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组诗作品。这两首诗赞美西湖美景，写于诗人任杭州通判期间。第一首写诗人在晨曦中迎客，在晚雨时与客共饮，沉醉于西湖的雨景之中；第二首对西湖景色的多样性进行全面描写概括品评，以西施之美比喻西湖之美。其中第二首广为流传，尤其是其后二句，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
西湖美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宋)苏轼
(一)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翻译
其一
天色朦胧就去迎候远道而来的客人，晨曦渐渐地染红了群山。傍晚泛舟西湖，天上飘来了一阵阵雨，客人不胜酒力已渐入醉乡。西湖晴雨皆宜，如此迷人，但客人并没有完全领略到。如要感受人间天堂的神奇美丽，还是应酌酒和西湖的守护神“水仙王”一同鉴赏。
其二
西湖水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动着，波光粼粼，看起来美丽极了。山色在云雾的笼罩下。半明半暗，隐隐约约，雨中的西湖也显得非常奇妙。想把西湖比作古代美女西施。空蒙的山色是她淡雅的装饰水光是她浓艳的粉脂，不管怎样装扮都那么美丽。
注释
⑴饮湖上：在西湖的船上饮酒。
⑵朝曦：早晨的阳光。
⑶水仙王：宋代西湖旁有水仙王庙，祭祀钱塘龙君，故称钱塘龙君为水仙王。
⑷潋滟：水波荡漾、波光闪动的样子。 方好：正显得美。
⑸空濛：细雨迷蒙的样子。濛，一作“蒙”。亦：也。奇：奇妙。
⑹欲：可以;如果。西子：即西施，春秋时代越国著名的美女。
⑺总相宜：总是很合适，十分自然。
简析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写于诗人任杭州通判期间。原作有两首，这是第二首。
首句“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次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题目可以得知，这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起初阳光明丽，后来下起了雨。在善于领略自然美景的诗人眼中，西湖的晴姿雨态都是美好奇妙的。“晴方好”“雨亦奇”，是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誉。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两句，诗人用一个奇妙而又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诗人之所以拿西施来比西湖，不仅是因为二者同在越地，同有一个“西”字，同样具有婀娜多姿的阴柔之美，更主要的是她们都具有天然美的姿质，不用借助外物，不必依靠人为的修饰，随时都能展现美的风致。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描娥眉，总是风姿绰约的；西湖不管晴姿雨态还是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令人神往。这个比喻得到后世的公认，从此，“西子湖”就成了西湖的别称。
这首诗概括性很强，它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评价。这首诗的流传，使西湖的景色增添了光彩。
诗句赏析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从诗题可知，诗人在西湖饮酒游赏，开始时阳光明丽，后来下起了雨。两种不同的景致，让他都很欣赏。他说：天晴之时，西湖碧水荡漾，波光粼粼，风景正好；下雨时，西湖周围的青山，迷蒙苍茫，若有若无，又显出另一番奇妙景致。“潋滟”，波光闪动。“空蒙”，烟雨迷茫。这两个词都是叠韵词，增强了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这里，诗人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可以说内容是很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很笼统，因为这两句并非只适用于西湖。其实，这正是诗人笔法高妙之处。西湖很美，但究竟美在哪里，怎样美法，恐怕没人说得清。如果具体地描绘景物，可能会有个别精彩之句，但总失之太实、太具体，不能传达出西湖给人的整体印象。苏轼这两句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同时又很形象、很传神，想象空间很大，将“西湖即是美”这一人们共有的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这两句也反映出诗人开阔的胸襟与达观自适的性情。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子”即西施，春秋时越国有名的美女。无论是淡雅妆饰，还是盛装打扮，西施都一样美丽动人；如果把西湖比做西施的话，那么不管是晴是雨，是冬是春，它都同样美不胜收。
以绝色美人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人人皆知西施是个美女，但究竟是怎样的美丽，却只存在于个人心中。而西湖的美景不也是如此吗？采用这样的手法，比起直接去描写，不知要节约多少笔墨，而它的寓意却丰富深刻得多。它对读者不只诉之于感受，同时也诉之于思考，让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发挥诗的内涵。这一出色的比喻，被宋人称为“道尽西湖好处”的佳句，以致“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名。也难怪后来的诗人为之搁笔：“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
创作背景
苏轼于1071年—1074年（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曾写下大量有关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正、二月间。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v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v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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