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爱情故事

　　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大臣、文学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元稹的爱情故事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为了功名，抛弃“崔莺莺”

　　元稹的母亲郑氏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那时家中“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元稹根本无钱上学，郑氏就亲自教元稹读书识字，担当起教育儿子的重任。

　　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九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冬天，十三岁的元稹回到长安。第二年应试明经科及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而明经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考成功。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

　　贞元十五年(799年), 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任小职，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后来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崔莺莺才貌双全，而且家中富有，但毕竟没有权势，这与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离。根据唐代的举士制度，士之及第者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所以元稹于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长安应试。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着，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丛尚未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拨萃科，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弃莺莺而娶了韦丛。

　　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对初恋情人崔莺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即后来《西厢记》的前身。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元稹还写了《离思》诗五首，以“怀念”崔莺莺，其中第四首中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句子，为后世所传诵。“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意思是他对其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除“君”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元稹到了长安，为了求取功名，竟无情地把他的初恋情人崔莺莺抛弃了，娶了对他有“帮助”的韦丛。通过这些华美的词句，我们看到了一个虚伪的元稹，一个把感情当儿戏的元稹。

　　纸上谈兵 一娶再娶

　　韦丛，字蕙丛，京兆尹韦夏卿的幼女、掌上明珠。贞元十九年，韦夏卿改任太子宾客、东都留守，一时间门庭显贵。元稹《梦游春七十韵》有句云：“当年二纪初，嘉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元稹又有《陪韦尚书丈归履信宅因赠韦氏兄弟》诗云：“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可见他从出入韦门到成为韦家的女婿，在极尽奉承赞美的同时，感到是无比自豪的。

　　元稹与韦丛结婚时，正是元稹科举落榜，最为失落的时候，但韦夏卿很赏识元稹的才华，相信元稹大有前途，所以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结婚后两人相亲相爱，感情亲密无间。韦丛聪慧贤淑，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任劳任怨。韦丛去世后，元稹在诗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收荩箧，泥他沽酒扒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遗悲怀三首》)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高门富贵之家最疼爱的小女儿自从嫁给我这个贫困的文人，处处都表现得可爱乖巧。看见我衣服单薄，就翻箱倒箧的想找点衣料给我缝制衣服。见朋友来了，还拔掉自己头上最心爱的金簪子，换钱给我们买酒喝。因为家里贫困你只能采些野菜做饭吃，连长长粗糙的豆叶你也放在口中还觉得甘甜。你总是仰望着古槐树，盼望着它能多掉下几片叶子，好增添更多的柴薪把火生得更旺一些。现在我终于出人头地做了大官，俸钱都过十万了。可你却已经离去，我没有机会报答你，我只有给你烧些纸钱拜祭你……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 元稹应科举，名列第一，授左拾遗。其间他频频上书议论时政，五个月后即被贬为河南县尉。其后为母丧丁忧了三年。元和四年(809年)，元稹除去孝服，得宰相裴度提拔，任东川(今四川三台)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调查民风民情，时年三十岁。就在这一年七月，他的妻子韦丛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元稹悲痛万分，他既为自己没有让妻子过一天好日子感到无限的愧疚，也为妻子过早地离开自己而极度伤心。他在《遗悲怀三首》中写道：“惟将长夜终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仿佛是在为妻子表白自己的心迹：我将永远想着你，以平生不再娶来报答为自己操劳多年的爱妻。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元稹就于元和六年春天在江陵续娶安仙嫔为妾。

　　元稹于元和五年出贬江陵(今湖北荆州)。四月上旬，元稹到达江陵，虽在政治上受到了挫折，但在贬所并不寂寞。元稹的老朋友李景俭(曾是元稹岳父韦夏卿的部下)、张季友、王文仲等也在江陵府任职，他们一起诗文赠答，宴饮出游，似乎赶走了他的丧妻之痛。李景俭见元稹生活无人照顾，就在元和六年(811年)春末夏初(一说寒食节)，将表妹安仙嫔嫁与他作侧室，成就了元稹的第二次婚姻。从这时开始，元稹将他所谓的爱情转注到安仙嫔身上。

　　元和九年(814年)秋，安仙嫔在江陵府给元稹留下一个孩子后也去世了。元和十年，元稹出贬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后以养病为由北上兴元，在那儿再次组织家庭，与裴淑结婚。

　　裴淑(字柔之)是新任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刺史裴郧的女儿。裴郧由长安赴任，先到兴元府报到，欢迎宴会期间，元稹和裴淑一见钟情，遂与之结婚。裴淑也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有才思，工于诗，与元稹很“般配”。元稹在兴元府“乐不思蜀”，直到他同裴淑的孩子元樊满了三个月后才动身返回通州任上。

　　言而无信 只恋不娶

　　元稹与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姐弟恋，更可以看出元稹对于感情的态度。

　　元和四年，元稹任东川监察御史的时候，听说成都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校书，名叫薛涛，很是仰慕。后来在朋友的安排下与薛涛相识，很快被薛涛的诗才所倾倒。他们互相走笔作诗，唱和往还，独身的薛涛渐渐钟情于这位风流才子。但是，元稹在认识薛涛的第二年，就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因而与薛涛分别。

　　元稹被贬江陵后，薛涛在《赠远》诗中有“月高还上望夫楼”的句子，显然薛涛已经把元稹当作了自己的丈夫，对他蕴含着炽烈的爱恋之情，表明他们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但是，元稹根本没有娶薛涛的意思。原因有三：第一，与薛涛热恋的时候，他已是有妇之夫，不能再娶;第二，两人的年龄悬殊过大。当时元稹才三十出头，而薛涛已经四十一岁了;第三，薛涛是乐籍出身，实际上是一个风尘女子，社会地位低下，对元稹的仕途根本没有帮助。如果说前两个原因是客观原因的话，那第三个原因才是元稹不娶薛涛的主观原因，也是最致命的原因。

　　元稹离开薛涛的时候，他的妻子韦丛已经去世，如果他真想娶薛涛为妻的话，这是一个机会。但元稹并没有娶薛涛，而是娶了安仙嫔。元和九年，安仙嫔去世后，老天爷又给元稹迎娶薛涛的机会，但元稹还是没有娶薛涛，而是在元和十年娶了裴淑为妻。因此，在元稹的骨子里，他根本是不会娶薛涛为妻的。

　　问题是，你不娶人家也就算了，元稹在离开薛涛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承诺，有机会一定要来接薛涛。他的承诺，让痴情的薛涛苦苦等待，等了一年又一年，最终也没有结果，以致终身未嫁。

　　长庆二年(822年)，元稹被贬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长庆三年改转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兼浙东观察使。

　　这时，元稹与薛涛分别已经十多年了，已过不惑之年的元稹忽然旧情萌发，颇有意想把多年未见的薛涛(其时已年过半百)接过来“叙旧”。恰巧，他遇见了浙东名妓刘采春。刘采春是伶工周季崇之妻，当年也40岁左右，风姿绰约，正随着其夫在浙东演出。刘采春擅长唱歌，既能作曲，还会写诗，元稹立刻被迷住了，薛涛自然被抛在脑后。他开始与刘采春频繁交往，并作诗赠给刘采春。元稹迷恋新欢，忘弃旧好，与刘如胶似漆。元稹曰：“她诗才虽不如涛，但容貌佚丽，非涛所能比也。”

　　大和三年(829年)，元稹再入朝任尚书左丞(四个月)。大和四年正月，元稹自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诏命下，其妻裴淑不乐，元稹以诗相慰，淑亦以诗答之。元稹《赠柔之》：“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

　　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元稹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终年五十二岁。

　　拓展阅读：元稹离思

　　《离思》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译文】

　　曾经到临过沧海，别处的水就不足为顾;若除了巫山，别处的云便不称其为云。仓促地由花丛中走过，懒得回头顾盼;这缘由，一半是因为修道人的清心寡欲，一半是因为曾经拥有过的你。

　　【鉴赏】

　　首二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从《孟子·尽心》篇“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变化而来的。两处用比相近，但《孟子》是明喻，以“观于海”比喻“游于圣人之门”，喻意显明;而这两句则是暗喻，喻意并不明显。沧海无比深广，因而使别处的水相形见绌。巫山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据宋玉《高唐赋序》说，其云为神女所化，上属于天，下入于渊，茂如松榯，美若娇姬。因而，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沧海”、“巫山”，是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诗人引以为喻，从字面上看是说经历过“沧海”、“巫山”，对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实则是用来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因而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

　　“难为水”、“不是云”，情语也。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说明“懒回顾”的原因。既然对亡妻如此情深，这里为什么却说“半缘修道半缘君”呢?元稹生平“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白居易《和答诗十首》赞元稹语)，是尊佛奉道的。另外，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为专心于品德学问的修养。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学也好，对元稹来说，都不过是心失所爱、悲伤无法解脱的一种感情上的寄托。“半缘修道”和“半缘君”所表达的忧思之情是一致的，而且，说“半缘修道”更觉含意深沉。清代秦朝釪《消寒诗话》以为，悼亡而曰“半缘君”，是薄情的表现，未免太不了解诗人的苦衷了。

　　元稹这首绝句，不但取譬极高，抒情强烈，而且用笔极妙。前两句以极至的比喻写怀旧悼亡之情，“沧海”、“巫山”，词意豪壮，有悲歌传响、江河奔腾之势。后面，“懒回顾”、“半缘君”，顿使语势舒缓下来，转为曲婉深沉的抒情。张弛自如，变化有致，形成一种跌宕起伏的旋律。而就全诗情调而言，它言情而不庸俗，瑰丽而不浮艳，悲壮而不低沉，创造了唐人悼亡绝句中的绝胜境界。“曾经沧海”二句尤其为人称诵。

　　人物生平

　　元稹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出生于东都洛阳城南，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家族久居洛阳，世代为官。

　　元稹八岁时父亲元宽去世，家贫无业，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其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担起了教育元稹的担子。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相对容易的明经科，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以明两经擢第。

　　初进宦海

　　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为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

　　贞元十年（794年）得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曾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

　　选婚高门

　　元稹与白居易贞元十八年（802年）冬，二十四岁的元稹第二次参加贡举。

　　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也同登书判拔萃科，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他在任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贞元十九年（803年）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韦夏卿小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丛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职位为从八品。

　　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谏官之职责）、“迁庙”（迁移新崩天子神主入祀太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

　　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元和元年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

　　元和四年（809年），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同年春，奉命以详覆使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的他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时，其贤淑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年仅二十七岁。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韦丛营葬之时，元稹因自己身萦监察御史分务东台的事务，无法亲自前往，便事先写了一篇情词痛切的祭文，托人在韦丛灵前代读。后来又写了三首悼亡诗《三遣悲怀》（即《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随即白居易也贬为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然通州、江州天远地隔，可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其流离放逐之心境，无不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一百八十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元稹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

　　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六年（821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元稹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他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长庆三年（823年），元稹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任浙东观察使的六年中，元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终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

　　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

　　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其墓志由白居易撰写。

　　主要影响

　　文学

　　诗歌

　　元稹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诗歌成就最突出。他与白居易发起了诗歌运动——新乐府诗歌，由元稹开先河、白居易参与完备、流传千年的诗歌派别——元和体（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俩人所写的、注重诗歌语言平易浅切和通俗性的长篇排律）不仅“诗到元和体变新”，且天下文人“递相仿效，竟作新词”。

　　元稹所在的元和诗坛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是唐音渐趋宋调的转型时期。元稹作为这次新变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重要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显著的一席。

　　元稹的诗学主张及理论批评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乐府古题序》《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叙诗寄乐天书》《上令相公诗启》《杜君墓志铭》《白氏长庆集序》等作品里。在《乐府古题序》中，元稹条述了诗史的源流正变，反对“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主张“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推崇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诗篇，“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赞美了杜甫的新式乐府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八字极好地概括了新题乐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里，肯定了李绅《乐府新题》“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这与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所倡导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对于新乐府的创作实践颇具有纲领性意义。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

　　元稹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它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还有《离思五首》（其四）也极负盛名。此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

　　元稹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是用语浅近。与崇尚奇险的韩孟诗派不同的是，元稹善于用平易的语言准确传神地表情达物，直抒胸臆。浅近是元白诗派的最大特点，也是它获得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在诗歌学中，常语和奇语是一对值得重视的矛盾。从表层意义上看，似乎以常语入诗比务奇斗险要容易得多，但如果从更高的审美层次来审视，用浅近的语言确切精细地摩写出自然界万物情状以及诗人自己的心态，倒是一种较难达到的艺术境界。元诗的喜用常语，在明白晓畅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写景抒情诗中表现得也很突出。诗人对大自然怀有浓厚炽烈的兴趣，自然万物的一举一动都强烈地奉动着诗人的诗思，被他迅速及时地捕捉到诗思。元稹与刘宋诗人谢灵运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浅显语言贴切自如地传达出风光物态，如《红芍药》。语近的特点不仅出现在元稹的咏物诗中，也出现在他的悼亡诗中，如《遣悲怀三首》。元稹的常语并非率尔为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选语的精工。清人贺裳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诗至元白，实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元稹运斤成风，既苦心经营又不露斧凿痕迹，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语近的同时，也把思深作为自己诗歌的创作目标。在一些抒情诗中，元稹做到了语近和思深的有机统一，如《梦井》。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同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元和体”的首倡者，世称“元白”，在唐诗史上两人如双峰特起，论唐诗者辄曰前有李杜，后有元白，前后辉映，成为中国诗史的巍巍丰碑。元白堪称元和长庆诗坛的旗手，不仅以其创作产生广泛影响，而且以理论相鼓吹。贺裳称元白论诗“深得六艺之解”（《载酒园诗话》卷三）。

　　古文

　　元稹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首倡者和领导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元稹传世的散文中，制诰数量最多，占一半以上，成就也最高。立论纯正，举事周详，旨趣明确，措词雅驯是元稹制诰文的总体风貌，它一改先前制敕堆砌典故、四六套话、头肩腹腰尾干篇一律的陈腐面孔，有如春风吹拂大地。《唐书》本传载：“辞诰所出，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这种英姿勃发的新体圣旨受到朝野一致欢迎是情理中事。因为它重塑了皇帝和最高领导机构的形象，使本来并不英明的穆宗皇帝变得胸有全局、知人善任、通情达理，且不失幽默感;同时也显得政令畅通，国家机器运转正常而有效。在国家多事之秋，能有这样一线亮光温暖人心弥足珍贵。唐穆宗高兴地说：元稹的革新制诏，“使吾文章语言与三代同风”。他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

　　在创作实践上，元稹诗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诸体该备，时有佳作名篇。

　　传奇

　　莺莺传元稹创作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中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政治

　　整顿法度

　　元稹在朝廷任监察御史时，在整顿法度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元和四年（809年）朝廷派他担任剑南东川（相当于今天的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一带）详覆使，前往东川调查泸州小吏任敬仲的贪污案，顺便调研采访，看看有没有其它不法事件。元稹到了泸州开始着手调查，发现在任敬仲的事件中牵涉到泸州刺史刘文翼的贪污行贿案，刘文翼的贪污行贿又和前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调查的深入，元稹发现严砺犯有收受贿赂、诬陷良民、擅自没收百姓财产、擅自征收赋税留为己用等不法行为。元稹把这些写成长篇弹状上奏朝廷，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

　　元稹完成出使任务，回到朝廷之后，继续充满激情地履行着自己作为御史的职责，在几个月内又先后调查并上报了十余起违法案件，弹劾的人员包括浙西节度使、河南尹、武宁王等高官贵戚。

　　后来元稹担任尚书左丞，出任郎官，与违法乱纪的七个朝臣交锋争斗，在整顿法度，肃清吏治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地方政绩

　　元稹在地方做官时也作出了显著的政绩。元稹在通州，前三年任司马，后担任代理刺史七个月。他整顿吏治，出台政策，“赏信罚必，市无欺夺，吏不侵轶”。他引导百姓除草开荒，着手改变通州的落后面貌；还在南外翠屏山建戛云亭居宿，亲事农事，指挥农业生产；同时亲拟祝文三篇，在华阳观祭天气，求上苍风调雨顺、来年丰收、百姓安康。因为元稹情系百姓，政绩累累，当年通州人在他离任时登高而望，目送天涯，留下了“元九登高节”这一民俗。

　　元稹在武昌时，关心修水利以发展农业，均贫富以定税籍等改善百姓生活的事情。在岳州大水灾期间，元稹察知辖地实情，上奏朝廷，开仓出官米赈灾，救护百姓。后又向朝廷请求捐免当地秋租，解决百姓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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