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周代人问吉凶的卜筮之书,现存《周易》一书中,包括两个部分,具体看下面。
《周易》思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用的不是语言符号,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表示音节、字义、概念,不是语言。用非语言符号组成一个完整圆融的系统,把具体世界和价值世界囊括无遗,除《周易》这个哲学体系之外,找不出第二个。孔子把《周易》的非语言符号称作为象。“它不是具体的形象、影像、画象,它是由具体达于抽象的象,是超越语言和任何具象的象。它具有普遍意义,能反映具体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各类关系以及形上之道。”而能够把象数与易理连接起来的只有圣人,因为只有“圣人”才能探测天地万物的秘密,才能“观象设卦”,“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才能创造出各种器物“以为天下利”。“圣人”通过“易”来与神秘的世界沟通,同时也通过“象”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系辞上》借孔子之口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就是说,圣人通过画卦象来体现他的意思,通过设卦爻来体现人们的所作所为,通过对卦和爻的说明来表达他的思想,通过卦爻的变化使各种事物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体现神妙的作用。
一、《周易》之道
《周易》的道是非常道,有德有舍,与物不可须臾离。此道不是道家的常道,也不是太极。《系辞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是《周易》道概念之根本定义。《周易》的道是有价值意义的。天之道、地之道等自然界的道,是具体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本无价值可言,然在《周易》里,任何道都有价值意义。《系辞传》紧接着“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后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两句。宇宙万物处在永恒的生生不已的变化之中,变化即流行,流行表现为过程,过程始而有终,终而复始,亦即元亨而利贞,贞下又起元,这就是继。继必流行畅通,无窒无碍,这就是善。一阴一阳之继继不断的流行,实无道德价值可言,《周易》却以为它是人间道德的一个根源,故大象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语。《周易》凡言道皆有善义,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传》),“坤道其顺乎”(《坤·文言》)。孔子本人亦如之,如“就有道而正焉”,“天下之无道也久矣”,“朝闻道,夕死可矣”,天道地道皆善,人间最高的修行目标也就是仿效这个善,成就这个善。故《乾·文言》说只有圣人能“与天地合其德”。
二、《周易》之人生论
《周易》由天道说起,而其终极关怀在人间。《周易》最令人折服的一点是它把人立于顶天立地的地位。人在《周易》中是主体也是客体,首先是主体。人是主体,且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为了完善自己才须修养,修养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是也,这是《周易》人文精神之根本处。《周易》要求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有两个层次,低层次的是“君子”,高层次的是“圣人”。君子相当于孔子自述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水平,“而立”是知礼,礼是仁义的形式,知礼即能行仁义。“知者不惑”,“不惑”是知者的表现,对客观世界以及对自己已有相当的认识。这种能做到仁且知的人就是《周易》中每每提到的君子。而高层次的“圣人”理想人格,其规定性,仁义礼已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知。在知的修养上圣人要高过一般的君子。一般的君子知仁知义知礼即可,当然还要知天命。圣人则是大知的人,是“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的人,是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的人,所以圣人能作《易》。圣人的知需达到“精义入神”,“利用安身”,“穷神知化”的程度,能知晓天下之全,洞察天下之微,把握天下之变,以至于在自己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取得相当的自由。孔子自述的“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圣人的境界。
三、《周易》和谐思想的影响
《周易》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它就像一条线贯穿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举凡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和谐思想的存在,古人用一个“和”字表达这一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易·睽·大象》有“君子以同而异”,后世人活而用之,凝练成“求同存异”一语,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传统用于处理民族关系与他国之间的思想方针。中国自古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以求同存异、团结交融为主流,避免国家发生混乱,使各族人民生活得到有效地保障。由于它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和为贵”、以和为善为美,以民族团结为上、社会稳定为上、国家统一为上、世界和平为上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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