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宰相陈宜中是温州的骄傲，但他又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宋末最后的宰相似乎也理应负起赵宋王朝灭亡的责任，后人持此见不乏其人。据元末明初叶子奇说：“徘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识者曰：‘若见永嘉人作相，宋当亡’。及宋将亡，乃永嘉陈宜中作相。”将产生于温州的南戏，被视南宋亡国的靡靡之音，甚至把南宋亡国罪责归于“永嘉学派” 的事功思想和温州人的性格使然。恰恰是被温州人以为自豪的“永嘉学派”和南戏，被民国初年冒广生先生在《戏言》一文，认为是南宋温州两个丰碑，是温州地方文化在全国的“两霸”。然而将“永嘉学派”和南戏戴上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的帽子，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宋史》旨在宣扬理学的伦理道德，故《宋史·陈宜中传》对未死节的陈宜中评价趋于负面。然从《陈宜中传》中发现部分文字取自于文天祥的作品，是文天祥使陈宜中背负着逃跑丞相的骂名，可见文天祥是抹黑陈宜中的始作俑者。逃跑丞相是人们对陈宜中的主要形象，成为我们判断的一种先入之见，这种仅仅以有没有逃跑来左右评判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作为宋末的左右两丞相陈宜中与文天祥，一位是被污化成逃跑狗熊，一位被塑造成民族英雄。
文天祥要誓死保卫大宋首都的口号被抬高到是伟大的爱国精神体现的高度。陈宜中作为决策者，不愿作无谓的牺牲，要为临安民众的生命负责，其决定撤离临安，却被戴上逃跑丞相的帽子。其实两者在这点上长短难以置评。可是文天祥赢得世人的尊重敬佩，陈宜中因文天祥对其评价却被世人误读误解。这真是冰火两重天，更是历史的不公。因此要将陈宜中去污名化，要研究文天祥为什么要污化陈宜中，将陈宜中与文天祥的恩怨纠葛作一梳理，对这二大著名人物作出重新的评价就显得很有必要。
文天祥的作品多处涉及陈宜中，集中在文天祥于狱中所作的、有“诗史”之目的《集杜诗》和《指南录》中。文天祥在诗中表达了对陈宜中不满、质疑和指责，表明了两位南宋宰相在道德理念和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文天祥指责陈宜中多为对其抗元和保护朝廷过程中陈宜中采取的策略的质疑，是二人政见不同。文天祥对整个朝廷的软弱，抗元不力都感到痛心疾首。但我们发现这些诗歌反映出的对陈宜中的评价，有的正确，有的却不客观。
文天祥《集杜诗·相陈宜中第十六》：鲁港败后，陈宜中当国，首斩殿帅韩震胁迁之议。差强人意。宜中实无经纶，至秋故遁归，及不得已，十月再来,则国事去矣。哀哉!
苍生起谢安，翠华拥吴岳。可以一木支，俯恐坤轴弱。
这首诗文天祥直接贬低了陈宜中的作为，当时陈宜中为了树立自己在朝廷威信，斩韩震，并针对宋朝叛降者发起富于进攻性的报复行动，他们的财产被查封，封号被取消。没有人会像陈宜中那样不顾一切。可是文天祥认为陈宜中这样做“差强人意”。到德祐元年秋天，陈宜中因此受到同僚排挤，于是就撂担子，遁归温州,后迫于无奈回朝时，可是已经耽误了挽回战局的时机。陈宜中将个人恩怨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显然不是一个具有宽广胸襟的政治家所为。这样评论也许还比较客观。
文天祥与陈宜中之间矛盾还发生在德祐二年正月，元军进逼临安，宋廷对策有二：一是议和，一是背城一战。张世杰、文天祥主张合兵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方遣人请和，白太皇太后止之。”判断这一决策的正确的关键是哪一个符合当时实际。
当时保卫临安的张世杰的精粹部队已损失殆尽，达到“不复能军”、“宋力自此遂穷”的地步。文天祥的勤王军原系“乌合”之众，谈不到战斗力。因此，“背城一战”的建议，只能显示誓死抗元的决心，无补于挽救宋室的危亡。丞相陈宜中婉转予以制止，有利于保全残余战斗力量，保全临安百姓生命，显然是明智的决策。
文天祥对陈宜中行迹的质疑另一首在历史上作为研究陈宜中备受关注的诗是《将相弃国第十九》，陈宜中逃跑宰相衔头就是从此开始，文天祥对陈宜中污名化难逃其咎。其云：
丙子正月十八日，虏至皋亭山。是夜四鼓，宜中逃。翌日世杰逃。
扈圣登黄阁，大将赴朝廷。胡为入云雾，浩荡乘沧溟。
这首诗表达的是元朝大军压境，将相弃城而逃的悲愤。不仅记载了陈宜中的逃也记载了张世杰的逃，是对当时陈张二人没有与元军拼死一搏的指责。文天祥否定陈宜中，就是连张世杰也一并否定了。在文天祥看来陈、张二人未与元军交锋便直接弃城实在有背臣子之责，撤退就是弃国逃跑。其实陈宜中与张世杰的这一行为是从实际出发，为了保护幼帝，为保留国脉而作最后努力;而文天祥要求背城一战，是抱理学杀身成仁精神，为名誉而战。相比较之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陈宜中是个缩首畏尾不敢担当的软弱之人。可是史实充分也证明了其战略撤退之正确。陈宜中与张世杰效忠朝廷之心与文天祥一样都是坚定的，后来陈宜中派人与文天祥商议拥立新朝就是证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天祥的诗歌里有首直接表达了对陈宜中的指责，其《出使第五十六》云：
初,宜中蒙蔽外庭，如遣使北军求议和，约见伯颜于长安堰。已而不如约，故虏径至皋亭山，要以相见。宜中遂逃，上下莫知其详。予既辞相印不拜，遂奉上命以议和为名，虏强以降。余见伯颜，开陈大义，词气慷慨，虏颇倾动。寻留不遣，而丞相吴坚、右丞相贾馀庆、同知枢密院谢堂以下，竟自纳款。余责伯颜留使失信，及数虏罪恶，以死而誓而一无所及矣。痛哉!
隔河见胡骑，朝进东门营。皇皇使臣体，词气浩纵横。
这首诗文天祥写出自己出使的浩然正气和以死而誓的决心。那么陈宜中是为何“临阵脱逃”呢?史实又果真是文天祥所云?
早在德祐元年十二月辛丑，太皇太后已遣将作监柳岳等前往元丞相伯颜军中求和。庚申，宋尚书夏士林、侍郎吕师孟、宗正少卿陆秀夫出使元军，“请尊世祖为伯父，而世修子侄之礼。且约岁币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伯颜不从，“称侄孙，不从。”二年正月戊辰，宋使回到临安，太皇太后“更命宜中使(元)军中，约用臣礼。宜中难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较也。’”癸酉，“宋军器监刘庭瑞以其宰臣陈宜中等书来”，伯颜不从，“即遣回”。乙亥，“宜中遣御史刘岊奉宋主称臣表文副本及致书伯颜约会长安镇”。辛巳，“宜中又令都统洪模持书同囊加歹来见”。
壬午，元军“次长安镇，宜中等不至”。请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宫请迁都，太皇太后不可。其中“难之”二字足见陈宜中的底线是决不能称臣;既然称臣，又怎能保存境土和社稷呢?陈宜中不愿称臣投降，违约不至元军议降事，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时元兵临城下，打又打不过，太后又要降，陈宜中只有“临阵脱逃”，其脱逃是投降之阵，是无奈的抉择，又是唯一的抉择，更是正确的抉择。这叫无计可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是走得有点仓促狼狈，连太皇太后和皇上都忘了通知，所以被人指责，其也确实有口难辨。
相反文天祥由于陈宜中脱逃，才被太皇太后任命为丞相，代替陈宜中去所谓的议和，即城下之盟，其实是体面的投降，这正是陈宜中不愿干的事，文天祥却干了。反而陈宜中倒成负面人物，文天祥却把自己描写成民族英雄，这真是咄咄怪事。说什么自己“开陈大义，词气慷慨，虏颇倾动”云云，简直是大言不惭。谈判是以实力为基础为后盾的，当时南宋王朝已没有谈判筹码，连装孙子，元朝都不让干。文天祥此时还能象大爷一样盛气凌人，连鬼都不相信。如果那样他不是来议和的，他是来踢馆的。文天祥说自己正气凛然使伯颜答应善待皇室，不杀百姓。其实早有“大元兵锋所至，降者不杀”的规定，蒙古征服者基本上恪守了对降服者不杀之诺言，并非文天祥的功劳。文天祥认为正是因为陈宜中临阵脱逃导致自被伯颜扣留。你陈宜中不愿干，却要我文天祥给你背黑锅，没门。我要把你陈宜中污名化，说你是陈逃逃，反之把自己打扮成高大全。
文天祥不仅对陈宜中放弃首都有异议，而且陈宜中的流亡政府南逃也持反对意见。文天祥《南剑州督第六十四》序云:
始,余至永嘉留一月，候命，永嘉及台、处豪杰皆来自献，愿从海道作战守规模。予至福安，欲还永嘉，谋进取，庙谟不以为然。遂议开督于广，广陷，乃出南剑开府，聚兵财为收复江西计。于时幕府选辟，皆一时名士。宜中既弃临安，及三山登极，欲倚世杰复浙东西，以自洗濯。所以阻予永嘉之行，后取定海兵败，李珏为制阃，众方思用予，悔也不及。惜哉!
其《至福安第六十二》序也云：益王以天下兵马都元帅，卫王以副元帅，建号称于永嘉，随趋三山开府。予四月八日到永嘉，则元帅舟已去一月矣。亟使副守李珏驿报行府。陈丞相即遣人来议拥立事，余深赞大议。五月一日登极，予以观文殿学士待读召赴行在。二十六日至行都，即再相。然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杰，余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
认为虽然创立新朝，陈宜中将责任完全推脱给张世杰，而自己却“尸其事”。文天祥希望从江西回温州，而陈宜中则放弃温州，去了闽，希望能够倚靠张世杰一起恢复浙江东西。众人对文天祥“欲还永嘉，谋进”的战略不以为然”，结果“定海兵败”后“众方思用予，悔也不及”。 陈宜中参与了阻止文天祥回永嘉的战略，文天祥在此次事件中，对陈宜中的军事能力表示怀疑。表达了文天祥对于众人在国家危机之配合不力，军事战略失当错过时机的惋惜和愤怒。陈宜中和文天祥在流亡朝廷权力分配等问题上存在矛盾，许多问题难以协调。文天样就有被架空的感觉，“余名宰相，徒充其位,遂不敢拜。”这暴露出了即便是南宋末年国家危亡之刻，党争连连的弊端，陈宜中作为宰相也身陷其中，也是其无奈之处。文天祥对于陈、张二人因私人党争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的指责的确是中肯的。文天祥与陈宜中均坚持抗元，只是在战略上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一个要在去海上游击，一个要回江西老家。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这时的南宋能在文天祥的号召下打回老家去，能起死回生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人用很惋惜的语气讲述了宋末时没有采取文天祥策略。什么文天祥的文韬武略众人皆知,乱世出英雄，南宋末年的大臣里无出其右,简直是诸葛亮再世。岂不知诸葛亮的本事为《三国演义》所虚构，与真正历史还有相当的距离。
文天祥也是这样被神化，文天祥果真很厉害?难道他有能力有办法阻止蒙古人吗?当时蒙古铁骑，所向披靡，见神杀神，见佛杀佛，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文天祥只会是纸上谈兵。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高谈阔论的人，他们的高谈阔论被看作空论而遭到排斥，但是一旦现实派失败，后世的人们看到这些高谈阔论，便如获至宝大加赞赏。了解真实历史，不能因为民意，把所有正确的事，都送给文天祥一个人。历史记载文天祥没有什么好的军事才能，文天祥仅当了一天宰相，还是被派去谈投降条件的。任相于危难之际，文天祥却没有接受，他觉得以宰相之銜去议降有损国格，但他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其毁家抗元，一个小战，妻子儿女被俘。另一小战，自己被俘，并未建立惊天动地的功业。文天祥在镇江逃脱之后，曾想先到扬州见李庭芝。但李庭芝认为文天祥到元军求和，是误国的奸臣，就派人来杀文天祥，幸有人暗中告知，才被文天祥提前逃走。文天祥于四月八日到达温州，时二王与陈宜中等人已离开一月。文天祥在温州踌躇满志在宋高宗赵构曾经避难的温州江心寺赋诗表明“中兴宋室”之心迹，诗云:“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读中兴第二碑。”表达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信念。其实文天祥也相信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只是不愿残喘与敌方铁蹄之下，遂于极为艰难的环境下求万一之希望。这是一种精神，这是一种理念。
在这里理学不成功便成仁，士大夫们的大义名分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与元军战斗到底，精神上没有被打垮。他一心求死从容就义，“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明知一切都可能失败，却义无反顾地去做。文天祥是理想主义者，钦仰气节，忠义不屈，是民族英雄。他更是个伟大的诗人，他最后的希望是青史留名。在元朝廷的牢房里又是吟诗又是作赋的，他那句著名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宋季三朝政要》里“丹心”作“声名”，这真正反映了文天祥的内心世界，他这样做是为了声名，他追求的是流传青史的名不朽，是为了给后人看的。不管怎样评价，功名心对于一个人来说，毕竟构成了一种进取的驱动力。而当一个人的功名心与事业心结合在一起时，则肯定会成为积极因素。
通过史的撰述达到名垂后世的目的，是古代文人的普遍追求的观念。他在写给其弟文壁子的信中言:“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文陞过继给文天祥，故称文壁为其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可见文天祥的思路很清晰，自己舍身报国，得享千古美名;弟弟降元，保住父母亲族。可谓忠孝两全，两头押宝，大小通吃。历史给了他一个出名的机会，他也很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天祥所说的“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这种忠义观是超越了民族畛域的。因此，能够被各个民族与历代的统治者所接受。当政者需要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炒作文天祥作为民族英雄来宣扬就成为很有必要的事情了。把文天祥树立成英雄，是制造的神话，就是一个象征性实例，主要是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在这里，降附者受到嘉奖，死节者受到敬重，两者都被予以肯定。只有那不死不活的陈宜中却被咒骂，因为他的存在，是一威胁，故贬低他的声誉。
陈宜中是现实主义者，他主张议和之门不全关，鼓吹妥协，以退为进是他的座右铭。他是忠实执行宋朝的国是，一切为了苟安，一切为了和平。本着有利则战，不利则和，以战促和的战争策略。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代把议和看成是什么很耻辱的事情，谁要是敢议和，那就是汉奸卖国，大逆不道。愤青一听说议和、一听说宵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就认为是投降派，是胆小鬼。如果国家真让这些人治理不知乱成什么样，他们崇拜民族英雄，他们真正崇拜的是那些被炒作起来的善于做秀的明星人物。陈宜中，一个亡国时的宰相不能够力挽狂澜，尽管是尽力了，也不可能打太高的分，这是事实。陈宜中固然能力有所欠缺，但是他始终追为南宋王朝复兴积极奔走，却未放弃抗元斗争，最后老死他国异乡，至死不渝，当可称得上忠义二字。
《宋史》却把逃至海外的陈宜中和就义于大都的文天祥作了鲜明地对比。有意识地通过炒作文天祥来树立这种忠君报国的思想观念，神化拔高了文天祥，被标榜推崇为一面旗帜。选择一战求死，还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为南宋复兴保留一点希望?孰是孰非，岂可一概而论?对待人生两种不同的态度促使这两种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在理学杀身成仁的言论大为流行，成为士大夫的楷模。中国的泛道德论既是我们的精髓，也是我们的特色，它增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又是我们的思想上的一个包袱和一个弱点。世界上大概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强调道德的作用，形成了思维习惯：总认为怕死是丢脸的事，轻生才是英雄，鼓吹牺牲为光荣，怂恿他人去死。崇高固然光荣，但必须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用理想化的和最高层次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那么世界就会充满了恶。陈宜中可诟病之处再多，其历史功绩仍然不可抹煞。今天的历史人物评价，又有多少真正跳出了传统定位的窠臼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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