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个人简介

2020-10-26 徐志摩

　　徐志摩简介

　　中文名：徐志摩

　　别名：徐章垿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

　　出生日期：公元1897年1月15日

　　逝世日期：公元1931年11月19日

　　职业：诗人、作家

　　笔名：南湖、诗哲、海谷等

　　毕业院校：杭州一中

　　信仰：佛教

　　代表作品：《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资料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家庭背景

　　明正德年间，徐松亭在硖石经商，家居于硖石，为硖石徐氏分支之始祖。徐志摩即其族人。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的生活。沈钧儒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琼瑶是徐志摩的表外甥女。

　　徐志摩的爱情

　　1915年，与张幼仪结婚，后于1922年3月在柏林离婚。

　　与林徽因的感情没有结果，而后遇到了陆小曼。

　　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就在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1926年8月14日在北京北海公园进行了一场人们议论了很久的订婚仪式，是年10月3日两人举办婚礼，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为证婚人。

　　与张幼仪

　　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劢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张幼仪端庄善良，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美德，尊重丈夫，孝敬公婆，贤淑稳重，善操持家务。婚后生了两个儿子，能相夫教子。然而，徐志摩在张幼仪生完第二个儿子正虚弱的时候，递上了离婚协议书。

　　自从那个非同寻常的死之后，徐志摩一直是文化界的热点，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不说别的了，光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就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几个女人中，张幼仪的名分最尊贵，原配夫人，感情最平淡，七年后离异。

　　徐志摩经历过的女人有：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不少了吧，这只是中国的。

　　和张幼仪的感情，除了半篇《离婚通告》（另半篇未查出）和徐志摩的那封大话连篇的信之外，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通常人们总是说，婚姻后不怎么融洽，离了婚反倒互相体贴。这些话都是徐志摩的朋友说的，怕靠不住，就是靠得住也是表象。实情是，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甚至徐志摩死后五十多年，张幼仪从不吐一点儿口风。

　　这正是张幼仪的贤慧，论者又会这么说：太离谱了，怎么就不想想，让她说什么好呢。说徐志摩好吧，人家跟你离了，说不好吧，弃妇之外还得加个妒妇。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自己吃了一半儿，叫别人夺去的葡萄就更酸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苦命人终于在去世前说了实话。她活了88岁，1988年在纽约去世。她的侄孙女张邦梅小姐，1996年9月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由道布里几出版社出版。两人关系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张邦梅是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的孙女。她的父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她已是第三代移民，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修中国文学，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律学位，曾在纽约任律师。从1983年到1988年张幼仪去世前，她和姑婆谈了五年，先写成毕业论文，再充实成传记著作。“姑婆看过我的论文”，内容的真实性是可以信赖的。会不会肆意诋毁呢？也不用担心，作者反复强调，张家始终以徐志摩为荣，张禹九临终叮嘱孙女，写书时“对徐志摩要忠厚些”。就是这位爷爷，遗嘱中要家人在他的葬礼上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

　　起初她是怀着敬仰的心情来探索徐志摩与姑婆的婚姻的，而事实却一次次地引起她的质疑与愤懑，为姑婆所受的屈辱，为徐志摩的冷酷无情。

　　她万万没有想到，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20年冬，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过去都认为是徐志摩思念妻子，写了那封乞求父亲的信。现在知道了，这封信多半也是应张君劢之请而写的。分居数年又有了子嗣，当时的情势，没有理由不让张幼仪出国。不是徐志摩要送她去的，而是婆家送她去的。而公婆所以送她去的理由，也只是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再没有比张幼仪本人的这个解释更为合理的了。

　　若是思妻心切，他不会那样去迎接她。

　　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进马赛港的船码头。“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因晕机呕吐，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在伦敦、波士顿，以及后来在柏林那一段生活，过去总说徐志摩如何的仁义，如何的善良，现在也知道了。徐志摩对待张幼仪是很不友好的，简直可以说是惨无人道的。

　　两人在波士顿住下，不久张幼仪怀孕，此时徐志摩正在疯追林徽因，无暇顾及，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

　　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过后不久，徐志摩带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来家中吃饭，书中叫她明小姐。张幼仪发现，这位穿着毛料海军裙装的小姐，竟是裹过脚的。送走客人，徐问张，对这位明小姐有什么看法，张说：“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走来走去的徐志摩把脚跟一转，好像张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书名即由此而来。张幼仪是天足，徐志摩后来也很少穿西服，这只是一种象征，象征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

　　徐要马上离婚，见张不答应，竟一走了之，将张一人撇在波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她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小明知张的去向，却不予理睬。只在要办理离婚手续时，才找到柏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引人瞩目的新女性。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纂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徐志摩对张幼仪是这样的，张幼仪对徐志摩的感情又如何？这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还是听听张幼仪的自述吧：

　　“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X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不是说不定，可以肯定地说，张幼仪是最爱徐志摩的，因为她对徐志摩的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甚至不管徐志摩爱不爱她。这本书的写法，可谓新颖别致。外国学者在写法上的殚思竭虑，实在让我钦佩，是严格的传记，甚至是口述实录，其勾人阅读的兴味，一点不亚于侦探小说。由一只桃心木箱里的一件黑绸纱写起，引出对家族史的兴趣，结尾仍旧到那件黑绸纱，那只桃心木箱。正文分两条线索，互相交叉又互为表里，一条是主线索，由张幼仪的叙述构成；一条是副线索，写自己在婚姻上的思考与追求。“小脚与西服”这一命题，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与林徽因

　　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对她评价甚高，苦苦地追求林徽因，并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与陆小曼

　　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常与朋友王赓（一个军官）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对徐志摩影响甚大。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交际场相识相爱。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刚结婚的前段日子里，虽然徐父徐母对陆小曼依然心有不满，但是两人也过得浪漫、惬意。只是到了后期，由于陆小曼的病，由于徐申如的拒绝接纳，由于鸦X的侵蚀等诸多原因，陆小曼变得越发娇慵、懒惰、贪玩，浑没了当初恋爱时的激情，似乎不再是一个有灵性的女人。她每天过午才起床，在洗澡间里摸弄一个小时，然后吃饭。下午作画、写信、会客。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听戏。徐志摩为了使妻子心喜，就一味迁就她。虽然在口头上常常婉转地告诫陆小曼，但效果不大。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三所学校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1929年，徐志摩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上海南京两地来回跑，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以挣家用，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当时，人均的年薪为五块大洋，而徐志摩一年即可挣到几百大洋，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满足不了家庭的花销。在即将去听林徽因演讲的前一天，徐志摩说钱不够用后与陆小曼吵了一架。

　　坠机遇难

　　1931年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该飞机是张学良的专机，志摩免费乘坐），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开山（现济南市长清区崮云湖街道办事处境内），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徐志摩墓

　　徐志摩的墓地在历史上一共经过3次变迁：

　　第一次：徐志摩的墓地原来在东山玛瑙谷万石窝，由胡适之题写“诗人徐志摩之墓”碑文。早年间胡适题词的这块徐志摩墓地，在动乱中荡然无存。

　　第二次：徐志摩老父徐申如对于胡适先生题字的墓碑感觉过于简短，又请到徐志摩生前红颜知己，被称为闺秀派才女的凌叔华，请她为徐志摩再题一块碑文。凌叔华欣然应允，她所题碑文取自曹雪芹“冷月葬花魂”的寓意，转化为“冷月照诗魂”。此块墓碑也在动乱中丧失。

　　第三次：徐志摩的墓地，因动乱坟陵早已损毁，故乡百姓为了表示纪念，由政府拨款把徐志摩的墓地迁葬到西山北麓白水泉边。徐志摩的外亲、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设计并撰迁墓记。西山墓地古典雅致，白石铺地，青石为阶，半圆的墓台恰似一弯新月，有诗坛“新月派”的寓意。墓碑沧桑厚朴，海宁籍书法大家、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张宗祥先生根据胡适之原文补题碑文。墓碑两侧各有一方白石做就的书形雕塑，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等名诗名句。

　　生平经历

　　1910年入杭州府中学堂。并在校刊《友声》上发表文章，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提倡用小说改良社会。

　　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学习银行学。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和胡适、闻一多等人创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杂志。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山东女子学院东），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求学经历

　　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从而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时，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老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心中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最为经典。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文学生涯

　　康桥（剑桥）月色

　　徐志摩与诗本来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现今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还可以约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写诗象着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此时，他的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谈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像《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在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收录的大都是1922——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不光明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像《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不足。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萨）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猛虎》与《云游》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小说、剧作、翻译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轮盘》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

　　他的小说不外乎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外国的某些社会风尚，同时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面，题材是不广的，容量是有限的。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沈从文：《轮盘自序》）的格调。他的小说有的情节过于简略，近于速写，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轮盘·自序》）必须指出的：他的小说多数写司空见惯的男女恋爱，很少触及当时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尖锐问题。

　　徐志摩也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1923年新月社成立时，他积极组织戏剧活动，还创办过《剧刊》，也演过戏，但是他很少写剧本。他只写过一个剧本，叫《卞昆冈》，还是与陆小曼合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曼殊斐儿一共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园会》与《极乐》，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选译了其中八篇，自英国康桥译到中国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儿小说集》白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译也有他的偏爱，他说“除了曼殊斐儿是我溺爱，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玛丽玛丽·序》）

　　“新月”活动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销声匿迹了。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他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

　　到了1933年6月，随着《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剑桥石碑

　　追怀徐志摩先生再别康桥80年国王学院为徐志摩树碑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中这两句著名的诗句，镌刻在这块白色大理石碑上。

　　2008年7月2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后园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石碑，上面刻录了中国最著名的诗歌。它就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存有争议)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很多中国人都对这首诗怀有深厚的情感。

　　徐志摩是在国王学院的后园创作这首诗的，而且诗中“河畔的金柳”被认为抒写的正是国王学院康桥边上的柳树。石碑就立在不远处。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晓此诗，并被它深深感动。这块诗碑将成为中国和剑桥大学,尤其是和国王学院之间联系的纽带。

　　徐志摩在1931年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英年早逝，时年36岁。1921到1922年间，通过他的朋友狄更生，徐志摩在国王学院旁听了一年的政治和经济课程。正是在剑桥受到诗人济慈和雪莱的影响，志摩才真正开始写诗。

　　剑桥的一位中国朋友，江·西蒙将《再别康桥》的首行和末行刻在了石碑上，并将它带到剑桥。石碑用的是北京的白色大理石（这与构筑北京紫禁城的大理石质地完全一样），立在此地以作为连接中国与国王学院间纽带的标志。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