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登飞来峰》赏析

2024-07-16 王安石

王安石《登飞来峰》赏析1

  【原诗】: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注释】:

  (1)选自《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和《王荆文公诗笺注》。飞来峰:即浙江绍兴城外的宝林山。唐宋时其上有应天塔,俗称塔山。古代传说此山自琅琊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飞来,故名。

  (2)千寻:极言塔高。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耸。

  (3)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4)浮云:暗喻奸佞的小人。汉陆贾《新语》:“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白日也。”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5)缘:因为。

  (6)眼:视线。

  (7)塔:铁塔。

  (8)最高层:最高处。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决策层。

  〔9〕鸡鸣见日升:鸡鸣时可以望见太阳升起。

  【朗读节奏划分】: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写作背景】:

  《登飞来峰》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皇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年少气盛,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发抒胸臆,寄托壮怀,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实行新法的前奏。

  【翻译】:

  飞来峰上耸立着极高的宝塔,我听说鸡叫时可以看见太阳升起。

  不怕会有浮云遮住了远望的视线,只因为人已经站在山的最高峰。

  【翻译二】:

  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

  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

  【简析】:

  山是高耸的,塔是高耸的,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不知道。诗人只告诉我们,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站在塔上,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请想想飞来峰那高耸云天的气势吧!

王安石《登飞来峰》赏析2

  登飞来峰①

  宋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②,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③,

  只缘身在最高层④。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

  [注释]

  ①飞来峰:在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灵隐山东南(一说是浙江省绍兴城外的宝林山,山上有应天塔)。

  ②千寻塔:非常高的塔。古代以八尺为一寻。

  ③浮云:飘浮浮的云彩,古人常以它比喻奸邪之臣。望眼:远望的.眼睛。

  ④只缘:缘,因为。身:自身,自己。

  [译文,简析]

  高高的飞来峰上耸立着千丈高塔,听说每当清晨雄鸡报晓的时候,在塔上就可以看到红日初升。登上去就不怕浮云遮住远望的视线,这自然是因为站在了凌空的最高层。

  这首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王安石《登飞来峰》赏析3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注释

  【飞来峰】杭州西湖灵隐寺前灵鹫峰。传说东晋时印度高僧慧理以为它象天竺国的灵鹫山,并说“不知何时飞来”,故而得名。

  【千寻】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浮云】陆贾《新语·慎微》有“邪臣之蔽贤”句。

  译文:

  飞来峰上耸立着高高的宝塔,我听见鸡叫便看太阳升起。不怕会有浮云遮住了远望的视线,因为人已站在最高层的地方。

  赏析一:

  山是高耸的,塔是高耸的,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不知道。诗人只告诉我们,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站在塔上,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请想想飞来峰那高耸云天的气势吧!

  宝塔虽高,却不是高不可上。转眼间,诗人已登上塔顶,世界万物,尽收眼底,那游荡的云片再也挡不住视线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乍听起来,是在谈论观赏风光的体会;可一寻味,便会从中领悟到一条人生哲理:在社会生活和思想修养方面,不也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吗?!在诗人,这是雄心勃勃的自勉;对读者,这是引人向上的启示。

  赏析二: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 “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王安石《登飞来峰》赏析4

  登飞来峰

  〔宋〕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登飞来峰》赏析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狱中题壁》

  1999年4月2日《人民日报》第十二版发表赵金九先生《“去留肝胆两昆仑”新解》一文,认为该诗“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意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事件中“去”之康有为、梁启超与“留”之谭嗣同自己无论去留与否,其行为皆肝胆昆仑云云。本人认为赵金九先生的观点及其文中所引述的其他人的观点,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本人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留得肝胆若昆仑”的意思。——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本人认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

  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憾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惨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这,是一首绝命诗,是一首表达作者全部所有的绝命诗,是一首在狱中为自己写就的祭死之诗!诗的后两句所写,都是指诗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昆仑”当然不是指人,“昆仑”也没有自比自赋、自狂自傲之义。而“去留”,我认为不是有些人说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试想想,“我自横刀,肝胆昆仑”,这所表达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壮!而这,不恰是诗人那时的真实心理写照吗?

  肢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语词和语义,并去寻找两个相应的对应者,这种思路我认为是背逆诗人的原意的。这首诗的重心不是事况叙说,而是心态叙说;诗的结构,也恰是句句递进,直至末句叹然收尾,荡气回肠!因而,梁启超、符逸公、赵金九以及其他人的解释,本人都不敢苟同。而所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关键的都在于误解了“去留”一词。

  另外要指出的是,“仑”和“根”韵母发音的差异(现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诗吟咏时(现代)的艺术效果,虽然其仍合格律诗的用韵要求(古代);倘若都同押“en”韵或“un”韵,那其诗意表达将更是一气呵成,畅快淋漓。

  【注释】

  对该诗句的解释,赵文引述的观点有:

  ⑴梁启超认为“两昆仑”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

  ⑵符逸公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自言生也昆仑,死也昆仑;

  ⑶有人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的两个仆人,古人亦谓仆人为昆仑奴;

  ⑷有人认为“两昆仑”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俩人都曾教过谭嗣同学习昆仑派武术;

  ⑸有人干脆认为不可解(——榛案:这应当不可能无解,谭写此句诗时一定有他的语义)。

王安石《登飞来峰》赏析5

  《登飞来峰》

  宋代: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飞来山 一作:飞来峰)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登飞来峰》韵译

  听说在飞来峰极高的塔上,鸡鸣时分就可以看到旭日初升。

  不怕浮云会遮住我的视线,只因为如今我身在最高层。

  《登飞来峰》散译

  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鸡鸣时分在这可以看到旭日升起。

  不怕层层浮云遮挡我远望的视线,是因为自己站在飞来峰的最高层。

  《登飞来峰》注释

  飞来峰:有两说:一说在浙江绍兴城外的林山。唐宋时其中有座应天塔。传说此峰是从琅即郡东武县飞来的,故名飞来峰。一说在今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前。

  千寻塔:很高很高的塔。寻,古时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闻说:听说。

  浮云:在山间浮动的云雾。

  望眼:视线。

  缘:因为。

  《登飞来峰》创作背景

  公元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夏天,诗人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途经杭州时,写下此诗。此时诗人只有三十岁,正值壮年,心怀壮志,正好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

  《登飞来峰》赏析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前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

  《登飞来峰》简析

  山是高耸的,塔是高耸的,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不知道。诗人只告诉我们,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站在塔上,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请想想飞来峰那耸云天的气势吧!

  从全诗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能触发得出;但无“闻说鸡鸣见日升”作铺垫,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

  只有登上“飞来山上千寻塔”,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思绪条贯,勾连紧密;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前后关照,浑然一体。

  《登飞来峰》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登飞来峰》赏析6

  登飞来峰⑴

  飞来山上千寻塔⑵,闻说鸡鸣见日升⑶。

  不畏浮云遮望眼⑷,自缘身在最高层⑸。

  作品注释

  ⑴飞来峰:有两说:一说在浙江绍兴城外的林山。唐宋时其中有座应天塔。传说此峰是从琅即郡东武县飞来的,故名飞来峰。一说在今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前。

  ⑵千寻塔:很高很高的塔。寻,古时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⑶闻说:听说。

  ⑷浮云:在山间浮动的云雾。望眼:视线。

  ⑸缘:因为。

  作品韵译

  听说在飞来峰极高的塔上,鸡鸣时分可看到旭日初升。不怕浮云会遮住我的视线,只因为如今我身在最高层。

  作品散译

  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

  创作背景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诗人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诗人只有三十岁,正值壮年,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可看作实行新法的前奏。

  作品鉴赏

  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前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这首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只写了塔高,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哲理。这与王之涣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似。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次年复任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不久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执政期间,曾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注释《诗经》《尚书》《周官》,时称《三经新义》。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所著《字说》《钟山一日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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