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对古诗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古诗是古代中国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古诗的类型多样，你所见过的古诗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王安石午枕诗翻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午枕
作者：王安石
午枕花前簟欲流，
日催红影上帘钩。
窥人鸟唤悠扬梦，
隔水山供宛转愁。
午枕 王安石 翻译：
花前一枕午睡，竹席清凉如水波欲流，斜阳已照着花枝，将婆娑红影映上我的帘钩。窥视人的小鸟声声啼鸣，惊起飘忽的梦，它去得悠悠。只看见水那边青山重重叠叠，引惹起心头深隐难言的清愁。
午枕 王安石中心思想：
这首诗以极其清美的诗笔描摹了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场景：午梦初醒时的所见、所感、所思。首句“簟欲流”写竹席花纹清凉如水，次句绘红花枝影映上帘钩的情景。三、四句写主人公的午梦被“窥人”的小鸟所唤醒，梦境的悠远美妙，由于醒来时美妙梦境已不复存在，诗人所见唯隔水连绵起伏的山峰，于是触发了婉转的、难以言说的清愁。整首诗诗情空灵飘忽，风格柔婉，富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美的意境，体现了诗人极其细腻的内心感情和超凡入圣的艺术表现力。
午枕 王安石字词解释：
⑴午枕：即午睡：
⑵簟（diàn）：竹席 。
⑶红影：红色的花影。
⑷悠扬：飘忽不定。
⑸供（gōng）：引起。 宛转：缠绵，难以名状。
午枕 王安石背景：
这首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当时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辞职退居江宁（今南京），一日午睡醒来间春光动人便作此诗。
午枕 王安石赏析：
这首诗将午睡醒来、由恍惚到清醒的瞬间感受和心理的复杂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诗的首句写春日午睡时将睡未睡的感觉，“花前”点出是春天季节，又照应下句的“红影”；“簟欲流”既指卧席波浪形的花纹，又指竹席光滑清凉如水，睡意朦胧间，仿佛感到竹席变成了缓缓流动的波浪，十分惬意。次句写睡醒之感，这一觉睡得舒适漫长，醒来时只见花影投射到帘钩之上，正午花影最短，不会遮住帘钩，故而可看出此时日光已经西移，“催”字表达出惊讶时光过得飞快的心理感觉，又从侧面形容梦之酣畅。
三、四句写醒来后心理的落差和变化，醒来耳中听得鸟鸣，却怀疑美梦正是被鸟鸣唤醒，寻声望去，似乎鸟儿也在窥望自己，于是主观感情倾向认为是鸟儿有意唤醒自己，心头生起一种惆怅之感，再往远处眺望，一水之隔的青山映入眼帘，于是愁绪变得更无穷无尽了。“青山”在这里可说是现实生活的象征，因为它稳定不变并朝夕与自己相伴，看到它，才意识到令人迷恋的梦已飘远，思绪猛然回到现实中，定叫作者愁肠宛转。
理想和现实是人类永无休止的矛盾：人类不断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和现实总有极大的差距：人类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完美的理想境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尽地追求和自我完善的历史。无论是美好的“悠扬梦”，还是象征意义上的“隔水山”，都是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矛盾冲突的心境构成了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因符合人类心理深层中的企恋心态，而获得了审美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再从艺术上看，“悠扬梦”给人以美的朦胧感，“隔水山”则展示了美的距离感。从审美的欣赏角度看，朦胧感和距离感有助于增强关感。加上句法新颖，对仗工整，声情和语意浑然一体，令人击节叹赏。
当然，此诗的前二句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簟欲流”、“日催红影”，或写出幻觉中的动感，或将太阳拟人化，炼字琢句新鲜独创，雅丽精绝。全诗转折自然，委婉含蓄，体现一种整体的美，令人味之不尽。
诗人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作者：佚名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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