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世人皆知,笔者最近读到台湾版《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著)一书,内有一篇名为《从蒋复璁之逝谈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涉及徐志摩的“阴错阳差”拿错信的往事,煞是令人品味。
徐志摩“误娶”陆小曼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据蒋复璁说,“泰戈尔为爱护志摩,曾暗中劝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蒋复璁也因志摩的关系参加了。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来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来客可带夫人。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而陆小曼的夫君王赓是个敬业、勤勉之士,不大热衷于游乐,但有欧美风度,每遇志摩请邀游乐之事,王赓往往说:“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见人爱的“大众朋友”。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他们两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知道并认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 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总给人以吃了碗里又惦着锅里的印象。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八九月间,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数日后,陆小曼应徐志摩前信私约到上海,先住在蒋百里家中。王受庆当众责询小曼给志摩写信一事。“双方各不相让,大吵一场,卒致离婚。”据蒋复璁说,他当时亲睹这一切,曾劝王受庆接走陆小曼,“用意在调虎离山,庶志摩与王太太减少往还”。大出所料,以离婚告结。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后回北京,某日打电话给徐志摩,恰蒋复璁在徐志摩处闲话。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叙。徐志摩约蒋复璁一道去。蒋未去。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后来,徐志摩亲口对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 ‘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他娶了陆小曼。王赓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阴错阳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欧避风头。王赓到南京任职。陆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赓还托胡适、张歆海“更得招呼她点”。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假如,当然这只是假如,徐志摩那天不拿错信的话,他的命运将又是怎样呢?猜不透。但有一点很清楚,志摩不娶小曼,家中不会断绝他的经济支持,他也许不必到处兼课赚点小钱供陆小曼挥霍。再则,现在各类写徐的传记上,都说徐志摩乘飞机回沪,是探视小曼的病,旋匆搭便机返平听林徽因讲演而遭难。蒋复璁不首肯此说,他认为:“其南下真实之原因,因陈小蝶欲购百里叔在上海国富门路之房屋,志摩想赚点佣金以济家用,诚可怜也!”徐志摩为五斗米折腰而毙命,真令人扼腕!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难。12月6日北平追悼会后,于20日在上海举行公祭。棺木运回老家硖石暂厝,次年春葬于硖石东山万石窝。葬时匆匆,没有立碑,只将胡适手书的几个字放大写在墓前水泥墙上。直至1946年春积锴母子归,葬其祖父申如先生于志摩墓旁时,方请同乡大书家张宗祥题“诗人徐志摩之墓”,立碑。陈从周参加这一仪式。陈从周说:“所以延到后来才立碑,因等凌叔华所书碑文不就。”若干本徐志摩传记千篇一律沿袭此说,连刘绍唐的文章也这样认为。其实不然。
尘封的史料随着斗转星移,渐显水面。笔者与凌叔华之女陈小滢过从较密。小滢把她的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吴令华介绍与我相识。吴令华是吴其昌的女儿,而吴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们的祖母是亲姐妹。2004年2月,吴令华将《记凌叔华题徐志摩墓诗碑》一文寄给我一读。我觉得这史料新鲜,且言之有据,不敢迷信正确与否,总觉得最起码是一家之说,可供史家研究。于是我将其推荐给《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吴令华说,1933年夏,父吴其昌回硖石度假,徐志摩父亲请他吃饭,托他请凌叔华为徐志摩题诗碑(实是催请)。这很自然,一徐、吴是至亲,二吴其昌与陈、凌夫妇有谊。吴其昌因抗日被清华解聘后,到武汉大学任教,与陈西滢是同事;凌叔华又曾为他的《散文甲稿》设计过封面,交情颇深。吴其昌在硖石便发快信致凌叔华,转述徐申如的要求。读刘绍唐的《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一文,查考凌叔华致胡适的二十五通信和《胡适来往书信选》,关于凌叔华为志摩写碑文一事有明确记载,觉得真实可信。凌叔华接到吴其昌催题墓碑的信后,过些时日,才题词“冷月照诗魂”。
徐申如为何坚持独请凌叔华题,凌叔华为何也乐意,这就不难看出徐申如“希望志摩和叔华联姻”的本意和徐志摩与凌叔华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愫了。题写什么辞句为好,凌叔华是很慎重的。她曾于1933年1月31日致函胡适请益:“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去’(《别剑桥》)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高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 ‘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 凌叔华也自谦说:“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
“冷月照诗魂”这块碑后来确实立了。据吴令华说,她的表兄徐璇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还乡谒志摩墓,于下山时道旁发现它“横卧泥中”。且美术史专家、吴其昌的连宗兄弟吴甲丰也见过。他俩还共同赞赏凌叔华将林黛玉的“冷月葬诗魂” 易一字用于志摩墓,贴切而自然。
“冷月照诗魂”字是凌叔华写的无疑。但这句诗是胡适应凌叔华之邀“另找两句”“找”出来的,还是凌叔华自拟的就难以稽考了。
陆小曼与胡适暧昧
胡适与徐志摩是很好的朋友,据说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适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
后来徐志摩到欧洲去,还托胡适照顾陆小曼,曾经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没想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欧洲没去,倒是留下了几封陆小曼写给胡适的情书,用英文写的。
那时的“感情形势”是,陆小曼还是王赓的太太,却与徐志摩大谈恋爱,胡适又插一只脚进来。
被胡适誉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1925年6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立三约往开明观剧,见须生孟小冬,其拉胡琴人为盖叫天之拉胡琴者,叫座力颇佳。胡适之、卢小妹在楼上作软语,卢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扮春香者,唱极佳。”卢小妹即陆小曼。值得注意的是“软语”二字,胡陆“软语”,师生关系的胡陆,“软”什么“语”?而陆小曼对于胡适这位老师,当然知他有妻,更知他和另一情人曹诚英的关系,但仍和他过从极密,写信给他,说什么“别太认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吧”。两人关系之暧昧,昭然若揭。
当年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胡适很惧内),小曼才转而许身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风流事传遍九城,而胡适又参与其事,尽力撮合,胡太太怒不可遏,一天到晚骂胡适。
有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当着这些人的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说到这儿,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太太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叶公超《新月怀旧》)若仅仅是为徐陆的结合帮忙,胡太太再颟顸,也不至于这样骂胡适,总是此中有悖于常理的地方,才让胡太太这样大动肝火。
这场“四角纠纷”没有爆发胡适那一桩,极有可能是胡适掩饰得好。
陆小曼在胡适的'生命中,是其中一颗星星而已。胡适曾赞赏说:“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所指的正是她的精彩。有文献记载:“北京外交部常常举行交际舞会,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欢。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而她的举措得体,发言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与伦比。”
据现存的史料,胡适是太阳,当有三个月亮,一为发妻江冬秀,二为美国女子韦莲司,三为曹诚英。学者江勇振著《星星、月亮、太阳》考证说,除了“三个月亮”之外,还有不少的星星伴在胡适的生命之中。只是,胡适善于严守和隐藏他的隐私,可是,他的月亮、星星所留下的文字和信件却逐渐出土,成为史学家所据,将这位一向“感情贫瘠”、“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的胡适变成了一位情圣!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收有陆小曼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1931)后所写。且看这样的句子:
“我们虽然近两年来意见有些相左,可是你我之情岂能因细小的误会而有两样吗?你知道我的朋友也很少,知己更不必说,我生活上若不得安逸,我又何能静心地工作呢?这是最要紧的事。你岂能不管我?我怕你心肠不能如此之忍吧!”“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说坏到极点,不知者还许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永久地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与外人一样的来责罚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让你误会我下去了,等你来了可否让我细细地表一表?因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岁月愿有一二人,能稍微给我些精神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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