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与陶、王、孟一脉相承。下面是韦应物山水田园诗风格,和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吧。
山水田园是我国古代诗歌写作时的一个重要题材。而唐代也是整个山水田园诗发展的重要阶段。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最著名的四位诗人。
韦应物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山水田园诗一直被尊为其创作的代表,后世学者对之有较高的评价。白居易称其山水诗“高雅闲淡 ,自成一家之体 ”;胡应麟评其“苏州最古 ,可继王、孟 ”;沈德潜誉其为“五言绝句 ,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 ,并入化境 ”。严羽的《沧浪诗话》列举唐诗各体,其中就有“韦柳体”。
近现代对于韦应物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二十世纪学界对韦应的文学探讨,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关于韦应物作品的考证;(二)对韦应物诗歌的评价。(三)与其它诗人诗作进行的比较。
对于韦应物的作品考证主要集中在《滁州西涧》、《观田家》、《寄李儋元锡》等几首代表作的研究。如钟林斌的《风景寂寥心境落寞—读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王国栋《写景中寄予的生命的欢歌〈滁州西涧〉赏析》就从具体的诗歌着手分析韦应物的写作特色与诗歌风格。王海峰的《别有情爱在黎庶—读韦应物〈观田家〉》从爱情主题和简淡的语言风格两个方面来论诗了该诗与其它作家《观田家》的区别。而储仲君《从<寄李儋元锡>看韦应物滁州时期的内心世界》和刘杨的《忧国伤时情真意切—读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都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发掘出作者创作时忧国忧民内心情感。
对韦应物诗歌的评价大都集中在对其诗歌主题及诗歌风格的评价。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有张天健的《试论韦应物及其诗歌》,高海夫的《中唐诗人韦应物》,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顾静的《寄至味于淡泊—浅析韦应物山水田园诗的风格》为代表。如高海夫的《中唐诗人韦应物》认为前人所说的“澄淡精致”,“其实主要是指韦应物的个人抒情之作与流连光景之什而言的”。他的诗“在艺术上也不是一味的澄淡精致,工巧秀丽的”。有些作品的语言“以古朴平淡见长”,此外,“韦应物还写过一部分声情慷慨、意象豪放、风格劲健的作品”。张天健的《试论韦应物及其诗歌》也认为历代诗论家把韦应物视为高雅闲淡、只是宗谢摹陶的山水田园诗人,“不无偏颇”。文章指出,韦诗能多方揭露时弊,“善反诸己,省分知足”,关心民瘼。因此,韦应物不是出世的“幽人”,而是动荡现实中的“忧人”。文章把韦应物置于盛唐到中唐的时代转折过程中加以分析,既看到了盛唐时代给予他的鼓舞,又看到了中唐时代对他的影响。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是研究韦应物山水田园诗的卓越成就的作品,对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有者较深入的探讨。该书首先认为韦应物尽管以山水田园诗著称,“实际上他的诗中多兴讽之作,并不是一味恬淡忘怀世事的人。”所以他的山水诗虽然“主要是返璞归真,体和自然”,“但也表现出正视现实的新趋向”,除了反映徭赋繁杂的诗歌以外,他的《观田家》还将田家苦引入了田园牧歌,“这首诗可以看作田园诗主旨从中唐开始大变的一个信号。”而且,韦应物田园诗有很多是作于出守地方州县时,他“实际上是以外郡为隐”,“这种郡斋或县斋中作的田园诗,大多将小谢宣城郡斋诗的表现方式和陶诗的田园风味相结合,为田园诗派增添了一种新的境界。”
近代还有研究较多的是把韦应物与其它作家作品一起比较,尤其是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其它山水田园诗人的比较分析特别突出。如储兆文的《一样山水别样心—王维、韦应物山水诗异同论》,杨彦冰《诗出同派各有洞天—孟浩然、韦应物山水田园诗比较》,卢婧萍《韦应物与柳宗元山水田园诗之异同论》都是把韦应物与他人进行比较来研究韦应物与其它山水田园诗人的异同点。
前人对韦应物作品的研究及对韦应物诗歌的评价众多,但对韦应物山水田园诗中的悯农意识缺乏研究。虽然张天健在《试论韦应物及其诗歌》指出韦诗能多方揭露时弊,“善反诸己,省分知足”,关心民瘼,葛晓音也提到韦应物将田家苦引入了田园牧歌,但他们都未从悯农意识这个角度出发来认真总结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所以我决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韦应物诗歌内容的悯农意识这个角度。较之以前山水田园诗人而言,韦应物山水田园诗中较多都表现出了悯农意识。通过找出这种悯农意识表现的具体方面,并发觉这种新风格的转变以及其转变产生的具体原因,从韦应物对于后世诗人诗作的影响来看待这种转变对整个山水田园诗歌的流传及演变中的意义。
一、悯农意识—韦应物山水田园诗的新特点
山水田园诗的兴起与繁荣,是南朝晋、宋之交,以老、庄思想为主的玄言诗逐渐的衰退,而描写自然的山水诗代之兴起。也就是《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的“庄老告退,山水方兹”。玄言诗的衰退,以及二谢的兴起使得山水田园诗歌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而到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歌创作蔚为大观。在唐代涌现了一大批的作家: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丘为、卢象、韦应物、柳宗元等。山水田园诗派贯穿整个唐代。因具体时代的不同,各时期作家的创作也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阶段和以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中唐阶段在创作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盛唐时期诗人在创作时大都着重秀丽的山水田园风光的描写和隐逸思想的表达。内容大都包括自然风光、农田风光、农牧渔樵的劳作,如王维《山居秋暝》、《渭川田家》都是这一类的名篇,在这一时期乐田园成为了山水田园诗的主题。而到了中唐山水田园诗时,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更多是描写战后在重赋、摇役、兵祸、天灾等背景下的田园及农人。突出战乱带来的苦难和农人的艰难生活,乐田园也渐渐变成了哀农。
这样的转变在韦应物的诗中则体现为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中较多出现了关于“悯农意识”的主题。“悯”新华字典的注解为“怜悯,忧愁”的意思,而这里“悯农”即为怜悯、体恤农民的意思。
在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中,悯农意识突出表现出在三个不同的方面:(一)对农村农民艰辛生活的真实描写;(二)突出表现战争和徭役对于美好田园生活的破坏;(三)对于自己身为父母官而未尽其责而表现出的深深歉意。下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感受下韦应物的悯农意识。
(一)对农村农民艰辛的生活的真实描写
在韦应物诗中经常出现出一幅农家艰苦劳作的景象。如《观田家》中“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就是描写了一个艰辛劳作的农民形象,“田家几日闲”突出了农夫劳作的日复一日。《夏冰歌》中“当念阑干凿者苦,腊月深井汗如雨”就描述了农人工作时挥汗如雨的场景。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销铄,阊阖初开赐贵人。碎如坠琼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壶纨扇亦玲珑,座有丽人色俱素。咫尺炎凉变四时,出门焦灼君讵知。肥羊甘醴心闷闷,饮此莹然何所思。当念阑干凿者苦,腊月深井汗如雨。(《夏冰歌》韦应物)
而孟浩然在描写同样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樵人时却是另一幅景象:
采樵入深山,山深水重叠。桥崩卧查拥,路险垂藤接。日落伴将稀,山风拂薜衣。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采樵作》孟浩然)
砍柴本应是一项既辛苦又危险的工作,但在孟浩然笔下,这项工作却显然被理想化了。虽然仍有危险,“采樵入深山,山深水重叠。桥崩卧查拥,路险垂藤接。”但采樵人却是“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长歌当归,如此情景,采樵的哪还是一位山野村夫?分明是一个志洁高尚的隐士了嘛!
(二)痛斥战争和徭役对于美好田园生活的破坏
安史之乱致使唐王朝国力衰弱加上苛捐杂税致使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而身处中唐的韦应物目睹了这一切,对于战争是痛恨的。在他的作品中,很多都是对农人表示同情,痛斥战争和徭役对于美好生活的破坏。如作于滁州的《重九登滁城楼忆前岁九日归淬上赴崔都水及诸弟宴集凄然怀旧》云:“凋散民里阔,摧豁众木衰。”写于江州的《始至郡》言:“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通积如低。”真实反映出战乱后从京畿到江淮的破败景象。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禀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韦应物)
韦应物的《观田家》笔下则“仓禀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描写了一个生活中受各种赋税压迫 ,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的农民形象 。而同样是田家这一场景,在王维的《渭川田家》里却是“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野老倚杖”俨然一幅田家闲适安乐与愉悦的景象。
(三)对于自己身为父母官却未尽其责而表现出的深深歉意。
韦应物的外放为官,致使他经常能呆在百姓们身边,了解他们的疾苦。然而身为父母官的他对于百姓的困苦却也力不从心,在他的作品中常出现因身为父母官却未尽其职而表现出的深深自责。如《寄李儋元锡》一诗中就有“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以及在《游琅琊山寺》的“物累诚可遣,疲氓终未忘。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 ”都是对于自己的自省之句。
在与孟浩然《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的对比中我们更能看出这一点:
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殷殷雷声作,森森雨足垂 。 海虹晴始见,河柳润初移。 余意在耕稼,因君问土宜。(《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孟浩然)
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青冥台砌寒,绿缛草木香。填壑跻花界,叠石构云房。经制随岩转,缭绕岂定方。新泉泄阴壁,高萝荫绿塘。攀林一栖止,饮水得清凉。物累诚可遣,疲氓终未忘。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游琅琊山寺》韦应物)
孟诗《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描写了农家冒着雷雨耕作的情景,但诗末却结于欲躬耕隐居的愿望。有外而内,说到底他心里想着自己的“归隐”雅事,却看不到农民的“艰苦”。在孟浩然所有的田园诗中,大多都是这种有外而内,有他及己。描写田园也注重的多的是自己对于田园归隐的一种感受,却未真正涉及到农人的生活。而韦诗《游琅琊山寺》中却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对农家生活的感受。“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点明他出游的真实背景。虽前半段写太守出游、车马仪仗的盛况,极尽描写山寺胜景和游赏之兴,最后却以一句“疲氓终未忘”表明自己却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州之长的职责,表现处韦应物对百姓疾苦的关怀。
二、韦诗中悯农意识突显的原因
韦应物诗悯农意识突显的背后是盛唐至中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变对中唐文坛文风的改变及韦应物个人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变
贞观之治时,唐王朝达到空前的繁荣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可喜的成就。1、政治上,唐灭隋后,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有蓬勃的发展,从而开创了空前的盛世。科举制度突破门阀世胃的垄断,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开辟了一条路径,士人的政治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诗人和诗作的总体感情倾向是明朗、乐观的。表现在山水田园诗上,则是唐前期的山水田园诗中,“乐观”主题占主流地位,诗作中反映出来的田园风光、士人和农人的田园生活,大都是美好的,让人快乐的。2、经济上,唐前期士人有能力享受美好田园生活,唐前期除诗人在行役、宦游、登览途中投宿田家时写下的一些作品外,田园诗主要还是来源于士人的庄园、别业生活。除家传祖业外,唐前期的国力为官员提供了置办别业的物质条件。这就使得士大夫有充分的物质基础,不必为衣食奔忙,又有田园风光可赏,有田园生活可享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维的惘川别业。士人在其间或半官半隐,或隐以待时,与田园生活进行了充分的接触。加上彼此间的游览与唱和,也就诞生了一批以山庄、别业生活为题材的山水田园诗歌。但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这些诗人主要关注的是自身田园生活的感受,离农人本身的思想感情则较远。3、文化上,山水田园诗的兴起与繁荣,是南朝晋、宋之交,以老、庄思想为主的玄言诗逐渐的衰退,而描写自然的山水诗代之兴起。也就是《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说的“庄老告退,山水方兹”。而山水田园诗创作在盛唐蔚为大观,以致成为一个流派。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盛唐时,统治者提倡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对于文人思想的影响尤其重要。形成了相对自由、宽松的思想氛围。而当时较为流行的招纳隐逸的制度又使得隐居成为科举之外出仕的“终南捷径”。使得大批文人对于隐逸充满了向往,自然无不表现在他们的诗歌中。
而到了中唐,经历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早已不是曾经的开元盛世般的场景了。劳动力的巨大损失,使中原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很多地区田地荒芜,农业生产几乎停顿。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正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力量益趋衰落,中央集权日趋瓦解,藩镇割据势力日渐强大,中央和藩镇、藩镇和藩镇之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人民更遭受长期的兵祸之苦。均田制的瓦解,土地兼并的兴起,造成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剩下的小自耕农中一些人因不堪日益加重的赋役负担,抛弃小块土地,为他人“力田”,也成为“客户”。治世用文,乱世用武。战乱爆发,文士被排挤到了社会边缘,再也看不到锦绣前程,盛唐的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情绪和慷慨的气势,已经成为遥远而不绝如缕的馀响。正是这种国家的衰落致使文人们不得不反思,不得不面对现实,用诗歌来宣泄国仇家恨,或感时伤事,或描写人民的疾苦和妻离子散的悲剧。
(二)没落贵族的家境
韦应物没落贵族的家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韦氏历代都是簪缨冠族。韦应物的六世祖,淡泊名利,朝廷前后十次征召,都不应命。北周明帝即位,对他十分礼敬,曾经作诗赏赐,封他韦逍遥公。五世祖韦冲,在隋代官至民部尚书。高祖韦挺,唐太宗时历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御史大夫等显官。曾祖韦待价是武后朝的宰相,官至吏部尚书。唐代流传着“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谚语。但到了韦应物时家道已经衰落,出生在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中的他由于家族的世代的影响,为官出仕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思想,所以在屡次被贬与辞官后,他都还是渴望着能够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在加之没落贵族的家境,使之从小能有更多机会来接触劳苦大众,从而在他的心中有着一份和劳动人民不解的情意。
(三)贬谪生活中对农民生活的体验
韦应物仕途充满坎坷,一生就在不断地出仕与罢任中徘徊。一次又一次的出仕,一次又一次的罢官,闲居佛寺,这就是韦应物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多次的罢任及外放为官,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去感受战乱后社会的动乱,去感受腐败的封建社会对于百姓的压迫,应物先后贬谪各地为官,在外方为父母官时,必定接触到了不少真正的农家生活。而正是和农家生活的亲密接触,让韦应物对田园生活有了深刻的理解,对于百姓的体验与热爱,不自然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三、韦应物山水田园诗对后世田园诗创作的影响
(一)韦应物对白居易的影响
白居易作为唐代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给予了韦应物很高的评价:称其山水诗“高雅闲淡 ,自成一家之体 ”。韦应物贞元四年到六年任苏州刺史期间写了不少的诗歌,著名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就是作于此时。而白居易晚年任苏州刺史,宝历元年立石刻此诗,作《吴郡诗石记》曰:“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儒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白居易元和十年贬官江州,作《与元九书》,以政治教化观论诗,对本朝诗人少有认可,但对韦应物却赞誉有加:“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白居易对于韦应物赞誉有加,而在创作中也汲取了不少韦应物的思想。韦应物常将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常因百姓的困苦而自责。如《郡斋与诸文士燕集》诗中,有“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的诗句。而在他的另一首诗《观田家》则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禀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韦应物)
诗的前几半描写了农夫田间劳作的情景,沿袭了传统的写法。后半则转笔写到劳作背后的艰辛,辛勤的劳动却换不到“宿储”一仓。最后一句“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则表达了作为父母官的韦应物对于百姓食不果腹而自责。体现了为官者安民利民的责任感。而同样的为父母官的白居易在他的《观刈麦》也抒发处同样悯农意识: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白居易)
对于这种悯农意识,白诗和韦诗一脉相承,身为官吏的他们都将爱国忧民的思想与自己的责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白居易对韦应物的推崇,加上又先后同在苏州为官。我们可以看出韦应物对白居易有不小的影响,至少在悯农意识这一点上,白居易是继承了韦应物的特点。
(二)范成大的悯农诗对韦应物的继承发展
南宋时涌现不少的诗人,范成大、杨万里、尤袤、陆游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被合称“南宋四大家”。他们写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很多。对前朝历代田园诗的艺术传统进行了全面继承。其中又以范成大最为突出,他先从江西派入手,后学习中、晚唐诗,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和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其代表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除很少几首表现了诗人自己在吴县石湖别业的生活外,绝大部分篇章描绘了当地农村一年中逐次出现的各种风物,以及农民四季里不同的劳作场面和生活情景。如:“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卖茶。”“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另一组代表作《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则完整地展示了吴县农村岁末的节日习俗。这两组诗如同一部周详的吴县农民生活史。范诗在充分表现农村风俗和四时农事的同时,还客观反映出农村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比如两首《催租行》: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蹡里正敲门来。手持文昼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催租行》)
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岐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后催租行》)
第一首写的一首反映地方官吏向农民敲榨勒索的诗。全诗没有一点主观议论,作者抓住了里正催租的特写镜头,通过行动尤其是人物对话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写出了里正的滑头无赖及农夫的无奈酸楚。诗人的憎恶与怜悯是在这催租情形的客观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而《后催租行》写出农民被迫出卖女儿以输租的惨状。这是农民的血泪控诉。末句“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则明显是反语,个中含无穷仇恨。到这时,诗人们对于百姓的怜悯和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的血泪控诉已经尽显诗中。到这时,悯农意识已经发展到最新的高度。
山水田园诗自两晋南北朝陶、谢的兴起,到盛唐的蔚为大观,再由中唐的转折,最后到南宋田园诗。期间经历的数百年的时间。而内容也由最初的“孤芳自赏”到后来的“忧国忧民”。这种由内至外,有己及众的发展也体现出了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趋势。而韦应物正是出现于这个趋势的中间点。他的创新也正是整个山水田诗歌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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