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曾巩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下面是对曾巩文章的分析!
《曾巩为文章》
曾巩(1019-1083)是一位擅名两宋、沾溉明清的文章家。秦观赞誉他“以文章为世师”(《哀词》)，他的文章一出，无论是学士大夫，还是穷乡僻壤普通人，即手抄口诵。“其(曾巩)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出，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行状》)“公(曾巩)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林希《墓志》)他博得了“以文章名天下”的美誉(《答李沿书》)。当时的时尚是崇曾的。
他的教师欧阳修很喜欢他这个学生，对他的文章甚感稀奇，“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并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王安石说，在他交往的人中还没有人与他的文章相当，称赞他可与班固、杨雄并肩。“巩文学议论，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与段逢书》)，“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赠曾子固》)。他的学士陈师道甚至把他与孔子并称。苏轼说他是欧阳修教师门下德才兼备最为突出的一个，“醉翁门下生，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苏辙赞扬他文章学术可赶得上春秋时齐国的稷门学士，可与西汉的学者相比，慨叹他的去世使欧阳修的学生很为零落。“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试数庐陵门下士，十年零落晓星低”(《挽词》)。曾巩师友的这些评价，反映出曾巩生前享有崇高的文章学术声誉，所以宋史说他的文章胜于王安石，自成一家。“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同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传》)曾巩去世后，盛誉不衰。正如清代顾崧龄概括的，“先生(曾巩)之文，自宋以来，序而跋之者众矣”(《曾南丰全集跋》)。朱熹就独服曾巩，“余年二十许，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跋曾南丰帖》)，并编有《欧曾文粹》。明代贝琼认为他仅次于欧阳修，自成一家。“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固有不可至者”(《唐宋六家文衡序》)。明代宁瑞鲁甚至认为自孟子以来，没有人达到他的文章水平。“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经之羽翼，人治之元龟，自孟轲氏以来，未有臻斯者也。”(《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这些评论，足见曾巩在文章史中的地位之高，后人尊他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曾巩一生不仅写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在文章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从他传世的《元丰类稿》和《隆平集》来看，除了诗以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文章，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应用文。他继承了韩愈政教中心论的文章明道理论，并有较为具体的阐述。他认为必顺先实行教化，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与王介甫第二书》)他给文章以极高的地位，认为文章是国家的光耀。
“文章为国之光华”(《越州贺提刑夏倚状》)，“文擅国华”(《贺郓州邵资政改侍郎状》)。他主张文章的内容要合于道，形式要善“开合驰骋”，语言要“丽而不浮”。“其(文章)语则博而精，丽而不浮，其归要不离于道。”(《答孙都官书》)“其(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其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林希《墓志》)他的文章实践和理论，带动了一些人走上探讨古文写作的道路，如刘弇和吕南公。他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研究文章写作，为清代文章义法论的提出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但现今对他的文章理论研究很不够，这是与他的文章大家地位很不相称的。本文仅就他的文章理论作些探讨，以付诸阙如。
一、道法说
曾巩主张文以明道。“夫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说苑目录序》)，“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南齐书目录序》)，“幹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徐幹中论目录序》)，“余读其书，知文叔虽久穷，而讲道益明”(《张文叔文集序》)，“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答李沿书》)，“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称其行”(《怀友一首寄介卿》)，对“今世布衣多不谈治道”深为不满(《上田正言书》)，并自诩“造于道，尤宏且深”(《上范资政书》)。这些见解，都反映了他的明道观。
曾巩在他的文集中，对“道”有“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吾之道”三种提法，并分别阐述了它们的内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明先王之道”。他在《筠州学记》中批评汉之学士了解经书从解释章句出发，难免穿凿附会，杂以私见，所以先王之道不明，能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并肯定当今学士使后学者明白“明先王之道”的道理。“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妾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以后之学者。”他的“先王之道”的内容就是“养民之性，防民之欲”。“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未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礼阁新仪目录序》)。“养民之性”是教化的问题，“防民之欲”是治理的问题，先教化，后治理，“理化之具”不可或缺。这就是他的以政教为中心的文章明道观。这种文章观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先王之道”说法是如何统治人民之道。
“明圣人之道。”他称赞欧阳修继韩愈之后，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批评汉以来学者的文章圣人之道不明，主张文章要明圣人之道。“退之既没，骤登其域，广开其辞，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亦难矣哉。”(《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已多矣。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王子直文集序》)要明圣人之道，必须排除百家传注，因为他认为百家传注免不了穿凿附会。只有推崇儒家经书，才能振兴文章。“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於将坠，回学者於既溺”(《王深父文集序》)。他所谓的圣人之道就是孔孟之道。“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圣人之道就是先王之法。先王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关系就是“道”与“法”的关系。他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论及春秋时“道之难全”，是由于诸侯混战。孔子只好“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使学者有所寄托。“仲尼生於干戈之间，无时无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学者有所依归。”显然“道”与“法”是两个概念。孔子“存帝王之法於天下”，当然是存在他的著作中，那末儒家典籍便是圣人之道了。因此，“帝王之法”就是“圣人之道”。“法”要合乎“道”。他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论述孔孟独明先王之道，是因为他们认为先王之道不可改，“天下之主”所处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依据先王之道而为“当世之法”，并使“当世之法”合乎先王之意，即“养民之性，防民之欲”的先王之道。“二子(孔孟)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道”与“法”不同在于道不变，法可变，他从唐、虞、夏、商、周之治，时代不同，法不同，但道相同的历史事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道”与“法”的关系是本末关系。因为“养民之性，防民之欲”的道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根本，不能不同;法要因时适变，为实现道服务，不可尽同。如若时代环境变了而法不变，就不能实现道，也就不能达到维护统治阶级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目的。“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战国策目录序》)因此，他认为圣人之道既适应於以前的时代，也必须适应於以后的时代。“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这就说明圣人之道可以损益。因而，“天子而行圣贤之道，不古圣贤然者否也”(《上蔡学士书》)。
“发明吾道”。“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通道也”(《梁书目录序》)，“发明吾道，则有文章之深淳”(《贺提刑状》)。他立志“发明吾道”。使文章深刻而质朴，达到“有为於世”的目的。他的所谓“吾之道”实质上就是圣人之道。“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今之世者，使巩薰蒸渐渍”，“巩既夤缘幸知少之所学，有分寸合於圣贤之道”(《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尝自谓於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若巩者，诚鄙且贱，然常从事於书，而得古圣贤之道”(《上杜相公书》)。如前所述，圣人之道就是先王之法，“吾之道”当然属于法的范畴了。
这样，曾巩的道的内容就可用“道”与“法”来概括了。道与法的关系，法要合乎道，为实现道服务;道是根本，是不变的，法因时适变。它们的关系是本和末的关系。
二、事理说
曾巩认为文章内容必须合乎理。“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各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於理者亦少矣。”(《王子直文集序》)并在该文中，对文章内容必须合乎理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因为理出于道，根据文以明道的原则，文章要明道，必须合乎理，不合乎理，则道不明。至于理为何出于道，曾巩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阐述：天下大治则“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因时因人而异，而理皆相同，这是因为“道一”而“理当故无二”的缘故;乱则“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而理皆不同，这是因为“先王之法废”，先王之道不传，理“故不能一”。
由“道一”而“理一”，“道不一”而“理不一”推断出理出于道。他反对道家佛家之理。认为颜真卿的“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於理”(《抚州端鲁公祠堂记》)，主张“察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梁书目录序》)，即自然的、社会的万事万物之理。这是他的理进步的一面，唯物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他认为刘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而为《说苑》，“往往不当於理”，说明他反对“百家之言”，这与当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相悖。然而，我们不应当这样苛求於他，他反对“百家之言”只不过是当时加强儒家思想对文章的控制，使文章成为巩固封建统治更得力的工具的趋势使然，为他的阶级局限所决定。
曾巩认为理是由事来体现的，“君之思见於事者，不违於理”(《思轩诗序》)。只有天事、地事、人事齐备，而又能明辨事之兴废、起落和变化，就能明道。“经於天地人事，无不备者”，“於事之益损张弛有戾焉，不辨之则道不明”(《上欧阳含人书》)，“阁下之於道何如哉?当其至於事之几微，而讲之以《易》之变化，其岂有未尽者邪?”(《上范资政书》)这是因为事出于法，法要合乎道，事也就自然合乎道了;能辨“事之几微，也就能明道了。至於事为何出于法，曾巩也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他在《王容季文集序》中认为，“叙事莫如《书》”，在《尧典》中记叙尧了解气象是“观天以历象”，《舜曲》记叙舜了解气象除“观天以历象”以外，还“察之以玑衡”，这说明了解气象的事，舜比尧更完备了。《书》相传为孔子所编选，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如前所述，儒家经典存的是先王之法，《书》所述也是先王之法了，故而事出于法。
事出于法他在《请令长贰自举属官劄子》中也有同样的论述。人主之事是辨别百官贤与不肖、功与罪，依章予以爵赏，“使百官莫不昭明”，而此事出自《尧典》的“平章百姓，百姓照明”;宰相之事是“承人主之志，广引人材，进诸朝庭”，而此事出自《说命》的“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诸司长官之事”是自己选择自己的僚属以胜任其职，而此事出自《命》的“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尧典》、《说命》、《命》皆出自《书》，《书》所述皆先王之成法，所以人主之事、宰相之事、“诸司长官之事”皆出自先王之法，故而事出于法。
综上所述，理出于道，事出于法;法合乎道，事合乎理。“道一”而“理当故无二”，法因时适变，事须“斟酌损益”才能完备。事又是体现理的，所以辨“事之几微”就能尽理。“诚能磨砻长养，至於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熙宁转对疏》)。这“磨砻长养”便是指辨“事之几微”。根据道法与理事的对应关系，文章既然要明道，就要“穷尽事理”，所以他赞扬黎生安生的文章能“穷尽事理”，(《赠黎安二生序》)。
三、辞工说
曾巩主张讲究辞章，反对专务辞章。李沿来信问他，“其发愤而为辞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是什么原因。他在《答李沿书》中首先肯定李沿“悯时病俗之心”是“有志乎道”的问题，接着指出为辞章，“或浅俗而不明”是辞的问题。问辞而不问道，是追求浅层次的问题而忘了深层次的问题，应该先解决的问题反而放后解决。还进一步指出，道的最后归宿，是“得诸心，充诸身”，施行於国家，不要“汲汲乎辞”。“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道后辞，重道重辞，道不明时则“非汲汲乎辞”，否则就是专务辞章;明道后则可以”急於辞”，“急於辞”就是讲究辞章。“今足下其自谓已得诸心、充诸身欤?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欤?不然，何急遽於辞也?”这后一个否定形式的反诘句就是肯定的意思，道“得诸心、充诸身”，迫不及待地施行於国家时，就可以“急於辞”了。
曾巩讲究辞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说得十分明确。他赞扬张文叔的儿子张仲伟“文辞”甚工”(《张文叔文集序》)，认为铭之所以不传，“辞之不工”是原因之一(《寄欧阳舍人书》)。他肯定黎生“文不近俗”的文章，以为“同乎俗，必离乎道”，称道其文“诚闳隽伟”(《赠黎安二生序》)。他赞美傅权的文章“文辞甚美”(《回傅权书》)，王子直的文章“伟丽可喜”(《王子直文集序》)，欧阳修的文章“醇深炳蔚”(《祭欧阳少师文》)，他祖父曾致尧的文章“闳深隽美”(《先大夫集后序》)，他兄长曾晔的文章“宏赡瑰丽可喜”(《亡兄墓志铭》)，王逵的文章“丽兼组藻，美轶琼瑰”(《祭王逵龙图文》)，张文叔的文章“辞精深雅赡”(《张文叔文集序》)。他提倡文辞“闳放隽伟”(《故翰林侍读学士钱公墓志铭》)，“文如黼藻 ”(《回毫州知府谏议状》)，“文辞烂然”(《回运使郎中状》)。
他甚而认为“英辞华国”(《回陆佃谢馆职启》)。这些见解足以证明，讲究文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决心做到“奋文章之温雅”(《回人谢馆职启》)，“言为黼藻，饰陋质以为荣”(《移毫州回人贺状》)，而“获承黼藻之褒”(《福州回曾侍中状》)。看来，他不仅口头提倡文采而已，而且身体力行。
曾巩反对专务辞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说得十分明确。专务辞章就是雕琢文章。他批评近世学士雕琢文章的不实之辞，“近世学士，饰藻缋以夸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他还批评梁肖子显编撰南齐书，更改、雕琢太多，使文章大为逊色。“子显之於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犯了“设辞不善”的毛病，从而使“事迹暧昧”，不能播告天下，先王之道“将暗而不章”(《南齐书目录序》)。他反对雕琢文章，“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学舍记》)。讲究文辞，不等於雕琢文章，“濡墨操纸，写之文辞。春阳满野，万物荣兹。匪营匪饰，叠异并奇”(《馆中祭丁元珍文》)，他认为，文章有如“春阳满田野，万物欣欣向荣”般奇异，并不是雕琢。他对讲究辞章和专务辞章是区分得很清楚的。
曾巩讲究辞章，反对专务辞章的理论是从明道的原则出发的。道未能“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於国家”时，不要“汲汲乎辞”，反之，就可以“急於辞”。
四、史铭说
曾巩多年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南齐书目录序》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史传写作理论。他认为写史要忠于史实，作者必须以是非、得失、兴废、治乱的变故为法度，才能传之久远。“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於久，此史之所作也。”这个定义的要点有两个，一是史书的内容要忠于史实，二是作者“必得其所托”，讲的是作者的素质问题。作者的素质不好，“所托不得其人”，就会出现“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的弊病，而造成殊功伟德非常之迹“暗而不章”，奸恶“可幸而掩”的现象。比如肖子显编撰南齐书，“更改破析刻雕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犯了“设辞之不善”的错误，就是“所托不得其人”。
接着从明、道、智、文四个方面提出了作为史官的四个条件，“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这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只有尧时的史家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就是后来的司马迁、班固也未具备这四个条件。其理由之一，司马迁“传记百家之说”，有“创己意”，“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的一面。这恰恰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所害之法”是儒家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这不是“是非颠倒”，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理由之二，司马迁、班固“盖圣贤之高致”，“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於后者矣”。他主张史书写作要很好地传达圣贤的实情，这是与他的写史要忠于史实的观点是一致的，对史传写作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铭的写作理论见於他的《寄欧阳舍人书》。他首先指出铭的写作原理与史相通，而不同于史。史铭的同点是，从内容方面来说要忠于事实，从作用方面来说都有“为后世法”的警劝意义。史铭的异点是，史善恶并书，铭只书善，不书恶。铭存於庙内、墓碑上，使死者满意，生者得到整肃，所以只书善，不书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於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於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於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至於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喜言善状，皆见於篇，则足以为后世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乐?”由于只书善，不书恶，就造成了“铭始不实”的情况。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为人之子孙者”都想为其父祖“勒铭以夸后世”;另一方面“立言者”受人之托而徇私情，不书其恶。铭与实不符，使铭文不传。因此，千百年来，无论是公卿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探究铭文不传的原因，是“立言者”不能做到“公与是”。如果要恢复铭的警劝意义，与史文并传不朽，“立言者”做到“公与是”，必须做到两点：一是“畜道德”，二是“能文章”。“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有道德的“立言者”，对于坏人就能拒绝作铭而不徇，对于一般人就能辨别真伪而不惑。“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能文章”，“辞工”而“文章兼胜”，传之久远。
五、内外说
曾巩对文章形成的过程也有论及，虽然不甚具体。他认为学习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言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学足以求其内，辞足以达其外”(《王容季墓志铭》)。既然有了心得，就要借助言词写成文章，“既得之于内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赠黎安二生序》)。“内”指心得，即思想;“外”指文章而言。
内是由作者个人丰富的知识积累转化而来的。作者通过学习，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材料、语汇，然后对获得的各种知识、材料、语汇进行研究，揭示其内在的联系，从而能辨万物变化之真伪，明是非兴废之道理，察显隐大小事之原委底细，这就叫“得于内”。“乃知公(晏元献)于六艺、太史、百家之方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紬，而於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废之理，显隐细钜之委曲，莫不究尽。公之得於内者在此也。”(《类要序》)转化为内的途径是学习，转化为内的方法是推敲、酝酿、提炼。“得之於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诚能磨砻长养，至於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有於理者，未有不能尽也”。(《熙宁转对疏》)
文章是由作者的心得即思想有感而发，“源源而来”的词语转化来的。知识、材料、语汇积累得越深厚，“得於内者”就越多。遇事有感而发，辞便源源而来，没有杂质，使文章去粗取精，增添文采。“虽千万年之远，而若会於吾心，盖自喜其资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辄发，足以自壮其气，觉其辞源源来而不杂，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质华。”(《读贾谊传》)并能做到言能称物，没有什么毛病，“言不忤物，而辞无可疵”(《祭宋龙图文》)。
曾巩的文章理论是以“明道”为中心的一个体系。他的道法说是原则，是中心，道是根本，法因时适变，为实行道服务。他的事理说是文章的内容，道与法、理与事，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文章要明道，必须“穷尽事理”。他的辞工说是文章的形式，文“同乎俗”，必“离乎道”;辞不工，则文不传，文章是明道的，文不传自然就谈不上明道了。雕琢文章，“其文益下”，道将“暗而不章”。他主张“文章兼胜”的同时，反对“文同乎俗”与雕琢文章两种倾向。他的史铭说讲的是两种文体写作，史要明道，“盖史者所以明夫汉天下之道也”;铭也要明警劝之道。他的内外说讲的是文章转化规律，也是以道为中心的。他赞扬欧阳修“义益坚而德益高，出乎外者合乎内”(《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义”在文中是指“道”而言的。他在《答李沿书》中说得更明确，“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内”已得道，“外”也就能明道了。
关于西楼曾巩赏析
曾巩《西楼》原文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
曾巩《西楼》翻译
海上滔天的巨浪，像云彩般高涨，涌过去了，又急急退了回来；强劲的北风刮着，夹杂着数声轰雷。我站在楼上把四面的帘子高高挂起，然后静静地躺下，欣赏着暴雨，欣赏着雨中重峦叠岫的风采。
曾巩《西楼》赏析
《西楼》是北宋散文家、诗人曾巩的作品。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内心的豪情。开头两句写海上的风浪，首句写海浪，用“如云”的明喻；二句写风声，用“数声雷”之暗喻，惟妙惟肖地将海上的风浪描绘出来。第三句将帘子挂起这一动作颇出人意料，但这恰恰是诗人的真情流露，最后一句写诗人的雍容气度和一腔豪情。
这首诗写在海边的高楼上欣赏暴风雨的状况。前两句为后两句蓄势，照例描写暴风雨到来前的风云雷电，因为在海边，便加上了浪，更显得气派场面的闳大。第一句把云与浪混写，说海浪像云一样，滚滚而去，又逆涌而回，暗藏了下句的风。“浪如云”是说浪大，而暴风雨前的乌云低垂海面，与浪相接，因此写了浪“去却回”，也就等于写了云“去却回”。第二句着意在风，带出了雷，便把暴风雨前应有的景况都写全了。诗写这派景象，仅淡笔以“如云”二字轻点浪，没有作过多的铺排，但自然能让人感受到雨前风吼、浪涌、云压、电闪、雷鸣等雄伟场面。比曾巩稍后的苏轼，写过很多首暴雨诗，名句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都以奇特的语句具体描写暴风雨飘骤迅猛的场面，令人震撼。曾巩这首诗虽然没用什么气势雄壮的语言来造成直观的形象，同样表现了暴风雨的壮观，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朱楼四面钩疏箔”，此句在全诗结构上位置颇为重要，起一种衬垫作用。有了这一句，全诗避免了一气直下，显得跌宕有致。西楼是处在海山之间，诗写景是由海（楼前）??楼侧??楼??山（楼后）的顺序。此句写“朱楼”既是点题，更是从楼前海景通向楼后山景的桥梁，也是由写景转向抒情的过渡。考察诗意，此楼当雄踞于某座近海的青山之上，视野开阔，可回顾千山。“四面钩疏箔”，指楼上人也即诗人把楼四面窗户垂挂的疏帘用钩卷起。按常理推测，风雨将至之际，应当闭窗才是。但诗人此刻偏要敞开四面窗户，这个动作颇出人意料，似乎觉得逆情悖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只有垂帘，一般不会挂帘。但这恰恰是真情的流露，诗人想“卧看千山急雨来”，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因而能够使人思而生奇趣。这和李益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张先的“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李白的“铲却君山好，平铺江水流”等一样，“愈无理而愈妙”。
“卧看千山急雨来”，诗人于尾句道出了内心的豪情，也解除了疑问。前两句写风吹、云涌、浪卷、雷鸣，这是一支壮美的序曲，诗人最欲欣赏的乃是作为“主角”登场的“千山急雨来”的出色表演。他要看“急雨”打破雨前沉闷局面而呈现的新鲜境界，以开阔心胸。这种美学境界的追求，反映了诗人力求上进、欲有所作为的思想境界。诗中一个“卧”字亦耐人寻味，它把诗人那种雍容气度生动表现出来，动中寓静，以静衬动，跌宕有致之妙于此可见。
咏柳宋曾巩拼音
曾巩的咏柳是继盛唐时期著名诗人贺知章咏柳诗之后，描写春柳的力作。但和贺知章的咏柳有一定区别。贺知章的咏柳用了拟人、物的手法，写活了柳和风，曾巩的咏柳则借柳讽刺那些势利小人。
原文：
luan tiao you bian chu huang
乱条犹未变初黄，
yi de dong feng shi bian kuang
倚得东风势便狂。
jie ba fei hua meng ri yue
解把飞花蒙日月，
bu zhi tian di you qing shuang
不知天地有清霜。
阅读
1)这首主要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请简要分析。(2分)
.答：运用了托物寓意。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讽刺、揭露生活中那些得势便猖狂的小人，警告他们人间自有正义，最终必无好下场。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
(2)第四句“不知天地有清霜”如果改为“不知秋后有清霜”在文意上也通。你觉得哪一种更好?请简述理由。(3分)
21.答：(天地好，“天地”是指代人间。“清霜”是指代正义。着眼于空间，有立体感，突出正义之气充满人间)(可从修辞、句式及写此诗的用意，主题来析)
(3)根据你的物候知识，你觉得这首诗写的是那个季节的景象?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
(2分)
答：
答案：初春(或“春季”) 咏柳 未变初黄(或“犹未变初黄”) 飞花(任说两词即可)
说明
这首诗把柳絮飞花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柳絮在东风相助之下，狂飘乱舞，铺天盖地，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它的了。抓住了事物的特色。使之性格化了，使人看到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形象。
注解
①倚--仗恃，依靠。
②狂--猖狂。这两句形容柳树在春天绿得很快：柳条似乎还没有发黄，但趁着东风吹暖，一下子便飞快地变绿了。
③解把--解得，懂得。
④飞花--柳絮
赏析
“未变初黄”，准确地点出了早春季节，此时柳树枝上刚吐新芽，正是“且莫深育只浅黄”的新柳。
第一、二句写凌乱柳枝凭借东风狂飘乱舞，第四句以“不知”一词，对柳树的愚蛮可笑加以嘲讽。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炖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曾巩《学舍记》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
而是时，家事亦滋出。由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淮、汴、睢、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由浈阳之泷，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貙虺之聚①，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碎细之间②，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之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注】①貙（chū）虺（huǐ）：貙是兽名，像狸，这里泛指猛兽。虺是毒蛇。 ②筥（jǔ）：圆形的竹筐。
10.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于是锐意欲与之并 比肩，齐等
B．而是时，家事亦滋出增益，加多
C．属人外亲之问 询问，提问
D．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俊杰，才俊
11．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B. 盖其一二之粗也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
C．乃毕大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
D．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曾巩幼时“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不懂得念书的好处，而一旦觉悟，便下决心与古今文章大家并驾齐驱。
B.曾巩经历的风险、祸患等种种不幸，并没有挫伤他好学的进取心，他说：“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便拿起书本学习。”并为自己一时还不能“专心尽思”“琢雕文章”来表达内心难以言传的情感而叹息。
C．曾巩呆在“卑巷穷庐”，穿“冗衣”吃“砻饭，芑苋之羹”，虽穷困窘迫却泰然处之，是因为这可以使其“遂其志而有待”，这犹如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境界，体现了曾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高尚节操。
D．曾巩一一叙述自己从小到大，进退去就的情形，以及喜好倾慕文章大家之心，写成了《学舍记》，对我们今天仍有学习借鉴之意。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4分）
（2）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4分）
（3）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4分）
答案：
10.C（问候，慰问）
11.B（“其”都是指示代词，译为“其中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A中两句的“所”都表称代，但前句中指经历世事奔波往来的“历程”，后句指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意义不同。C中第一句表示承接，“才”，第二句中表示对事物范围的一种限制，“仅，只”。D中第一句是“至，至于”，第二句是代词，“这样，如此”）
12.C（“体现了曾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高尚节操”对原文的概括和推断不合理，属无中生有）
13.(1)十六七岁的时候，看到六经的言论，读到了古往今来的非同一般的文章，才知道应该喜欢它们。（得分点：窥-看到，读到；者-定语后置的标志；好-喜欢；语意通顺）
（2）父亲亡故仿佛天崩地裂，我独在异乡痛苦，从数千里外遥远的地方运柩南归。（得分点：天倾地坏－从“丧”字看出指的是亲人的亡故；殊－《过秦论》“余威震于殊俗”，“殊州”可译为“异地、异乡”，并且是名作状，译成“在异乡”；抱丧—讲成“办丧事”亦可。）
（3）像我这样的愚笨之人，怎么能改换了自己的志趣，转而去追求那些呢？（得分点：若—像；易—改变、改换；岂……哉—反问句式；彼—翻译出指代的内容或“它”亦可。）
译文：
我年幼时便跟随老师读书，然而这时候，正以与家人小孩们打打闹闹、四处玩耍为乐，对书还不懂得爱好。十六七岁时，看出六经中的话与古今作家的文章，有超过常人的见解，才懂得读书，从此一心一意希望将来能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
然而这时候，家中不幸的事也就连续发生了。从那以来，西北方我到过陈州、蔡州、谯县、苦县，睢水、汴水、淮水、泗水流域，到达京师开封。东方我渡过大江，放舟运河，越过五湖，沿着封山、禺山、会稽山，到达东海边。南方我乘船沿长江而上，抵达夏口，远望洞庭湖，再转向彭蠡泽，登上大庾岭，由浈阳到泷水，直达南海之滨。这便是我进入社会而奔走四方的情形。那蛟鱼伏藏、波涛汹涌、激流转石的大河，那高峻的山岩、莽莽的林野，以及猛兽毒蛇聚居之地，加上雨淋日晒，严寒酷暑，江河中的风波和浓雾瘴毒，到处是难以预料的危机，这便是我只身漂泊、寄居远方，而遇到的各种艰难困苦。家中的衣食药物，房屋用具，以及簸箕篾筐之类琐碎的小事，都是我必须操办而用以养亲活口的。那年在南京，父亲忽然病故，一下子仿佛天倾地裂，在他乡独自呼抢痛哭，从数千里之外，运着父亲的灵柩南归，又经过多时的操劳，才完成安葬的大事，这就是我遭家祸而丧父的情形。母亲生前的遗愿，以及弟弟结婚，妹妹出嫁，四季的祭祀，内外亲属的问候庆吊，向官府缴租纳税，这些就是我终日忙忙碌碌还办不到的。我因此被弄得精疲力尽，加上又多病，能用言语叙述的，只不过是其中一两点粗略的情况。得到一点空闲时间，拿起书本学习，对于如何立身治民，对社会现存的一切何者当增、何者当损，在好些方面我都未能加以考究观察、讨论分析。因此也就不能专心致志地琢磨文章，用以表达个人心中难于表现的情志，从而追赶古今的作家，取得可与他们相比的成绩，以满足我的爱好和向往之情，这就是我回顾自己而深为叹息的。
当今皇帝至和初年，我所受到的干扰和事故之多更加严重，我的力量实在无法应付，于是只得在家休息，而到宅旁的草屋里读书。有人嫌这屋子太低矮，也有人说它太窄小，我回头笑着说：“这对我来说是很适合的了。我多年心神操劳、身体困乏，而为家事役使奔走，是想有所作为，我居住小巷陋室，破衣粗食，吃野菜汤，虽穷困而仍然安心，自然是想实现自己的志向而等待着机会。我所恨的倒也是有的，那就是本可掌握圣贤们的大道，可是学问还达不到。至于文章，是我平生的爱好和向往，倒是常常写作而没有空闲过。至于那建筑坚固、木材美好、高大壮观的房舍，本是世上那些聪明豪俊、有优越条件和强大势力可以依靠的人才能修得起的，像我这样愚拙的人，怎么能改换了自己的志趣，转而去追求那些呢？”于是我一一叙述了自己从少小到成年的经历，以及个人的爱好和向往之心，写成这篇《学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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