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文天祥、岳飞等人为何被认为绝非今日英雄?我们通过下文的7个案例来了解。
卫青、霍去病、冉闵、陆秀夫、文天祥、岳飞、夏完淳等等为守卫民族大业而杀身成仁的所谓“英雄”向来不绝于史。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缺少“英雄”的民族，但究竟何者为‘英’，何者为‘雄’，实在不得不慎重作答。据刘向之《人物志》所载：花草之精粹优秀者为英，禽兽之出类拔萃者为雄;所以，人类中之文才武功优异超众者，由此而命名。因此，聪慧明智超出众人，谓之英;胆识力量超过众人，谓之雄。此是自其中大体分类而命名。如果比较其分数多少，则必须相辅相成，各按二分计算，取得另外之一分，然后才能成全。何以如此说?聪慧明智者，是英才之分数，若不得雄才之胆识，则其言辞不能得以被人接受;有胆识力量者，雄才之分数，若不得英才之智慧，则其所做之事难以成立。
因此，英才凭其聪慧谋划于初，凭其明智而寻找机会，依赖雄才之胆识而行动;雄才凭其力量使众人服从，凭其勇气排除困难，依赖英才之智慧而成就其事;(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后成养功。)如此之后方能对其所擅长者有所助益。
如果凭聪慧能够谋划于初，而明智不能寻找机会，则可以坐论其道，而不可以处理具体事务。(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应变之能为。)
聪慧能够谋划于初，明智能够寻找机会，而勇气不能使之行动，可以遵循常道，而不可以思虑应变之事。(力虽绝群，胆雄不决，何先锋之能为。)
如果力量能够超过众人，而勇气不能使之行动，可以成为出力之人，不可以作为捷足先登者。力量能够超过众人，勇气能够使之行动，而智慧不能决断事务，可以成为捷足先登者，不足以成为将帅。一定要聪慧能够谋划于初，明智能够寻找机会，胆识能够决断疑难，然后可以成为英才，张良便是此类之人。胆气力量超过众人，勇气能够使之行动，智慧足以决断事务，方可以成为雄才，韩信便是此类之人。(张良英智多，韩信雄胆胜。)
人之本体与所得分数本自不同，只以分数多少设立名目，所以，英才与雄才之名目不同，然而皆为独擅其一之偏材，可以任用为臣子。因此，英才可以任用为宰相，雄才可以任用为将帅。如果一人之身，兼有英才与雄才之长处，则能为当世之尊长。以古量之，曹、刘、孙便是此类;以今量之，则陈独秀、孙中山、周恩来即是此类。
具体的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是聪明秀出、武略奇绝、文采茂盛、胆力过人，且兼弘思远益，应权通变，而只是一味的见义勇为或不识时务，就被周围环境冠以‘英雄’二字，只能证明那个时代并无真正的英雄豪杰。没有英雄豪杰，却还拿“英雄的标准不能强行统一，个人有个人心目中的英雄”来做借口，遂使华夏的苦难一日甚于一日。
以丹阳的愚见，从古至今出了无数的所谓“民族英雄”，他们在国家民族陷于沦亡危难之时，敢于站出来力挽狂澜，牺牲自我，即使失败了，也照样桀骜群敌，不屈不抗，在敌难中从容而亡。但时隔千载，他们还到底配不配被称作“中国脊梁”，的确值得商榷。在此列举二个：
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汉族，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末军事战略家、忠贞的爱国者，民族英雄。1638年，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76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破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有军官向孙承宗勒索金银，孙承宗大骂：“狗臊奴，不知道天朝有个没有金银的孙阁老?”清兵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看守的清兵不忍孙承宗自尽，从梁上救下三次。到伴晚，清兵换防，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6个儿子、2个侄子，12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40余人遇难，孙承宗死后(帝嗟悼，命所司优恤。当国者杨嗣昌、薛国观辈阴扼之，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时，始赠太师，谥号文忠。
李定国：(1620年—1663年)，字鸿远，小号一纯。这个南明乃至中华历史上的绝代名将之一，他的一生，只能用悲恨相续，鞠躬尽瘁八个字来形容，他十岁便投身于明末起义首领张献忠。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与南明永历朝合作，从此李定国便成为南明的军事领袖之一，屡破清军，连杀满清四大汉奸王之首的孔有德和满族敬谨亲王尼堪，当时天下皆称他“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实在是万历以来中华对外族战争之从所未有的胜利，可惜的是，他的战功遭到了同为大西军出身，又同为南明军事领袖的孙可望嫉妒，最终孙可望投降了满清，被封为王，将南明军的虚实尽数告诉了另一个大汉奸洪承畴，最终李定国被迫退向缅甸，而他一生最好的两个兄弟，白文选，在万般无奈下，投降了清廷，刘文秀，则在之前抱憾病死，不久又传来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李定国，这位南明最后一根支柱，终于病倒了。临终之际，他对儿子说：“宁可死于荒野，也不可投降。”一代名将如此客死异乡，不禁令人动容。
由此而论，孙承宗、李定国、岳飞以及文天祥之流，在当时那个时代，可以算作‘民族英雄’了，然而时过境迁，后世的统治者、权谋家为了能够包容异族，扩大疆土，维护稳定，只轻描淡写一句：“各民族合同为一家，我们要坚持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那么之前被孙承宗、李定国等等民族英雄所抗击的异族，现在倒成了一家人，当初他们的誓死抵抗、无畏无惧，反而显得迂腐和狭隘。如此一来，民族英雄不是被后继的帝王将相与及历史的大潮所颠覆了吗?既然现在可以合同为一家，当初为什么不合同为一家?
理由很简单，在当初被所谓的‘异族’入侵时，如果官方倡导天下一家，互相包容，统治阶级的政权不就要拱手相让了吗?至于日后革故鼎新，新帝登位，先前之异族已被‘外儒内法’的文明所汉化，尤为重要的是既定之格局已成，人心已服，谁愿再大动干戈?!这时如果宣扬‘四海一家’的论调，统治阶级又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扩大疆域，收降异类，以为己用。
如此看来，历代统治阶级推崇“民族英雄”，让百姓时时刻刻以身仿效，而却在“英雄标准”(官方)大讨论中，刻意回避曹操、刘备、孙权、孙中山、陈独秀这类重修宇内，再造乾坤的真正英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百姓帮助他们守卫政权，而千万不要褫夺他们的地位啊!
案例一：
王士珍道：“您能够夺取现今的权位，除了我的精心谋划和您的天资卓异之外，实在是由于孙逸仙博士的谦逊礼让。而您在现今的官方教材里却对他提及甚少，反而对郑成功、史可法、秦良玉、王聪这类民族英雄大书特书，为什么呢?”
袁世凯：“原因是孙中山不仅是民族英雄，也是造反人物。大力夸赞他，等于这样告诉老百姓：‘当我们的政府暴虐无道时，我们推翻它是合理合法的。’这将不利于我们维护稳定。而宣传郑成功、秦良玉、王聪、史可法这类人物，有利于激发大众保卫民族，抗击外侮的情节，可以间接维护我们的政权。”
另一种说法是：
汤芗铭说：“湖南湘学界里的教材不宜大肆歌颂乱世英雄。应该多表扬‘杀身守节’的民族英雄。”
副官道：“为什么呢?”
汤芗铭道：“以现在混沌不堪的状况，越是歌颂乱世英雄对我们的维稳工作越不利。而杀身守节的民族英雄，大都是严厉正直、刚正不阿，清高耿介，廉洁奉公，却拘泥死板，鼠目寸光，徒效犬忠，不懂变通之人。这种人是常见的12种偏才之中最为愚笨的。大力夸赞他们，将有利于弱化百姓的智商，并将他们的思维管状化、简单化!”
案例二：
晋惠帝在位十四年，驾崩，他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炽被立为皇帝[司马炽字丰度，就是晋怀帝]，定都长安，后被刘聪杀死，国内大乱。面对黎、傣、羌、苗、土、鲜卑等近十个异族轮番入侵中原的情势，晋国代表司马衷发表政治宣言道：“‘五胡乱华’破坏了三国之乱后的国际新秩序，更是对大晋统一三国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中原大地是大晋的固有领土，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大晋政府和子民绝不会退让半步。谁敢挑衅中华民族尊严、威信都将是一场沉重的灾难!繁荣强盛的中国和善良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以无比豪迈的胸怀激情高举旗帜奋勇前进!一切敢于挑衅我们主权尊严的敌寇只能是自取灭亡!”
言毕，大晋灭亡。又经宋、齐、梁、陈四代，并入于隋。
隋帝杨坚上台后表示：“大汉与黎、傣、羌、苗、土等少数民族合同为一家，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大隋解决民族的问题的政策，在大隋的典律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隋法》规定：‘大隋政府统治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大隋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案例三：
公元350年前后，冉闵歼灭数十万后赵胡军，推翻后赵王朝，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杀胡人复仇，史载全国各地：‘所在承闵书诛之。’(亦即拿着冉闵的敕令诛杀胡人)
当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陕西的汉人都纷纷起兵，仅邺都一地被杀的胡人就高达20几万(甚至远在陇西的麻秋收到冉闵的“讨胡檄文”后，都杀掉所部胡人响应，因为陇西胡人太多，呆不住脚，麻秋带领部下斩关向东出关中投靠冉闵，中途与胡人王朗干了一仗，杀朗部胡人数千，后被氐酋蒲洪捉了去。)除了向侵略者报仇外，冉闵最大的功绩还在于驱逐胡蛮数百万出中土。
《晋纪》：“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
于是冉闵在当时成为被众多汉人追捧的民族英雄。
越明年，冉闵败于鲜卑贵族之手。燕将慕容恪捉到冉闵后，献与前燕国主慕容俊，慕容俊嘲笑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慕容俊大怒，令人鞭之三百，然后送至龙城，斩于遏陉山。
半个世纪过去了，隋炀帝复又与虞世基重温这段历史，抚掌大笑道：“前面的民族英雄，不过是白白为我增加人口和疆土罢了!到了我这个时代，鲜卑、诸氐、羌都已经合同为一家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都是我的奴隶而已!”
虞世基道：“所以说为了巩固现在的政局，令百姓能在外侮袭来之际不计生死的为我们作战，我们应该多歌颂冉闵这类人!”
另一种说法是：
谋士道：“异族人也是人，没必要赶尽杀绝。希望大王为‘冉魏’王朝积些阴德。”
冉闵道：“不杀尽胡人，不足以显示我的民族气节!”
谋士道：“这不符合‘上兵伐谋’的战略啊!我恐怕以后异族宁肯战死也不会投降了。关外还有鲜卑族人15万，一旦发生动乱，以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应付。况且中国历史上的‘族群’现象，一直以兼收并蓄为外在表现，而以帝王之术和成王败寇为内在性质。假使我们失败了，而令鲜卑族人得逞一时，那么百年之后，鲜卑族人也不过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罢了。您自己屠杀自己人，后世的人又会怎么看待您的所谓‘民族气节’呢?请您多从战略方面考虑，放弃不切实际的极端想法!”
冉闵不听从，终被燕将所擒杀。
迄今为止，冉闵仍是汉族学者心目中的英雄，而为少数民族心目中的恶魔。
以自己的亲族遭受千刀万剐、自己所缔造的政权灰飞烟灭、自己所寄居的身躯万劫不复的代价，仅仅换来了后世帝王家一句“各民族合同为一家，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携手并进”的政治口号和民间百姓们毁誉参半的评价，到底值得吗?
案例四：
汉元光六年(前129)春，卫青以车骑将军率万骑出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击匈奴，进至龙城(今内蒙古东、西乌珠穆沁旗境)，斩获700人，受爵关内侯。元朔元年(前128)秋，率3万骑出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境)反击匈奴，斩获数千。二年春，与将军李息等领兵出云中(今呼和浩特西南)，向西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西北)，再折向南，围歼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两部，斩获数千，取得河南地(今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开辟其后出击匈奴单于本部的基地，受封长平侯。五年春，率骑兵3万出高阙六七百里，夜袭右贤王，俘获1.5万人，拜大将军，统领众将。六年春、夏，两次率六将军、十余万骑出定襄(今和林格尔西北)击漠南单于大本营，歼万余人(见河南漠南之战)。元狩四年(前119)春，率4将军、5万骑出定襄奔袭匈奴，击溃单于本部，追至窴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面支脉)赵信城，烧匈奴积粟而还。是役斩获近两万人，给匈奴以沉重打击(见漠北之战)。因功与霍去病并为大司马。
卫青一生七次率兵击匈奴。用兵敢于深入，奇正兼擅;为将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作战常奋勇争先，将士皆愿为其效力;处世谨慎，奉法守职。
后世为诗赞之曰：“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虎剑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二百多年以后，汉室倾颓，天下三分。蜀将卫平以太祖亲族多为匈奴所杀为由，欲诛蒙古族将领觇惜。
诸葛亮劝阻道：“卫平、觇惜都是我的将领，都为蜀汉立过大功，理应合同为一家。匈奴族与汉族在我眼里没什么区别，只要能蜀汉建功立业，都可以官居显爵!南蛮族才是异族!”
后诸葛亮三征南蛮，收服孟获，也便不再把南蛮当做异族。反而礼敬如兄，仿佛真的亲似一家。
奇怪的是，北魏人民、东吴人民与蜀汉人民一样，大体均为汉族，却被诸葛丞相视为异类一般。
所以说国家没有固定的异族，没有固定的同胞，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英雄，一切不过是全看帝王将相的政治需要罢了。
案例五：
绍兴十年(1140年)夏，金人撕毁和约南侵，岳飞奋起抗战，大破金兵于蔡州、陈州、颖州，郑州、西京、蒿州、许州、孟州、卫州、怀州、郾城等地，并在顺昌、郾城大捷中粉碎了金“拐子马”、“铁浮图”不可战胜的神话，朱仙镇大捷，威振敌胆、金兀术叹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正当岳飞所向披靡，抗金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宋高宗于绍兴十年七月十七日连下十二道金牌， 强令岳飞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二十四日， 秦桧为剪除和谈障碍，指使万俟莴上章诬篾一贯主战的岳飞“谋反”，收买王俊作假证，十月将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关进杭州大理寺。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8日)，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将岳飞父子和张宪诬害，岳飞宁死不屈，临邢前挥笔写下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诚然是慷慨悲歌，令人万分悲恸。
然而在我们觉得岳飞可怜、可叹、可悲之余，笔者也不免觉得有些可惜。
以赵宋“处之师相之尊，委以国柄之重。世济其恶，真凶悖之贾充。谋及乃心，效奸雄之曹操”的罪恶，“不学无识，舞术弄权。夸浒黄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绩。承君之宠，如彼之专。贪天之功，确乎不拔”的蠢笨，“借官爵以总宝货，苛条法以苦贤才。夺土田而无地可耕，变关会而物价溢涌”的贪婪，能比雄略非常的完颜兀毒好到哪去?
岳飞与完颜兀毒为何不能联起手来，杀出个清平世道?!那时，不也能封妻荫子，名留青史吗?!
惟是，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儒家系统总试图这样告诉我们：每当异族入侵，必然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大肆屠戮，直至万里山河沦为焦土才肯罢休。
所以忽必烈取江南，不杀一人;多尔衮攻南明，礼贤下士等等故事，都应该是假的。只有嘉定三屠、扬州五日之类的事件更容易让我们相信。
古语说：“宋亡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诚然有其一定的道理。由于满蒙的入侵，的确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无法修补的断层，给汉族百姓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灾难。但是这灾难之中，也不乏统治阶级为保社稷，迫不得已的举贤任能，从而带来的些许生机——郝经、窦默、姚枢、刘侃四书记，有作为于天下，冀凭兢兢业业，致三十载太平;康乾盛世，虽属政治高压下的浮夸时代，亦得岳起、汤斌、陆陇其、周培公、姚启圣等贤才近百人，禄泽一方。
然而在汉族统治下的唐宪宗时期，根据《天灾人祸》列表的记载，仅仅十年的功夫，全国人口锐减一半!
那1400余万百姓被唐宪宗变到哪里去了，实在不得而知!
本民族存在的帝王之术、申商之术、壹民理论、胜民法则，其破坏力实在可以与外族入侵等量齐观，甚至更强亦未可料!!
案例六：
德佑元年(1275)正月，闻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今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
元军为了减少己方损伤，加上敬重张世杰、文天祥的为人，遂改用攻心战和诱降计。张世杰过去曾是张弘范父亲张柔手下的军士，其时外甥韩新还在元军中。张弘范派韩新到宋营，要他以做过万户府的经历劝舅父归降。对富贵荣华的引诱，张世杰不理不睬，意志坚定。到第三次来劝降时已忍无可忍，用手指着韩新的鼻子怒骂：“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人可以不顾节义吗?”羞愧得韩新无地自容，悻悻而去。
张弘范又转到文天祥身上打主意，企图一箭双雕，既诱使文天祥归降，又利用文丞相在宋军中的威望，瓦解宋军。他派李恒劝文天祥修书给张世杰，促其早日归降。但文天祥不写，并义正辞严地说：“我无法拯救我的父母(指宋王朝)，难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吗?”一定要他写，就愤然拿起叫他修降书的纸笔，把被押在船上经过珠江口零丁洋时所作那首流芳人间的诗歌《七律·过零丁洋》写了出来：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张弘范看了只得苦笑而止，称“好人好诗”。张弘范接过诗中“照汗青”的话题说：“国亡了，您舍身为忠孝，但谁为您记人史册?”文天祥回答：“商朝灭亡了，它的臣子夷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朝的粮食，当为臣子的各尽忠心，哪里管他记还是不记!”张弘范顿时肃然起敬。元军又在船上大声向宋方士民喊话，说你们的陈宜中丞相潜逃(指1277年十一月陈宜中到占城不返)，文天祥丞相被俘，不投降还待何时!负隅顽抗唯有死路一条!宋阵不受益惑，士民无人叛变，终日坚守不动，元军也无计可施。
此一役，双方死伤兵卒近15万，尸血横江。身为有识之士，不设身处地的衡量敌我双方领袖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与及双方各自想要推行的政治制度，反而单一的去看对方是否异族。我华夏正因为有文天祥似的人物，才使得改朝换代与民族融合之时，死伤枕藉!
无怪乎新学社的徐东先生要发表感慨：
双龙鏖战气玄黄，
征夫僵立映碧苍。
早知族群归一处，
何必当初血染江!
案例七：
袁崇焕(1584.4.28-1630.8.16)，明末杰出军事家，抵抗后金英雄、爱国将领。字元素，号自如。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人。祖籍广东东莞。曾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蓟辽督师等。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中三甲第四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喜欢研究兵法，常向退伍老卒了解东北边塞情况。
天启二年(1622)入京朝觐，升任兵部主事。单骑赴山海关考察关内外形势，自请守辽抗金，擢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组织修筑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地城堡，招练兵马。天启四年再迁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督率军民修缮边镇，开疆拓土。天启五年十月，抵制辽东经略高第之命，拒绝将军队撤译关内，率部留守宁远。升山东按察使。次年挫败努尔哈赤所率后金劲旅，获宁远大捷，一炮轰死一代天骄努尔哈赤。改任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兼兵部侍郎，收复高第所弃关外所有故土。天启七年苦战宁远、锦州，击退皇态极所率后金大军十八万。因受宦官魏忠贤党徒诬陷，辞官归。崇祯元年(1628)起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次年斩杀皮岛守将，大汉奸毛文龙。在任辽事期间曾多次击败后金军的进攻，阻止后金军南下。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开袁崇焕在辽西的防线进攻北京。袁崇焕闻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获广渠门、左安门大捷，以九百铁骑大破八旗军20万，力解京师之危。但昏君崇祯帝听信谗言，昏君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间计，以为袁勾结后金，引敌胁和被逮下诏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以谋逆罪磔死。其尸身被百姓所食。袁崇焕被冤杀后，明朝军队离心离德，再没人为崇祯这个昏君效力，纷纷投向清朝，明朝很快就灭亡了。其部下佘义士夜窃其尸葬于今北京广渠门内东花市斜街，即原广东义园，并为其世代守墓至今已传十七代。清初设馆修《明史》时，冤情方大白。袁崇焕被后代历史学家阎崇年誉为“明朝第一将军”。
袁崇焕没搞明白的是，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汉族，还是粗野鄙陋的异族，在入主中原初期都会兢兢业业，修德律己，躬行卑政。到了中后期，也一样会妄行不法、贪腐、蠹政害民。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把大明朝与大清朝的皇帝一个个的对比一下，就知道其实都是半斤八两。早知道无论谁登位九五，对天下生民都是专制独裁，还不如索性找个“开明专制”的君主!
在如今已是满汉一家的时代，袁崇焕宁肯千刀万剐，也不受降的意义又体现在哪了呢?
假使皇太极、多尔衮入关之初，想要推行一种比南明更腐朽的政治制度，袁崇焕的宁死不降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积极意义，可以鼓励万千百姓反抗强压于自身之上的且极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但问题是，皇太极、多尔衮是打着践行《四顺》、《十一经》的治国理念来的。
何谓四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译为：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何谓十一经? 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於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於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於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译为：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上。)
而且在多尔衮统治中原初期，出于收揽人心、维护稳定的政治目的，他也的确是按照‘四顺’、‘十一经’中的妙谛来装孙子的。而南明的几个末代皇帝连孙子都懒得装。所以袁崇焕的反抗显然不合情理，也谈不上大义凛然。充其量是书呆子的做法。
文天祥——宋末三杰之一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1-2] 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美如玉，眉清目秀，观物炯炯有神。在孩提时，看见学宫中所祭祀的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的画像，谥号都为“忠”，即为此高兴，羡慕不已。说：“如果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二十岁即考取进士，在集英殿答对论策。当时宋理宗在位已很久，治理政事渐渐怠惰，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其文章有一万多字，没有写草稿，一气写完。宋理宗皇帝亲自选拔他为第一名。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起用为荆湖南路提刑。因此见到了原来的宰相江万里。江万里平素就对文天祥的志向、气节感到惊奇，同他谈到国事，神色忧伤地说：“我老了，观察天时人事应当有变化，我看到的人很多，担任治理国家的责任，不就是在你吗?望你努力。”
文天祥给人民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虽然他在文学研究上除了《御试策—道》这篇哲学专著外，再无其它专题研究或专著，这是由于当是的环境不允许他坐下来进行专题研究所致，除对策、封事等外，他在百忙中不却友人之所托，写了大量的文稿，其中包括序言、墓志铭，寿序、赞、颂、祝辞、书、启、跋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体。此外，诗、词最多，除了《指南录》和《指南后录》和《吟啸集》外，还有《集杜诗》200首以及《十八拍》和少量的词等。这是最有价值的著作，称之为史诗。此外还有在抗元前的部分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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