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宋代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诗文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也带有那个时代一般的特色。要理解宋代诗文的发展及其成就，苏轼正是一位理想的代表作家。
宋代诗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的尾声，这时市民文学已经出现，跃跃欲试地将要取正统诗文的地位，这倾向到了元明两代就全然是市民文学的优势了。而宋代则还是过渡时期，这时正统诗文为了保持自己岌岌可危的阵地，一方面表现为浓厚的保守倾向，一方面则力求不辱没过去黄金时代中所曾经获得的光荣；一种中年人洁身自好的要求，一种近于清秋气象的心情，便成为诗、文、图画甚至于哲学（例如理学）的共同的基调。这时代的特征，说明封建文化的青春创造时代已不再来；但是还力图在往日的基础上别开生面；这在诗文方面，苏轼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先秦是古代的散文高潮，建安以至唐代的诗歌高潮，到了宋代已经不复成为澎湃的力量；这时要想推陈出新，自成一个局面，于是宋代的作家便把两者的力量结合起来，想要写出一种近于诗的文，与近于文的诗，也就是要说理中带有抒情，而抒情中带有说理。这倾向开始于中唐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韩愈的“以文为诗”，到了宋代就成为普遍的发展。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属于前者，苏轼的《赤壁赋》等属于后者，二者间的距离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罢了。
封建时代的正统文学是以游宦生活为中心的，苏轼的一生写作也不例外；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态度，也正是苏轼的政治态度；苏轼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与其局限性是无可讳言的，然而他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不慕荣利不追逐富贵，这也是无可讳言的。在他的作品中直接干预生活的诗篇，像《吴中田妇叹》等。这一类近于讽谕诗的写作，在苏集中并不在少数。然而限于那个时代，也限于自己的政治认识，最后他终于爱上了陶渊明，自号“东坡居士”，这个元结、顾况、白居易都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继承着屈原宋玉以来美人香草的比喻，布衣寒士“咏怀”，与庄子的富于理趣的散文，于是出现了苏轼行云流水般的风格与超尘出俗的造诣，这里有着那流传人口的前后《赤壁赋》；其中尤以《前赤壁赋》，诗情与理趣融会无间，成为宋代杰出的佳作。而我们如果能够理解《前赤壁赋》，也就不难理解《水调歌头》与《念奴娇》，所谓：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这不正是《水调歌头》的上阕吗？所谓：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这里一方面是政治态度的高洁，一方面是政治抱负与政治生活的怀念；而《前赤壁赋》在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之下，也紧接着说：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这又正是“我欲乘风归去”的另一种写法了。至于：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这不正是整首“大江东去”的主题吗？
苏轼的天才成就，当然也还是植根于他思想感情的深处，这思想感情形成他的性格，也形成他的风格。苏轼肯定是一个有着可喜的性格与风格的作家。这“可喜”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这里没有我们觉得值得肯定的东西，那么它就不会让我们觉得可喜。而追究这个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苏轼是一个带有鲜明浪漫气质的作家，这浪漫气质对于封建时代来说，乃是一种要求个性解放的力量，曹植、阮籍、陶渊明、鲍照，以至唐代的许多诗人们，都曾以不同的面貌体现了这个气质。这里有反礼教，反庸俗，反等级，反权贵等向往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与感情，当然这种自由平等也只是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的事物，然而它却是那个时代中民主的力量，而这些又都通过诗人们的个性表达出来，这个性因此不只是属于个人的，而是与时代的脉搏相汇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觉得可喜的缘故。而对于宋代来说，正是封建文化走向保守的开始，这种浪漫气质就尤其难能可贵，然而因此它也就是更为孤单的。苏轼“行云流水”的风格以至于“大江东去”的豪放气概，说明了个性的解放，而前人对于苏轼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评语，又深刻地说明了他在那个时代中的孤单。所谓：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正是他的豪放。所谓：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正是“不食人间烟火”了。这感受事实上贯穿着苏轼很多的作品，它使我们真正接触到一种“遗世独立”的感情；这里是清高，也是冷清，是满腔的热情化为洁身自好的形象，所谓起舞弄清影者是也。而这些形象又往往是通过苏轼所特有的理趣而表现出来的。
前面说到宋人诗文中把说理与抒情统一起来的特色，然而真正能达到“理趣”的造诣，也还是苏轼所特有的（后来豪放派词人中，也偶有这个特点），所谓“理趣”就是说理或发议论又是通过形象的思维表达出来。好发议论原是宋诗一般的特色，在苏轼的作品中自然也到处可见，《水调歌头》的下半阕，就可以说是完全在发议论，然而这因此也就并不是最好的成就。最好的成就应该是发议论而没有发议论的痕迹，《廿四诗品》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才是“理趣”的造诣，这里我们应当说《水调歌头》的上半阕的成就远远高过于它的下半阕。苏轼有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也就是前人誉之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代表作，而其所以会“不食人间烟火”，就正在于它的耐人寻味的“理趣”。这是一种说理的形象语言，他仿佛认识了生活中什么更深的道理，一种从一般概念中发人猛省的体会，一种洞彻心脾的观察力的实感，于是把千言万语都化为生动的形象；而从这个形象之中，我们感受到诗人有多少的议论要脱口而说出啊。而《水调歌头》下半阕中的议论，其实就正是这上半阕中思维的脱口而出，然而那究竟只是脱口而出而已，诗人的全部议论是发不完的，千言万语则仍然是在那上半阕的诗句中。
从《前赤壁赋》说，诗人是把传统的“赋”散文化了，这也就是诗与文的统一。从《水调歌头》和《念奴娇》说，诗人则是把带有市民文学倾向的词，诗文化了，这个我们只要一对照柳永的词就会明白。词在中唐以来是与市民文学同时发展起来的，它的以爱情为中心的主题是同于市民文学的，它的终于要走向通俗的曲去，更是市民文学发展的道路。到了宋代，柳永就正是大力地把词向这个方向推动，然而这也就是意味着要脱离正统诗文的轨道。苏轼很看不起柳永的词，说它太俗，其中心的缘故就在这里。而苏轼自己却是要把词的发展拉回到正统诗文的轨道上去，这里一方面固然能使得词从生活较小的领域中接触到正统诗文已经获得的广阔天地，而另一方面则究竟是一种文学史上保守的倾向，在这里有助于苏轼的则仍旧是他的浪漫气质。这浪漫气质使得苏轼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正统诗文的局限，与市民文学有了共同的基调，这在《念奴娇》一词中表现得最为明白。
《念奴娇》的主题是一个历史凭吊，而这个凭吊是通过对于“千古风流人物”的向往而表达的，而这个“风流人物”虽然还是继承了“魏晋风流”的传统，却又增加了新的东西，那就是特别强调“周瑜”这样“少年英俊”的人物，这就使得到了宋代已是保守的中年人的正统文化中得到了一种青春的活力。像：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这乃是正统诗文中所从来不重视的，而在词曲中则被广泛的歌唱着，这里诗人在古老的历史凭吊中弹出了新鲜的调子，它的风流豪放，与一个“周郎”这样的典型性格统一起来，也就是正统的诗文与新兴的词的统一。这里有着封建时代文学中浪漫气质的更为丰富的涵义。
浪漫的气质，豪放的风格，壮阔的波澜，发人猛省的理趣，这些就构成苏轼行云流水般的形象语言，为宋代的诗文平添了无限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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