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色

2020-09-21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杰出的散文家,小说家。在读他的散文集《寄意故乡》之前,以前也曾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他独树一帜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传,他的代表作品小说《受戒》、《大记事》等文笔,优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号人,有点像《边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创新。

  读汪曾祺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一个家学渊源的作家,他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有人说他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这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只能够说他的散文是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优秀传统,植根于我们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一个当代作家的思想总会跟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些血缘关系。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想。”所以我认为把汪曾祺的散文称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的语言平淡、质朴、简炼,是一种提纯度很高的语言,绝无文人的“掉书袋”之嫌,相反倒是贴近生活的。

  如描写净融法师,只在结尾用寥寥几笔作人物肖像描写:净融瘦瘦小小,但颇精干利索;面黑,微有几粒麻子。见《净融法师》

  描写铁桥和尚的情人: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轻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见《铁桥》

  描写三圣庵:三圣庵在大西边。这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长了一些野树和稀稀拉拉的芦苇,有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

  三圣庵是一个小庵,几间矮矮的砖房。没有大殿,只有一个佛堂,也没有装金的佛象。供案上有一尊不大的铜佛,一个青花香炉,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见《三圣庵》

  描写家乡的运河: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堤下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见《我的家乡》

  抒写内心胸: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见《牙疼》

  可见汪曾祺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描写环境,人物心理,都文笔洗练,惜墨如金,但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他描绘人物工笔刻化服饰,眼睛、眉毛、胡子、面容动辄洋洋数百近千言,看多了给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谈到沈从文教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了,大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语也能做到贴到人物来写,即使文中没有人物,我们难道不能说,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说的人物吗,这样,他的写风俗,读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家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娓娓到来,如话家常,创造的是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写一句空。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也是流动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这是非常贴切的。

  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下来没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语言后面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兼具南北神韵,打通古今脉络,才气学识与高超的文字工夫将现代中国文学提高了境界,丰富了现代汉语和文字的表达方法,自有一种超迈古今的旷达和淡泊。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论乡情民俗,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散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翠湖心影》练习 汪曾祺《昆明菜》原文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