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关于杨贵妃的影视及文学作品，为什么文人们如此倾心于杨贵妃?
宋明理学之后，社会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所以有“十部传奇九相思”之说，明代言情汹涌澎湃，唱的尽是“私订终身后花园”，做的多是“落难公子中状元”。情痴在明代自由派文人中就曾是一种时髦，冯梦龙在《情史序》中：“余少负情痴，……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传奇家们也都喜欢标榜自己是情痴，《鸾啸小品》中专有《情痴》一篇。有分析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中须谨守“天理”，所以在戏剧中要有“人欲”来相补。
在历朝历代中，唐代的事情最刺激，最能缓解那种礼教的压力。隋唐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西域民族的文化在唐代是张扬的，奔放的、外露的，《隋书音乐志》记有“隋炀帝大制艳篇，辞极淫绮”。《唐书武平一传》里多处记有皇室宴殿上有胡人唱些艳辞艳曲，街巷中也总有胡人歌舞，甚至有裸戏表演。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在《乐府诗集》中记载原名为《婆罗门曲》，是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献给唐明皇的。天宝年间，李隆基把他改了改，换了名。民间传说是李隆基梦游月宫听闻仙乐而做《霓裳羽衣曲》，《长生殿》里改为杨贵妃梦游月宫听仙乐，醒来后记下。但此曲在北宋已经失传，现在演奏的是民初人吴梅在1926年校订的谱，据他自己说，他曾听到同治年间一个著名旦角演奏过，后又找到很多昆曲旧谱，其中就有此曲。
说到西域文化的影响时，马未都说:“我们从隋唐出土的首饰上看，除了显示财富之外，都具有极强的精神诱惑力，因为其中有性的暗示。唐代的瓷器上都有西域文化的痕迹，夸张地说，在唐代，异族文化的成分超出了本土文化的成分。他们的性文化与汉人就是不同，唐代宫廷里先后有三次皇子娶皇妃的事，唐李家就至少有一半的鲜卑血统，在他们的文化里这不当回事、没觉得有多严重，对汉人却是非常大的刺激，文人们觉得大开眼界。不仅有杨贵妃被不断地说，‘白发三千丈’也是很浪漫很刺激的诗句。”还有一个表面的原因，马未都说，“杨贵妃之所以被强化，是因为早期美人没有影像，比如汉代以前的，唐代美女就有图了，留下了美人的具象。”最重要的原因还有，“汉人的美人就没有外来文化的外露，中国的情色文化都比较隐晦，比如绘画中有大量的暗春画。后世文人用杨贵妃的故事写情写性，有一个自以为是合理化的理由，就在于她的外包装是一个误国的形象”。尽管洪升自道写《长生殿》是“情而已”，在这点上他也不能免俗，不过是擦边球打得好。
市民阶层的兴起对戏剧的影响很大，在市民文化中，色情的成分总是不少，昆曲正是高度精练的.市民文化，李泽厚说，尽管其“趣味日见纤细，但它的基础仍是广泛的市井小民，仍属于市民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市民文化，就是“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钦羡渴望，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对公案神怪的广泛情趣”。在这个意义上《长生殿》练的是全话儿，他把杨贵妃传奇里的色情成分文雅化，变色情为意淫，这是文人的方式了。
杨贵妃作为中国文人的美女，载体不一定是美人，被强调的和被观看的都是她的“态”，由态而生想象，吃醋、发怒、淘气、撒娇、醉态、庸态，甚至出浴，文人们可以在她的种种“态”上加入种种的想象成分。不仅有很刺激的一个方面，而且由于她的故事不圆满，可以来来回回地说，可以说她误国，也可以说她无辜，她的胖其实在中国文化的总体上也没有优势，唐朝人也不都以肥为美，梅妃就是瘦的，也被视为美的，但出浴的胖体形象突出，容易入戏。西施就太圆满了，她的“态”就不能写，一是没有传说，二是因为她是救国的形象。
这种种的“态”在艺术研究员傅谨的表达里叫做“表达情感的能力”，他说:“中国文化里的美人，仅有美还不足以有媚惑力，必须还有表达感情的能力，梅妃也美，但缺少表达能力。情感的丰富和表达的完整，是通过某些艺术的方式来完成的，《梧桐雨》和《长生殿》都强调了这种表达能力。之所以有那么多文人来写这同一个人物，还有一个原因是，艺术就是要寻找情感表达的多种方式，杨贵妃的性格和故事提供了这种可能，可以让她在戏里又歌又舞。虽然说这是文人趣味，但也有普遍性。”周华斌总结说，“西方戏剧的美人往往是王后，如埃及艳后，即使不是后，也是有权的女人，而东方的美人往往是妃，武则天被当成美人时是妃，当了女皇有了权就不写她的美了”。
在采访艺术研究员傅谨和徐英时，他们分别都提到杨贵妃与《西厢记》、《牡丹亭》里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区别。杜丽娘的故事是很单纯的少女思春，没有丰富的情感内容，也没有多样的表达方式;崔莺莺则是在这点上加上了对母亲悔婚的反抗，也是很单纯的情感，甚至很难说她们的故事是情爱故事。
这两个故事都和生活秩序有关，杨贵妃的故事却不是出于生活的秩序，男人完全可以超越地来欣赏一个女性的纯粹美惑。通常的情爱故事里，美女都是情爱中具体的人，是某一人的爱人，她面对的也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杨贵妃是皇妃，在那个有无上权力的人面前，她是典型的被男人观赏的对象，而不须征服。唐明皇的地位可以被幻化为一个单纯的、无具体个性的男性符号，文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符号把自己移情在唐明皇身上，让一个充满媚惑力的美女成为自己的观赏对象。
宋明以来，在杨贵妃之外，文人们还塑造了一批同样无须征服的精品妓形象，由于她们精于琴棋书画，在趣味上和表达能力上都脱离了下层、卑贱的社会品级，使她们的诱惑力变成可供观赏的、被玩味的。在被迷惑的同时，文人们似乎不堪忍受她们不贞不洁的实际境况，往往为她们附加上另外一种贞洁，比如杨贵妃与明皇生死不离。但这些精品们职业上的公共性不能与某人生死不离，于是就写她们对朝廷的忠贞，从明末八大名妓中的李香君、柳如是一直到清末的赛金花，民初的小凤仙，构成了这样一条完整的线索。既要她们可以被观赏，人尽可及，同时又要她们在另一个层次上的忠贞。这难道不是自欺欺人的文人们对女性的想象，并由此设计了关于美人的观念?傅谨透露说有的现代版本《长生殿》有所改编，把《埋玉》一场中杨贵妃的被赐死改成心甘情愿地请命自绝，他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处理是很男权倾向的。
不仅如此，今天的文人在说起《长生殿》时仍然要对其所谓的“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的感叹扼腕不已。如“从爱情的真与幻解读《长生殿》”，“真实与虚构造成的瑰丽抒情”，“瑕疵与八卦交错的美好情爱”这样的文章标题和用词，如此投入的赞美之词真让人怀疑，女性是不是在今天依然被想象为一种旧式的消费对象，也让人感叹传统之强大的渗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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