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

2024-08-20 余秋雨

　　“中国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真是一言难尽，十言难尽，百言难尽，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你可以投给它最高的崇敬、最多的怜惜，也可以投给它最大的鄙视、最深的忿恨。

　　中国文人有过辉煌的典范，辉煌的绝不逊色于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中国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庄子；中国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中国文人在人格独立上的“绝唱”是魏晋名士。

　　唐代以后，情况开始复杂。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但他们在人格独立上都已不及他们的前辈。科举制度开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国文人争走的那条独木桥，造成了中国文人一系列的集体负面人格。觊觎官场、敢于忍耐、奇妒狂嫉、虚诈矫情……即便在科举的缝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学者和艺术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担社会的精神责任。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险遭颠覆，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会改革的第一线，却又陷于争斗、走向激进，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难再被称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间的另一部分，则以文行恶，忙于整人，或胡言乱语，侮辱民智，留给人们的是最丑陋的记忆。

　　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这就把文化的制作过程和消耗过程合而为一了，相当于一个工厂把产品的营销范围全都锁定在自己厂房的围墙之内。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工厂？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惊慌和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得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还有，那枚软软的长草，既可以逗引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看热闹。世上所有蹦跳扑斗的活泼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数，还在无形中过着罐中日月、厮咬生平。

　　唉，中国文人。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恃弱、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面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重要，老师笔记《余秋雨：“中国文人”是什么概念？》。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

　　清理友情

　　我平生所写的最伤感的文章之一，是《霜冷长河》里的那篇《关于友情》。我本是兴致勃勃拿起笔来的，谁知真正深入这个题目就发现，人间失败的友情远远多于成功的友情。但是，大家都不想承认这一点，因此大半辈子都在防范着友情的破碎。结果，应该破碎的友情常常被捆扎、黏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反而被捏碎了。而且，事实证明，由于种种心理迷误，最珍贵的友情最容易被捏碎，构成人世间一系列无法弥补的精神悲剧。

　　我的这些观点，有古今中外大量实例证明。每提一个实例，笔底总是忧伤绵绵。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苦苦企盼友情呢？这牵涉到人的生命的本质究竟是建立于沟通还是建立于孤独这个重要问题，谁也无法逃遁。

　　我认为，人之为人，还应该保持对友情的向往，并以终生的寻求来实践这种向往。但是，这种寻求，其实是去除人们对友情的层层加添——实利性加添，计谋性加添，预期性加添，使友情回归纯净的高贵。

　　能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少而又少，连作为千古友情佳话的俞伯牙和钟子期，李白和杜甫，细想起来也没有完全达到。但是，我们还是要让这个境界永远漂浮在眼前，否则，人类就会在各自孤独中一起枯萎。对于世间友情的悲剧性期待，我想借中学生楚楚的一段话来概括：“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我不知道楚楚这里的“你”是否实有所指，我借用的“你”，实泛指友情。这片叶子，这片在期盼中活着，在期盼中疲惫，又在期盼中飘落的叶子，似乎什么也没有等到。但是，天地间正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叶子，才美丽得惊心动魄。相比之下，它们期盼的对象，却不重要了。正是这种呢喃，使满山遍野未曾村落的叶子，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

　　再看下面的文字：

　　在海滩湿地的芦苇荡里，一只落伍的孤雁，悠闲地漫步，把脚印留在淤泥间，没有露出丝毫慌张之色。从太祖父开始，就已经习惯集体飞翔。父亲被一猎人打伤后落地，雁群盘旋一圈快速离去，没再理会那干涩的哀号。

　　我，已经三次故意掉队。

　　第一次掉队后曾经慌乱，三分后悔，七分等待，等得第二天别的雁群把自己接纳。

　　第二次掉队后在草丛中休息了三天，听到天上有雁群飞过，抬起头来怀疑地一瞟，瞟了七次才把翅膀张开。

　　这是第三次掉队。不再刻意休息，也不再抬起头来。对于群飞的生活已完全失望，只想在土地上遇见一只掉队的孤雁。也许就在那个土丘背后，也许还要等上十天半月，见面时步态矜持，慢慢走近，目不转睛，轻叫两声，然后单翅一扇，算是交了朋友。

　　是否要订交，是否要结义，是否要同宿同飞，还需要等待时间。都是最有主见的掉队者，在这些方面不再轻率。

　　我不喜欢上面这种伪装天真纯净、虚设理想状态的抒情散文。它们的问题，主要不在文风腻人，而是内容害人。

　　很多学生年纪轻轻就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浑身忧郁，就是因为上了这种抒情散文的当，以为世间真有那么多五彩的肥皂泡，结果，所有的肥皂泡都破了。

　　因此，世间友情只是欣喜擦边，只是偶然相逢，只是心意聚合，只是局部重叠，只是体谅相助，只是因缘互尊。这么说有点扫兴，但与真实更加接近。如果较早地选择告诉学生们，他们在友情问题上的巨大失落、诸般极端、种种变态，就有可能避免。

　　我看到，被最美的月光笼罩着的，总是荒芜的山谷。

　　我看到，被最密集的“朋友”簇拥着的，总是友情的孤儿。我看到，最兴奋的晚年相晤，总是不外于昔日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