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对医学的影响

2020-11-04 易经

  医学是认识、保持和增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促使机体康复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

  中医研究的是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是临床医学,是先贤们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运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创建了‘“理”、‘法”、“方”、“药”闭合的环形理论,随着科学发展而不断完善。

  西医研究的是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的结构与功能,是实验室医学,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它理论的形成是开放的,是不断走向微观的,它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走向细化和分支。

  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的编制问世,奠定了我国医学的理论基础,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性论著,在整个中医的发展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指导着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是学习中医不可缺少的一部经典读物。

  战国时期,被奉为“脉学之宗”的扁鹊,提出了重要的中医理论――“四诊法”,即“望、闻、问、切”,两千多年来一直沿用。

  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东汉时期,被称为“神医”的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全麻”法,比欧洲早1600多年,同时他还创造了体育疗法――“五禽戏”。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唐朝时期,《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最早的药典早了九个世纪。载药850种,新增114种新药,其中不少是外来药物,如由印度传入的豆蔻、丁香等;大辽传入的石榴、乳香等;波斯传入的青黛等。

  唐朝时期,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一部集唐代及唐以前祖国医药学之大成的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内容丰富理法方药从源到流各有所宗,分门别类,有纲有目,体系完整。

  明朝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成就,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孙思邈作为唐代最伟大的医药学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曾经说道:“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中医医师不懂得《易经》,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不能成为好的医生;这里的“太医”即是对“优秀医生”的通称。药王的权威言论表明:不通易,则不通医!可见《易经》对中医学的影响之大。

  张景岳作为明代杰出的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中心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黄帝内经》的较好参考书,而《景岳全书》则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他在《医易义》中讲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易》,《易》不可无医”。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易经》是中国传统中医学的根源所在,如果没有研究过《易经》就去研究中医学,那是很难让人信任的事情,最多也只能学到中医的皮毛。

  始祖黄帝的《内经》、神医扁鹊的《难经》、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等,这些最经典的中医学著作,无不在书中始终贯穿着《易经》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类比思想和卦爻数理,其中的阴阳学说更是中医传统医学朴素辩证法的核心,是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并广泛应用于阐释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同时也奠定了中药学关于四气五味的基本法则。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

  《易经》的卦辞直接反映出对中医防治学与治疗学的基础指导作用。

  首先,《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防微杜渐,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

  《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然后,《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

  《易经・萃卦》说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就是说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

  《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

  《易经・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

  医易相通,最基础的结合就是《易经》的卦象与人体器官的对应,如乾为首、兑为口、离为目、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艮为手、坤为腹。

  中医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针灸,而《易经》中则有着最早的针灸记载。“咸卦”的“咸”,在马王堆帛书考古中记作“钦”,这个“钦”即通“针”,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即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疼头晕等证。水不涵木而致风木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即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

  《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蛰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的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不明原因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易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的根本。

  由此可见,医易同源,医易合一,我国中医体系的传承,华夏传统医学的发展,不仅要吸收现代的新技术,发展科学的新研究,从根源上讲,最重要的还是不能离开易学与医学相结合的本质道路,这是中医继承发展的根本所在。

  现今社会,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普遍的认识,那就是“西医见效快,中医见效慢。中医只能治慢性病,治疗那些基本没有生命危险的轻症,是一种在西医治疗效果不好时的无奈选择”。这个观点真的是很悲哀!

  从无数的古代中医的医案中可以看到,中医在治疗各种急、慢性疾病时,往往能使病轻者速愈、病重者转安。可以说,中医在以前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切实的,甚至是完美的。

  那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反而变得治不好病了?临床疗效不好,这是中医不行,还是中医从业者的水平不行?治疗效果不好,是中医理论不行,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用中医理论治病?是什么造成了目前中医如此无奈的局面?

  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历史与现状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现代中医学的沦落,并不是我们的中医学不行,而是跟从业医师的水平有关,他们无法做到拥有博学多识的素质,绝大部分根本不懂《易经》,甚至可以说连《易经》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又怎么可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呢?

  中国的中医学之所以伟大,其核心是“系统医学”的中医哲学理论,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即是把人体看做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机体的各部分相互影响,各个部位都不是割裂开来的,从来就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西医则从微观看问题,采用分析法,不把人当成整体的人,而视为各零件的组合,有微观精确性,却无宏观准确性。

  比如,我们胃部出现病症,如果从西医的角度,那基本就全都从胃部开始着手,进行各种检查,然后再针对胃部采取药物甚至手术的治疗方式,而我们中医这不这么简单的看这个问题,它是全身器官综合研究的,并按照五行理论来进行本质的分析,即胃部属土,这里出现病症,其病理源头可能是胃部这个器官被别的器官抑制或影响,那么通过“木克土”的关系,我们很清晰的找到了属木的肝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针对肝部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工作,那么肝部调节好了,胃部也自然就没事了。

  其实,现代的西医,也开始越来越注重对中国传统中医的研究,并且在很多方面引入系统医学的概念,也将人作为整体来考虑问题,不再象以前那样分割来对待病症,甚至在西方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全科医生”。可以说,这就是中医的思想理论被认可和被发展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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