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
《周易》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智慧之源，中华民族智慧的宝库，它传承几千年经久不衰。《周易》的历史几乎与中国文明史同久远，跨越过渔猎时代，畜牧时代与农耕时代，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它却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近年，随着易学热的升温，加之自然科学的发展，兴起了易学科学热。关于易学与科学关系的会议连续召开，论文和专著更是数不胜数，文学界、哲学界和科学界都展开了科学易的研究。本文即从几个方面论述《周易》中所包含的科学思想，以揭开《周易》与科学关系的神秘面纱。
一、《周易》与科学的界定
《周易》一般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易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两部分。上经由乾至离等三十卦所组成，下经由咸至未济等三十四卦所组成。每卦由一个卦象、一句卦辞、六或七句爻辞所组成。《易传》则由十篇文章所组成，分别是《篆》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它们如同为易经加上了翅膀一样，故又称为十翼。这十篇文章从天文地理人事等方面，对易经科学的逻辑和唯物的观点的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解释和阐述。
与《周易》相比，“科学”更不易说清。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事实的发展不断丰富、充实其内容的。“科学”一词最早由日本学者西周从英文“science”翻译而来，中国则是康有为首次使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对“科学”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科学”的基本知识，包括科学的概念、定律、定理等。也就是对于客观现象的科学解释或说明，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论;二是指科学的理论，即关于理论的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说明的“概念框架”。这二者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科学”。缺乏任何一方，都没有“科学”的存在，也不会产生“科学的”事实。
科学不是简单的累加已有的观察实例，而是要对这些实例进行理论总结。事实上，这种理解忽略了科学的发展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只是按照近代以来的科学史实进行规划，从而在界定“科学”时犯了“以部分代替整体”的错误，否定了多元化的科学模式。定义“科学”要有历史意识，不能把西方近代科学看作科学的惟一标准。因此，在讨论《周易》与科学的关系时，有必要对“科学”一词加以区分，区分为古代科学和近现代科学。
二、《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千丝万缕
在中国古代，自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在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家的其他经典如《诗》、《书》、《礼》、《春秋》，都是围绕伦理教化而展开的，与科学很少涉及，但《周易》后来却同科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周易》作为哲学之书，它弥补了“性与天道”(即万物的本性与自然的'道理)的不足，而“性与天道”则是古代科学与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二是《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它是依据卦爻象的变化来推算人的命运，其中包含有一些逻辑推演和理智分析的因素，并非依靠祈祷或单凭神灵的启示。这种特点就为《周易》同各门科学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能。
中国古代科学同《周易》的结合主要是《周易》成书以后，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们在注释、发挥它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注释发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易学大致可分成两个派别，即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数派主张取象，即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中的卦爻象和卦爻辞;义理派则主张取义，即八卦和六十四卦卦名的含义，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他们都奉《周易》经传为神圣的经典，以其内容为“周孔之道”，认为《周易》本身有一个完整无缺的理论体系。
三、《周易》与近现代科学的幻影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做了题为“《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使得《易经》背上了“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罪名。杨先生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它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并且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这种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差异，这些特征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应该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代科学是科学实验和数学证明相结合，其中的科学试验属于技术操作层面，而数学证明则是原理阐述的部分，也就是说，近代科学强调技术操作和原理阐述的结合;而中国古代科学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创造，而不注重对事物内在规律的阐述。
(二)近代科学把宇宙整体划分为不同的界域，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息息相关的整体，研究对象是包括人这个主体在内的整个宇宙，不做界域的划分。
(三)近代科学强调理性思维，侧重从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形态结构、空间位置以及性质、能量等，其特点是非系统的、局部的、静态的;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是倚重直觉体悟，忽视对事物细节的研究，从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事物的动态功能结构，其特点是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
中国古代科学具有几乎与近代科学相反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限制了它向近代科学的转变。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特征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周易》的内核与古代科学的方法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此才会有论调说是《周易》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虽然这种观点不是完全正确，但也有一定道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形成或许有推动作用，但对近现代科学来说或许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周易热”的升温，国际上出现了一支“科学易”的队伍。他们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来挖掘解释《周易》的科学思想。但是，在他们的许多评论和研究中，古老的《周易》几乎被描述成具备了同所有现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周易》的“神奇性”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有人以为《周易》的阴阳符号具备“二进制”的功能，启发了十七世纪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原理;有人认为伏羲六十四卦图是“一张现代的遗传密码表”;但是这些研究显然已经走入了误区。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现代的易学研究者本身具备了现代科学的系统训练，而古人却只能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因此，古人是不可能得出现代人那些“神奇”的结论的。但是，有些现代的易学研究者却不顾这个前提，他们把自己的具备的知识附会到《周易》身上，把自己的知识说成是《周易》上“古已有之”的知识。这实际上是在神化《周易》，对科学本身的发展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四、结语
作为中国文化智慧的象征，《周易》的价值是不朽的。它的深邃的哲理和独特的思维视角，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而且也应该能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思维和方法论的启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周易》与近现代科学中的任何精深理论都有关联，这实际上是神化了《周易》的作用。
因此，现代易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应当是要实现《周易》价值的现代转换。但这种转换需要的是创造而不是牵强附会。只有这样，周易这一古老的中华智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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