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昌龄被贬时间在任汜水尉之后。赴岭南贬所途经衡山所作的《奉赠张荆州》表现出诗人感到险祸逼近时的不安：“鱼有心兮脱网罟”，用比喻表示希望早日逃脱困境，“王君飞鸟仍未去，苏耽宅中意遥缄”二句用典故表现当时现实政治的恶劣，也劝张九龄退出政局。尽管如此，王昌龄依然保持乐观精神。《出郴山口至叠石湾野室中寄张十一》一诗中，豁达的诗人同张十一开玩笑说：“阴火昔所伏，丹砂将尔谋。昨临苏耽井，复向衡阳求。同疚来相依，脱身当有筹”。意为如今既近苏仙之故里，又可求岭南之丹砂，我们同病相怜之人则有办法得道成仙，解脱世网了。
(四)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王昌龄遇赦北返，后被任命为江宁丞。《送韦十二兵曹》为其任江宁丞时所作。这首诗充分表现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理。“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而相比之下，故人身仕心隐，“迹在戎府掾，心游天台春”，视富贵如尘埃，唯自然之清风明月，白云净海“长相亲”，体现了清心寡欲、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由无拘的生活何尝不是王昌龄所向往的.，但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仕济世思想又时刻催促诗人忠君报国。尽管“平生驰驱分，非谓杯酒仁”，自己平生志在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并非尸位素餐之徒，无奈位卑职微，“忠贞何由伸”，抑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故而产生“出处两不合”的矛盾心理，于是乎“ 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纶”，生成归隐之念以暂时逃避现实。
(五)王昌龄天宝六年又以所谓“不护细行”的罪名贬为龙标尉。诗人贬赴龙标初抵武陵后作有《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其一写了黄炼师做法事的情景后，又写诗人欲从溪路寻访桃源，终不可得。其二有承接其一之意，桃花源中人“至今不与人通问”的原因是“尘忝何堪武陵郡”，即无法忍受武陵郡赋税徭役之扰，其中的讽刺意味不难体会。其三则写自己“从官役吏扰尘喧”，整天被繁琐的尘事所扰,便想要脱离尘网，皈依道门，寻个清静，“欲使投诚依道源”。与之前相比，诗人对现实似乎更加失望，更加抗拒，对“此岸”的失望更刺激了他对“彼岸”的向往。在武陵期间，诗人诚心求道问经。《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便是此期作品，诗云：“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诗人于龙兴观太阳宫中虚心向黄道士请教，以力求了解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质素。“仙老言馀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以景作结，把黄道士仙化如驾鹤归去，黄鹤已去，言余未尽，其中奥妙自须细细体悟。当王昌龄离武陵赴龙标时作《留别武陵袁丞》，再次透露出他在仕欲隐的真正原因。“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诗人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源自现实中“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的愤懑不平之气。
综上可知王昌龄向往方外，崇尚道教，入仕后的诗作也能时感其崇道归隐之心，自然与其早年习道有关，更是由其政治失意、仕途偃蹇所致。
如果说道教是满足人们对长生仙界之渴求的宗教，那么道家更多的是给人提供一种生存哲学与思维方式，具有一种理性精神，而这也是王昌龄崇道的重要原因。王昌龄对道家经典特别是对同为儒道二家奉作经典的《周易》的学习使他对于人事自然的体认有了更高的境界，明白了其中盈亏屈伸、否泰穷达自有其道，即某种规律性，得以一定程度上化解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王昌龄的理性精神和旷达乐观的情怀，使他面对坎坷的仕宦生涯多了一份从容不迫，少了几多悲戚哀怨，得以履险若夷，处变不惊。
王昌龄受时代思想风气的濡染，心倾佛门, 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与道士、隐者多有来往，且时常不忘研读道经，陶醉于自然美景，表达了自己对清静虚明之境与身心自由的追求。尽管如此，生活在大唐盛世开元天宝年间的王昌龄，面对较为开明的政策和宽广的出路，他和其他人一样渴望建功立业，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王昌龄入仕前隐居学道除了享受自由虚静，也不免是“身隐心仕”。入仕后时有崇道归隐之念或可归纳为“身仕心隐”，而究其根源，就会发现其实为“身心俱仕”，便难怪诗人一生沉沦下僚，却终生未尝请辞归隐，每每失望又满怀希望，暂时的“心隐”还是敌不过根深蒂固的“心仕”，只因为对儒家入世的执着，这或许是传统儒士的可悲处与可敬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