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汪曾祺的身上有士大夫精神，也有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淡泊的人，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在意，对职位、官位毫不在意，完全是随缘的态度，他也一直用平淡诙谐的方式，面对生活中的坎坷。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有意思”和“没脾气”。
01沈从文给他120分
汪曾祺读中文系时，曾随沈从文先生学习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给过120分。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02“这回下个大蛋 ”
汪曾祺住廿家口时，家中仅有一张写字桌，还在小女儿屋内。女儿经常上夜班，汪曾祺常常要在晚上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俨然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等到女儿起床，他冲进屋内开始“下蛋”。家人开玩笑：“老头儿，又憋着蛋了?”他头也不抬，一边奋笔疾书，一边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03“我从不给自己打电话 ”
林斤澜常常在家中接到找汪曾祺的电话，就问对方号码从哪得来的?对方说是汪本人给的。林又问：“他不是在开玩笑吧?”对方肯定地说：“不，认真的，他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事后林斤澜问汪曾祺，汪说：“我只记住这一个电话号码。”又问：“那你自己家的不记得?”他断然答道：“我从不给自己打电话!”
04“我能比你切得细”
汪曾祺喜欢做菜。有一次切肉丝儿，一位亲戚在旁边看了说：“姨夫，我能比你切得细，也能比你切得粗，就是不能像你一样切得不粗也不细。”汪曾祺甚为得意，夸他说到点子上了。
05“你的画值不了钱 ”
汪曾祺画画，两个孙女在一边“评论”——— 卉卉：“老头儿你真浪费，留这么一大块空白干吗?”方方：“要不，再画只小鸭子?”卉卉：“别瞎画，等老头儿死了，没准这张画可就值钱了!”汪曾祺听了哈哈大笑：“说我的画值钱，我爱听!甭管活着还是死了。”卉卉却并不买账：“你的画值不了钱!”“为啥?”“人家求，你也画，不求你也上赶着画。这么烂的画儿，还想值钱?”
06我只能居第三位
几位小同乡去拜见汪曾祺，他微笑着问：“跟高邮相比，还是北京大吧?”令人倍感亲切。众人甚是崇敬地说：“高邮除了秦少游，就是您了。”汪曾祺正色道：“不对，高邮双黄鸭蛋比我名气大多了，我只能居第三位。”众皆粲然。
07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
学者杨早曾在九十年代拜访过汪曾祺。1994年他头一次跟着父亲(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去拜访汪老，当时杨早的心情就跟歌迷看到周杰伦是一样的，激动得话都说不圆畅，出于景仰，他们希望汪老能题一行字。当时江苏文艺出版社陆建华编的《汪曾祺文集》刚刚出来，杨早就带了一本去。汪老在书上题了一行字：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
08做饭、写作，两不耽误
据汪曾祺女儿回忆，汪老每天写作时间都是安排在上午，这中间还要负责买菜，负责家里的两顿饭，他还得负责出去背着夫人偷喝点小酒，所以他能写出《安乐居》。“我特别奇怪，他怎么能做到这么悠然，而且他还不是像我们眼前的对付两顿饭，还要把这个饭做出意思来。我现在都特别奇怪，这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中午他还要睡午觉，他还要接待很多编辑的约稿，王干他们一众小兄弟时不常的来骚扰，不止是他，还有很多人。但是他都能做到每天都是一种非常悠然自得的精神情绪，并且他还能写东西，写字、画画，非常充实，你不觉得他有一点点紧张。那个时候家里人多，住房条件很差，但是他在那样的条件下，却达到了写作的高峰。现在我就想，这个人是奇人啊。”
09经常被家人挤兑
汪曾祺之女汪朝回忆：“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的，我们这些子女全都欺负他，孙辈也欺负他，我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是他乐在其中。他每篇作品都让我们看，而且很认真地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虽然我们水平都很有限，但是我们对他毫不客气。他喝点酒他会说：我的东西会流传下去的。我们说：行了吧你!”因为经常被挤兑，汪曾祺说，你们对我客气点儿，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汪老家人说：老头，你，别臭美了!然后汪曾祺一气就跑了，过一会儿气消了又回来了。
10因诗获罪
反右”的时候，汪曾祺在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当时，他是编辑部主任，实际上是执行主编，权力比较大。他选稿子，完全以优劣取舍，在内部得罪了不少人。更糟的是，他没把党组书记贾某放在眼里，结果很快被整。汪曾祺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早春》。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树叶……远树的绿色的呼吸。”结果，这几句诗成为贾某身边的积极分子攻击他的把柄：“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就因为这几句诗，汪曾祺当上了右派。
11拒给领导题字
有一个部门领导找到汪曾祺，想让他写“清正廉洁”四个字，汪曾祺一听就很不高兴，他拉着脸说：“我不写，我不知道你们清正廉洁不!”显然，因政治吃了很多苦的汪曾祺依然不通世故。汪曾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但是各种运动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太深，要恢复他们年轻时的热情，已经很难，因为“人的心，是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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