫。与其他作曲家演奏家相比，巴赫的作品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深刻的哲理性，结构严密、风格清新隽永，他的作品没有庙堂气息、英雄气概，也没有宫廷乐曲的纤巧，有的只是深沉、悲壮和广阔，从这里可以看出，张爱玲更钟情于安稳的人生;从乐器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对绝对悲哀的梵哑铃极为反感，但对略带苍凉之感的胡琴却尤为喜欢，正如她自己说的胡琴的苍凉“远兜远转，依旧回到人间”，这与张爱玲对人生所持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她认为安稳的人生意味着永恒，这样的人生韵味历久弥新，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悲天悯人、没有纯情浪漫、没有残酷冷血、没有热血澎湃，有的只是打情骂俏、勾心斗角、平凡人生里平淡无奇的故事和朴素生活中的微波细澜。由此可见，张爱玲的音乐观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

　　二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

　　1 结构的音乐性。张爱玲小说向来以结构美著称，她的作品常用音乐穿插贯通全文，这不仅使作品结构严谨完整，而且还呈现出独特的音乐结构形式。如《倾城之恋》在万盏灯火和感伤的胡琴声中拉开帷幕，又在咿咿哑哑、万盏灯火的夜晚降下帷幕，这种结构与首尾呼应、起点与终点常落在同一个主音的音乐结构形式相一致。作品开头对主人公白流苏生活状况的描写与多音区对同一音乐主题的反复表现相类似，而白流苏在上海与香港间的多次往返则与音乐的回环演进进程相似，结尾处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兜兜转转、分分合合以及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与音乐循环往复的时空观相一致，奏响了一曲永恒无限的生命交响曲，而作品中的花、墙、风、月等意象则是音乐中具有无限韵味的乐句。《封锁》也是一篇成功的以音乐结构作品的例子。作品开头以山东乞丐浑圆嘹亮的歌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来引出主人公英语助教吴翠远的爱情故事：在封锁期间，一个单纯的女人――吴翠远与35岁同样单纯的男子吕宗桢邂逅相恋，正当两人热恋时，封锁解除了，吕宗桢离开了，只剩下孤独可怜的吴翠远和那久久萦绕的“可怜歌”：“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歌”在作品中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暗示着故事的结尾“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在以楚汉之争为背景的《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命运就在哀婉的楚国民歌声中漂浮不定，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知道自己情归何处，但面对四面楚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拔出刀刺进自己的胸膛，哀婉的音乐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结局。

　　2 语言的音韵美。张爱玲小说中的音乐犹如一粒粒传达美丽的文字珍珠，音韵铿锵、抑扬顿挫，虽不追求纯粹的音乐艺术效果，但却表达出一种难以言传和极具节奏变化的语言魅力，体现了作家灵魂深处的极致美丽。张爱玲小说语言极具音韵美，富于变化的旋律与抑扬顿挫的审美感受展现了其独特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小说语言的音韵美主要体现在：一是叠音词和重叠词的使用。叠音是汉语最古老的修辞手法，循环往复的音调尽显汉语语言音韵之美，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冷冷清清、寻寻觅觅等。叠音词和重叠词在张爱玲小说中也有着广泛地应用，如《心经》中“两人只得摸着黑，挨挨蹭蹭”“轻轻”“缓缓”“点点头”“黑漆漆，亮闪闪，烟哄哄，闹嚷嚷”“空荡荡”，《鸿鸾禧》中“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十八春》中的“说说停停”“哭哭啼啼”“谈谈说说”“笑笑，招招手”“听听音乐”，《茉莉香片》中的“紧紧抉住”“静静站着”等，诸如此类动词、形容词重叠十分常见，错落起伏、音韵和谐的重叠词和叠音词灵动呼应，赋予语言极强的旋律感和节奏感，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表达效果。二是顶真、排比、反复的应用。张爱玲还擅长使用顶真、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来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顶真是指以前句或上句结尾词语做下句或下文开头，以形成语句衔接、语气连贯、章节首尾顶接的一种修辞手法。如《金锁记》中“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创世纪》中“嘹亮无比的音乐只是回旋，回旋如意……”;《花洞》中“实实虚虚，虚虚实实，极其神秘”。排比是语气相同、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句子的并排组合，排比句不仅能增强语言的条理性、层次性和生动性，而且还能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声韵之美，张爱玲深谙排比句的独特用处，如《倾城之恋》在描写新生婴儿时，使用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这一音节整齐匀称的排比句来凸显语言感情洋溢、气势更为强烈;《心经》中“在他们之间隔着地板，隔着……隔着……”这里音韵和谐、同构异语的排比句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反复是同构同语的叠加，是张爱玲小说中一种重要的语言艺术表达方法，也是其语言音乐化形成的重要语言手段。如在《金锁记》中，面对刁难和不解的小姑子，身为姜家二奶奶的曹七巧站起来说道“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要强、泼辣、开朗、漂亮的曹七巧浑身充满青春的气息、散发着蓬勃的生命的激情，但爱情的缺失使她在爱的欲望中苦苦挣扎，每日对着身患骨痨肉体不管用的丈夫，她那高度压抑的情感、欲望、痛苦以及凄苦无依的心痛都付诸于简单无奈的语言反复中，如泣如诉。三是多种修辞手法的套叠使用。张爱玲认为修辞手法的音乐表现形式并不一定是单独出现的，而是几种修辞格的套叠使用，如《第二炉香》中看到一步步走过来的妻子， “裹着银白的纱，云里雾里……她的头发燃烧起来了”，排比、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不仅使句子与句子之间音韵粘连呼应，而且还增添了文字的旋律感和朦胧美。　　 3 意境的音乐化。张爱玲小说一直以丰富鲜明的意象被评论家所称道。张爱玲小说常以画面意象暗示人物命运，以听觉意象尤其是音乐意象贯通各种感官，音乐意象与画面意象共同构成的繁复视听意象不仅超越了艺术画面单一性的象征效果，而且还丰富了作品的艺术世界，使作品意象更为新奇、富有韵味。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卖笛人吹出的笛声像“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终于连梦也睡着了”，拖沓的旋律与蛇疲懒盘绕的形状有诸多相似之处，暗示了主人公佟振保被乏味的家庭所困扰、对婚姻的厌倦;梵哑铃的弦子“全然没有曲调可言……震耳欲聋”，编曲的人将一个个音符倒在巨桶里使劲搅拌着，这种音乐意象在带给读者具体可感的形象的同时，也承载着更多的想象。《创世纪》中匡潆珠与毛耀球的恋爱就像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简单的调子“再三重复，却是牵肠挂肚”;匡潆珠的祖母紫薇贵为相府千金，生在繁华锦绣之乡，人长得美丽迷人，年轻时她听到的《阳关三叠》是技艺精湛的乐视用古琴演奏的，欣赏的是别人精致而华美的离愁，但现在已近垂暮之年的她听到的却是旧风琴弹奏出的笨拙、蹒跚的曲调，揭示了那个永远回不去的华美时代，而祖孙二人对同一首曲子如此敏感也隐喻了旧时代女性命运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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