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认识、保持和增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促使机体康复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
中医研究的是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是临床医学，是先贤们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运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创建了‘“理”、‘法”、“方”、“药”闭合的环形理论，随着科学发展而不断完善。
西医研究的是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的结构与功能，是实验室医学，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它理论的形成是开放的，是不断走向微观的，它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走向细化和分支。
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的编制问世，奠定了我国医学的理论基础，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性论著，在整个中医的发展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指导着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是学习中医不可缺少的一部经典读物。
战国时期，被奉为“脉学之宗”的扁鹊，提出了重要的中医理论――“四诊法”，即“望、闻、问、切”，两千多年来一直沿用。
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东汉时期，被称为“神医”的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全麻”法，比欧洲早1600多年，同时他还创造了体育疗法――“五禽戏”。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唐朝时期，《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最早的药典早了九个世纪。载药850种，新增114种新药，其中不少是外来药物，如由印度传入的豆蔻、丁香等;大辽传入的石榴、乳香等;波斯传入的青黛等。
唐朝时期，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一部集唐代及唐以前祖国医药学之大成的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内容丰富理法方药从源到流各有所宗，分门别类，有纲有目，体系完整。
明朝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成就，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孙思邈作为唐代最伟大的医药学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曾经说道：“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中医医师不懂得《易经》，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不能成为好的医生;这里的“太医”即是对“优秀医生”的通称。药王的权威言论表明：不通易，则不通医!可见《易经》对中医学的影响之大。
张景岳作为明代杰出的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中心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黄帝内经》的较好参考书，而《景岳全书》则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他在《医易义》中讲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易》，《易》不可无医”。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易经》是中国传统中医学的根源所在，如果没有研究过《易经》就去研究中医学，那是很难让人信任的事情，最多也只能学到中医的皮毛。
始祖黄帝的《内经》、神医扁鹊的《难经》、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等，这些最经典的中医学著作，无不在书中始终贯穿着《易经》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类比思想和卦爻数理，其中的阴阳学说更是中医传统医学朴素辩证法的核心，是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并广泛应用于阐释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同时也奠定了中药学关于四气五味的基本法则。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
《易经》的卦辞直接反映出对中医防治学与治疗学的基础指导作用。
首先，《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防微杜渐，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
《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然后，《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
《易经・萃卦》说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就是说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
《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
《易经・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
医易相通，最基础的结合就是《易经》的卦象与人体器官的对应，如乾为首、兑为口、离为目、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艮为手、坤为腹。
中医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针灸，而《易经》中则有着最早的针灸记载。“咸卦”的“咸”，在马王堆帛书考古中记作“钦”，这个“钦”即通“针”，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即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疼头晕等证。水不涵木而致风木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即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
《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蛰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的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不明原因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易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的根本。
由此可见，医易同源，医易合一，我国中医体系的传承，华夏传统医学的发展，不仅要吸收现代的新技术，发展科学的新研究，从根源上讲，最重要的还是不能离开易学与医学相结合的本质道路，这是中医继承发展的根本所在。
现今社会，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普遍的认识，那就是“西医见效快，中医见效慢。中医只能治慢性病，治疗那些基本没有生命危险的轻症，是一种在西医治疗效果不好时的无奈选择”。这个观点真的是很悲哀!
从无数的古代中医的医案中可以看到，中医在治疗各种急、慢性疾病时，往往能使病轻者速愈、病重者转安。可以说，中医在以前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切实的，甚至是完美的。
那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反而变得治不好病了?临床疗效不好，这是中医不行，还是中医从业者的水平不行?治疗效果不好，是中医理论不行，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用中医理论治病?是什么造成了目前中医如此无奈的局面?
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历史与现状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现代中医学的沦落，并不是我们的中医学不行，而是跟从业医师的水平有关，他们无法做到拥有博学多识的素质，绝大部分根本不懂《易经》，甚至可以说连《易经》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又怎么可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呢?
中国的中医学之所以伟大，其核心是“系统医学”的中医哲学理论，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即是把人体看做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机体的各部分相互影响，各个部位都不是割裂开来的，从来就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西医则从微观看问题，采用分析法，不把人当成整体的人，而视为各零件的组合，有微观精确性，却无宏观准确性。
比如，我们胃部出现病症，如果从西医的角度，那基本就全都从胃部开始着手，进行各种检查，然后再针对胃部采取药物甚至手术的治疗方式，而我们中医这不这么简单的看这个问题，它是全身器官综合研究的，并按照五行理论来进行本质的分析，即胃部属土，这里出现病症，其病理源头可能是胃部这个器官被别的器官抑制或影响，那么通过“木克土”的关系，我们很清晰的找到了属木的肝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针对肝部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工作，那么肝部调节好了，胃部也自然就没事了。
其实，现代的西医，也开始越来越注重对中国传统中医的研究，并且在很多方面引入系统医学的概念，也将人作为整体来考虑问题，不再象以前那样分割来对待病症，甚至在西方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全科医生”。可以说，这就是中医的思想理论被认可和被发展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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