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是盛唐一位重要诗人，本世纪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下面将从“生平研究”和“诗歌研究”及其“《诗格》研究”三方面进行介绍。
一、王昌龄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王昌龄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士翘《诗人王昌龄籍贯考》、王运熙《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李云逸《王昌龄小传》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王燕玉《辨王昌龄谪龙标尉的地域》、徐凌云《王昌龄籍贯考辨》、于石《王昌龄》、胡问涛《王昌龄年谱系诗》、屈光《王昌龄任校书郎年代辨疑》、铃木修次著、马歌东译《王昌龄与其交友》、胡大浚《王昌龄西出碎叶辨》、李珍华《王昌龄事迹新探》、黄益元《王昌龄生平事迹辨证》、李原培《王昌龄两次出塞路线考》等。这些文章又主要围绕王昌龄的生年、籍贯、出塞的时间和路线、交游及其它一些生平事迹的考订而探讨的。
王昌龄的生年 关于王昌龄的生年，学术界大多沿袭闻一多《唐诗大系》中的说法(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傅璇琮在其《王昌龄事迹考略》中认为闻一多之说恐未有据，根据王昌龄所作《送王大昌龄赴江宁》、《宿灞上寄侍御屿第》二诗推断王昌龄当生于公元690年左右。但是，傅璇琮在其后来与李珍华合著的《王昌龄事迹新探》中又否定了前说，改从闻一多之说，认为王昌龄出生的确切年份虽然不能断定，但大致当在公元698年――701年之间。胡问涛《王昌龄年谱系诗》也认为闻一多之说没有根据，所以另立新说，谓王昌龄当生于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
王昌龄的籍贯 王昌龄的籍贯，旧有三说：江宁，太原，京兆。本世纪学界的观点也不统一，主要有太原、京兆二说：王运熙《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一文认为，《唐才子传》所说的王昌龄为太原人“实为可靠”，“江宁确是王昌龄为官的地方，而不是他的故乡”;李云逸《王昌龄小传》、傅璇琮的《王昌龄事迹考略》和谭优学的《王昌龄行年考》都认为王昌龄应为长安京兆人。
王昌龄的宦迹 对于王昌龄两次登第的时间和任职先后的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如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认为，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进士登第，授汜水尉。十九年又中博学宏辞科，迁校书郎。嗣后，贬岭南，出江宁丞，贬龙标，最终被害。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及其以后与李珍华合著的《王昌龄事迹新探》都认为，王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登第，授校书郎。二十二年又中博学宏辞科，迁汜水尉。嗣后，贬岭南，出江宁丞，贬龙标，最终被害。他们的分歧在于：一、王昌龄中博学宏辞科的时间，到底是开元十九年还是二十二年?二、王昌龄到底是先任汜水尉，后迁校书郎，还是先任校书郎，后迁汜水尉?后来黄益元著《王昌龄生平事迹辨正》也以傅说为是，并补证谭说之误。
王昌龄出塞时间和路线 关于王昌龄出塞的时间，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订在开元十二年至开元十三年之间;于石《王昌龄》订在其中进士前后(开元十五年左右);傅璇琮、李珍华《王昌龄事迹新探》考订王昌龄由塞外归来在开元十四年秋冬，出塞时间阙疑;李原培《王昌龄两次出塞路线考》则认为王昌龄曾两次出塞：第一次在开元九年秋，一年后返回;第二次在开元十二年秋，最迟在开元十三年十二月返回。这些文章对王昌龄出塞的路线都尽可能作了描述。另外，胡大浚《王昌龄西出碎叶辨》一文对当时一些学者越来越肯定地说王昌龄到过“碎叶”问题提出疑义，认为王昌龄西游碎叶可能性极少，出中亚碎叶更是不可能的事，其诗中“碎叶”一词本属想象之词，不能坐实。
二、王昌龄诗歌研究
本世纪关于王昌龄诗歌艺术成就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下面分王昌龄诗歌总论、王昌龄七绝诗歌研究及具体作品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王昌龄诗歌总论 施章是本世纪较早对王昌龄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他在《王昌龄的诗》一文中认为王昌龄“虽然算不得意志极强的人”，“但他能将他当时所不满意的事实，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使我们读者知道这些人间的痛苦，而起来积极地改革”，因此，他又把王昌龄表现人生痛苦的诗分为“表现战争”和“表现宫廷生活”这两类加以分析。
除施章以外，本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些文学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也多少涉及到王昌龄的诗歌，但都流于一般介绍者居多。值得注意的倒是闻一多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授课时的讲义中对王昌龄诗歌研究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将王昌龄视为盛唐诗坛 “个性最为显著” 两个作家之一(另一个是孟浩然，前文已引)。他认为，“从文学技巧说，王昌龄和孟浩然可以对举”，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龄走的是浓密之路”，而昌龄之在浩然之后倡浓密，正符合盛唐诗风“由齐梁陈逐步回升到魏晋宋的古风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和谢灵运的比较中，闻一多认为，“大谢炼字功夫极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宝楼台，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王昌龄了”，而且“昌龄在文字锻炼功夫上别有天地，比大谢成就更大”。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闻一多又指出，王昌龄诗给人的印象是“点”的写法，而且“使人读起来产生颤动的感觉”，这“可说是王昌龄的独创风格，功绩不可磨灭”。
到五六十年代，人们对王昌龄诗歌的注意开始多了起来。首先，当时相继出版的诸多《中国文学史》都对王昌龄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予以肯定。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他的边塞诗写战士爱国立功和思念家乡的心情，他的描写宫女、思妇的小诗都很出色。在艺术上，“由于他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善于概括和想象，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和谐婉转，民歌气息很浓。所以他写传统的主题，能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光景常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王昌龄的边塞诗“运用极其精炼、概括的诗歌语言，铿锵悦耳的音律，呈现出无比雄伟的气魄和生动的形象”，王昌龄表现宫闱离别的诗“字字白描，句句精丽，而情意悠长深远，富于涵蕴，表现出高度的概括能力，达到绝句中难到的境界”。其次，刘开扬的《论王昌龄的诗歌创作》一文较之前人的研究，又更加细致、深入。作者将王昌龄诗歌分为边塞诗、妇女诗、送别诗三类来分析，认为王昌龄诗歌有两个特点，一是细腻和超凡脱俗、惊耳骇目，另一个是“不假物色”、“不相倚傍”，而使出语自然。在写法上，他认为，昌龄诗善用比兴，一往情深而含蓄不露;重视意格，也重视声律。
七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论述王昌龄诗歌艺术的文章，如云天《王昌龄的诗歌艺术新探》、周道贵《试论王昌龄的诗歌创作成就》等，但大多分析得更为细致一些，深度上则无多少超越前人之处。只有李无未的《王昌龄诗韵谱》据《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对王昌龄诗的用韵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并依照《广韵》做成韵谱，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王昌龄七绝诗歌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冯平的《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色》、章继光《王昌龄七绝意境管窥》、沈绍辉《试论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色》、谢楚发《王昌龄七绝魅力谈》、师长泰《争奇斗巧于尺幅之中──试谈王昌龄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
其中冯文认为，昌龄的七绝往往选取最精炼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语言，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贵含蓄而有余韵，但又明快、通俗。其缺点是：有些诗结构比较松散，诗句之间跳跃性太大，内在的感情联系不明显;另外，他的有些诗在语言、表达上也有流于一般化、类型化的缺点。章文则指出“情境”、“骚语”可概括昌龄七绝浓厚的主观抒情的特质，其构成是：以情摄景，情境交汇;以意统境，意境浑成;蕴藉含蓄，曲折达情。谢文则认为王昌龄七绝的魅力在于：一、怨而不怒的思想倾向，二、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三、别具一格的章句与语言。
除此以外，李珍华的《王昌龄研究》中的第五章“王昌龄的绝句”也从绝句体的演进、边塞诗所用诗歌体式的变迁、王昌龄边塞诗题材的拓展、送别诗中意象和意境的独创、宫苑诗艺术特色等方面说明了王昌龄绝句的艺术造诣和艺术魅力。
王昌龄边塞诗研究 总论王昌龄的边塞诗的论文虽然不太多，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张迎胜《王昌龄边塞诗的思想精华和艺术造境》、罗时进《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李珍华《王昌龄边塞诗时地初探》、曾子鲁的《试论王昌龄边塞诗中的非战思想》、胡问涛《论王昌龄的边塞诗》等。
其中张文从四个方面说明王昌龄边塞诗的思想精华：用激越热烈的格调，歌唱唐军的声威，将边塞战争理想化;满怀强烈的主观感情，极写边塞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对广大兵士的关切;旗帜鲜明地揭批边塞战争的阴暗面，将斗争的锋芒直刺封建统治者，毫不疲倦地为民请命;着意描述征人的乡愁和思妇的闺怨，力图传达盛唐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又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王昌龄创造意境的方法：其一，选择某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注入强烈的主观感情，促使景与情水乳交融，真善美高度统一;其二，既采用赋体，描写实景，又巧用直中含曲的方式，求得含蓄无穷的言外之意;其三，以苦心孤诣，展开形象思维的'翅膀，化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使意境十分深蔚;其四，依靠记忆素材，展开各种联想，再作正反对比，恰当安排实写与虚写，从而使诗歌的意境格外隽永;其五，从表现自身内心的感觉出发，综合采用以声音写静意与以动态写静意等艺术技巧，创造出与边塞生活相吻合的静境;其六，讲究起承转合，旨在起发己心，求得意境的丰满、含蓄、完整。罗文则结合时代风尚的差异和各人诗歌创作特色分析了王昌龄和李益边塞诗艺术方面的同异。曾文则认为，王昌龄边塞诗引人注目之处，不只是那少数讴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篇什，而更多的是那些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非战思想的作品。他较为细致地分析了王昌龄边塞诗中的非战思想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的时代和个人原因。
另外，周家谆的《王昌龄早期颂扬扩边战争吗?》和上引曾文都对吴学恒、王绶青《边塞诗派评价质疑》中说王昌龄早期曾颂扬过扩边战争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王昌龄具体作品分析 本世纪对王昌龄诗歌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文章甚多，较具代表性的有：施蛰存的《秦时明月汉时关》、逸生《从军行》、谭家健《谈王昌龄的〈出塞〉》、逸生《闺怨》、马茂元《说唐诗──〈从军行〉》、王运熙《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唐诗札记》、范炯《谈王昌龄的〈闺怨〉》、刘树勋《玉壶奇想见〈骚〉心──谈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刘逸生《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辨释》、陈邦炎的《王昌龄的两首宫苑绝句》、王富仁《潜意识与意识──王昌龄〈闺怨〉赏析》等。
三、王昌龄《诗格》及其诗论研究
署名王昌龄的《诗格》，是盛唐时期比较重要的一部诗学著作，本世纪有相当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此书系王昌龄本人所写，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此书和王昌龄的诗歌理论。
本世纪较早对此书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罗根泽，他于1942年发表了《王昌龄诗格考证》一文，对该书在中日的流传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认为该书确系王昌龄所作，能代表其诗学观点。四十多年之后，王运熙《王昌龄的诗歌理论》又以《文镜秘府论》引文为主，间及今本《诗格》、《诗中密旨》等材料，从“论构思取境”和“论十七势及其他”等方面阐述王昌龄的诗歌理论。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通过对王昌龄《诗格》等论诗著作流传情况的细心梳理和辨析，认为王昌龄《诗格》是真实存在的一部书，但它的流行情况复杂;它是一部盛唐时代有独特见解的诗论，有许多真知灼见，它应该与殷璠《河岳英灵集》同样成为盛唐诗论的代表，而在古代文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另外李珍华《王昌龄研究》一书中的第二章“诗歌与背景--文艺思想与艺术评论”、第三章“诗的格调――意、境、味、声”、第四章“十七势”都是专论王昌龄的诗歌理论的，且论述较细。到九十年代，张伯伟吸取中日学者研究成果，重新整理出版了《诗格》这部盛唐诗学著作，为进一步研究作了材料上的准备。
本世纪王昌龄诗歌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有李云逸的《王昌龄诗注》，该书是收录王昌龄存世之作较为完备的一个校注本，且笺注颇见功力，书中辑有历代关于王氏具体作品的诗评，书后又附历代总论其人其诗者，便于读者参考。此外，黄明校编的《王昌龄诗集》也为王昌龄诗歌的更好普及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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