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爱国手抄报内容

2020-11-01 杂文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这看似平常的话语，道出了最深刻的爱国理由：国家是小家的寄托，更是个人的寄托；国家是物质利益的寄托，更是精神家园的寄托。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小学生爱国手抄报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小学生爱国手抄报内容篇一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陈继儒曾写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现代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青年时期读了夏完淳的诗歌后，敬慕不已，写下“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即十八岁——作者注），头颅如许负英雄。”以自比自励，从完淳的诗中吸取成才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营养。四川辛亥革命元勋熊克武回忆说：“我在家念私塾时，特别喜欢明末夏完淳的诗文，一面抄写，一面熟读，至今还可背诵一二。”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中也慷慨激昂地说：“我早年从《艺海珠尘》内得读《夏内史集》，诵至他16岁所作的《大哀赋》和《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这几篇，有时热血上涌，有时酸楚欲绝，不知不觉的使我对于这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敬佩不已”。闻亦博在《明代模范学生夏完淳传记》中说：“他的一生，始终不肯休息，不肯妥协，燃烧着似火一般的民族思想，在诗句中发生伟大的力量，比之于普通抒情的作品，描写春花秋月的文章，不知要充实多少倍了”。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也多次著文对夏完淳的诗作进行详细评点。

　　小学生爱国手抄报内容篇二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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