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词的豪放派风格论文

2022-05-07 苏轼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浅谈苏轼词的豪放派风格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浅谈苏轼词的豪放派风格论文篇1

　　宋代的诗词，明确是分为两个派别，即婉约与豪放。婉约，内容不外乎是离愁别绪，闺情绮怨。而豪放派便恰恰与其相反，内容比较宽阔浩荡，气势恢宏，让人读后有种痛快淋漓的感觉。苏轼正是豪放派诗词的最有代表性人物。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浅谈苏轼诗词的豪放派风格，希望对你有帮助。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轼受良好的家庭文学氛围所熏陶，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其学识渊博，思维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他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查，而其诗词在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豪放便是其诗词的主要风格。苏轼还对诗词进行改革，扩大了诗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诗词境，是苏轼改革诗词体的主要方式。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事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诗词，将传纺之只表现爱情之诗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诗词，使诗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从而形成了苏轼的豪放派诗词风。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比较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欢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诗词，语诗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律。苏轼是第一个用“豪放”作诗词的，并开始写作打破传统诗词风的诗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其豪放诗词风的代表作。

　　下面，我结合具体的诗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来浅谈苏轼诗词的豪放派风格。

　　一，其风格的诗词中形象

　　一般而言，诗词的形象有三种：人物形象，景物形象和自我形象。人物形象是指除诗人自己以外的英雄、名流、亲属、友人等；景物形象是指自然界的客观形象，例如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等；自我形象是指抒情主人公自己。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元丰五年七月苏轼谪居黄州时作的。诗词的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喻，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诗词的开篇就让读者可以看到一个豪迈和大气的场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宽阔的气势，其气势开阔，诗词境壮大，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有了极度的拓展。其中作者所选的形象也是特别的大气：大江，指规模之大之宏伟，暗赤这流去的不仅仅是江水，更是时光，更是历史，还是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首句起笔气势雄浑，意境壮伟，接着借用过渡句“人道是”，将江边故垒与周郎赤壁挂上了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正面写赤壁景色，惊心骇目。众目所观，整首诗大体上写的景物形象有：大江，波涛，故垒，乱石，惊涛，浪花，江山。人物形象有千古风流人物，实指是周喻。这些形象，都是豪放诗词中所特有的。

　　再来看下篇周瑜的具体形象。苏轼也特欣赏其少年功名，英气逼人。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周瑜正是最完美的代表。“小乔初嫁“一句刚中有柔，与首篇“风流人物”相应。“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三句特写周喻的战绩，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写只是为了更加突出其风采与才能。而苏轼自己是有宝刀已老功名未就的感愧。壮丽河山，英雄业绩，激起了苏轼的豪迈奋发的感情。也加深了他的内心苦闷和思想矛盾。从总的方面来看，这首诗词，气势磅礴，格调雄浑，高唱入云，有着宏大的境界。

　　二，豪放的表现手法

　　在诗诗词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衬托、渲染、象征、对比、先扬后抑、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等。而《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最突出的豪放风格就是虚实结合。

　　这里的虚是指已消失的境象。诗词首先写的是现实中的真实景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最真实的景物，给人最宽阔的视觉效果，让人感觉是身临其境，感觉那片广博精深。可是，这一切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也曾经是历史上的重要地界。诗词人运用那豪迈的笔触，将读者带入一片广阔的时空和天空中。而“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尽烟灭”这里写的才是虚景，不是发生在眼前的景象。它所描写刻画的是周瑜那淡定自如的容貌，那指挥锋利的形态，成为历史的主角。那“雄姿英发”是对周瑜的形容与赞美，而上文提到的那三句便是对其的肖像仪态上的直接描绘。在诗词人的笔下，周瑜装束儒雅，风度翩翩，是一介书生，相貌堂堂，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让人后赞不绝口。

　　接下来诗词人又运用实写的手法，“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诗词人的心绪也从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之中，猛然回到现实中来，他才突然发觉自民怀的可笑。原来他是如此的多愁善感，以至于自己不知不觉中就生出了白发。想象中的周瑜的英雄事业与雄姿英发和自己的现实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感觉自己虽然有周郎的才干，可现在却是在这片不能实现抱国之志的地方，那种郁愤与苍凉顿时油兢而生。

　　诗词中，现实的景与事和想象中的景与事互相映衬，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恍虚的画面，却表达出一种同样的情感。仔细品读，便可以感觉诗中那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境界，那丰富的诗词中意象，那开拓的诗词的意境，产生广阔的审美空间，便可以好好地欣赏豪放派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在诗词尾，诗词人讲”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也是诗词人回顾自己的坎坷经历，发出的无限感慨。他感觉一切就是像在梦中，虚幻而且迷茫。但是，作者即使在痛苦中，也没忘记豪放。诗词人将自己的满腔希望寄托在那一杯杯酒上，以一种豪放的姿态借酒消愁。都说”借酒浇愁愁更愁“，却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可谓是余音袅袅。感情高亮沉郁，昂扬而又顿挫，有着无限的感慨与豪放的胸怀，这正是诗词中虚实结合所能释放出来的。

　　三，豪放的抒情方式与修辞手法

　　《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诗词采用的是直接抒情。诗词中“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等诗词句，正是作者直接抒发的感情，其虽然有着强烈的主观性色彩，但仍旧不失磊落。直接抒防不胜防即是直抒胸意，不借助任何景物和事物，而是作者直接对有关人物、事物等表明爱憎态度的一种抒情方式。而此诗词中直接抒情更是被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来看本诗词的修辞手法。诗诗词中有很多种修辞手法，如夸张、拟人、对比、比兴、比喻、借代、设问、反问、对偶、反复等。而这首诗词中运用得最多的是比喻、借代和夸张。

　　首先来看比喻，“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作者便用雪来比喻那被石头激起的浪花，形象生动，将浪花那种洁白表现得完美无比。而在后面，作者便用“羽扇纶巾”来借代周瑜，让其的雄英姿发在读者面前尽情地展现，使人心生崇拜之情与敬佩。这些修辞手法都是表现了一种豪放的气概，描绘了一种宽阔的氛围。而此诗词中最能突出苏轼豪放派诗词风的是夸张手法的运法。如“乱石穿宫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将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出古战场上的气氛和声势。凭借着夸张手法，作者用廖廖数十几个字便把石之险山之高浪之大形象地表现地读者面前。这一切，修辞手法的运用对其豪放风格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豪放的语言风格

　　《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诗词句都运用得非常准确，生动，传神，于是产生一种豪放的气势。诗词中最能体现豪放风格的就是动诗词和形容诗词的运用。动诗词如“穿”、“拍”、“卷”三个动诗词运用得非常的绝妙，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诉说不同的感觉，描绘的陡峭山崖、汹涌驻浪、滔滔长江，都集中地体现了古赤壁战场那令人惊心动魄的雄奇景象。再来看形容诗词，“乱”、“惊”这些形容诗词也如那动诗词一样，较好地体现了赤壁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情怀，让读者如亲临其境，感觉那份博大。这些能体现豪放派风格的诗词被作者信手拈来，为其服务，拥有着最大气的感觉。

　　苏轼这位中国古代历史上书法家、绘画家、文学家，用其那广博的知识和艺术技巧为宋代的文化增添了几多风采。而其诗词的豪放派风格更是突出至极，成为历史上最具色彩的一枝花朵。当然，除了上文提到了苏轼诗词中所表现的豪放风格，而在诗词中，苏轼也会适当地运用一些典故，来为其体现诗词的豪放风格服务。诗词中使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法。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也借同瑜的典故，将历史的宽度调到读者的眼前，更为作者抒发感情奠定基调。

　　总之，苏轼诗词中豪放风格的使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位，他也作为一位文学神圣，受到后人广泛的喜爱。而其诗词的豪放风格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运用豪放风格，要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他受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那是历史的必然。

　　浅谈苏轼词的豪放派风格论文篇2

　　苏轼(1037~ 1101年)，宇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人(今四川省眉山市)苏轼自小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天才，22岁入仕，尽管仕途不顺，屡遭贬滴，政治上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却在诗词、散文、绘画、书法等方而冠绝当代，其文学造诣已登峰造极，不仅如此，苏轼的爱民思想及对医学的钻研，在医学上的贡献也为后人称道。

　　1收集验方整理成册，留济后人

　　苏轼一生多次被贬，他宽广的的胸怀及爱民思想，极受百姓欢迎。凡他所到之处，必查民风、民情、民苦，他通晓医理，熟悉药性，有济世救人之心，并喜爱尽可能多地收集民间验方。最后将验方、名方整理成册，名《苏学士方》，后人将《苏学士方》和沈括的《良方》两书整理合编成一册，这就是著名的方书《苏沈良方》，它流传华夏，远播东洋书中至宝丹、苏合香丸、椒朴丸及礞石丸等，其效良好，颇受称道，至今仍用。

　　2注重养生，自成洲家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两妻一妾均在其仕途被贬、生活潦倒需要帮助时相继离世，尽管生活几度不堪，他仍坚持良好的养生理念，并付诸于实践，服食练功以祛病延年，苏轼寿命六十有四，几近古稀，和其善于养生息息相关02. 1坚持良好的饮食起居苏轼的日常生活有良好的起居习惯，他坚持睡前浴足，无论是在家休息还是处理公务，他必五更起床，晨起梳头百遍，常年如此，并自嘲“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苏轼每晚睡觉之前都要泡洗双足，他洗脚也较为讲究，每次洗脚，水深必至膝，温、冷水交替加入数次，洗毕拭干，揉按数次后后安卧，现代认为使用冷热水交替洗脚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

　　食物是人之生存之本，所谓民以食为天，在饮食上，苏轼认为“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待饥饿时就餐，吃起来必味香爽口，虽是粗茶淡饭，而胜美味佳肴。人在饥饿时，其胃纳佳，其饭自然香，但饮食量应适当，不可过饱，否则加重胃肠负担，可引起消化不良，久之成疾苏轼还强调用餐时当细嚼慢咽，餐后则适当散步以助食物消化和吸收

　　2. 2擅于食疗养生苏轼较为推崇食疗养生，如被百姓每逢荒年代粮充饥之物……芡实，却被苏轼视为食疗佳品，他在《坡杂记》中载:“人之食芡也，必枚啮而细嚼之……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芡者，能使华液通流，转相艳注”。芡实有滋润脏腑的作用，他认为食熟芡实当一枚一枚的细嚼慢咽，每天吃10 ~20枚，应持之以恒如此服用可补益脑髓，促进消化。菊花、构祀、扶菩、地黄等也是他的喜爱之品，现代发现久食菊花、构祀、扶菩、地黄之辈可养肝明口。在饮食的制作上，苏轼既讲究饮食营养，又善于调配、把握火候。他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羹、东坡饼等，至今仍为饭桌上的佳品，为人称赞。所以，苏轼又被后人誉为“关食家”，他也常以“老蓉”戏称自己曰。

　　2. 3重视修身养性和练功苏轼怀“致君尧舜”之志，但因政治原因，宦海几度沉浮，屡遭贬滴，仕途不顺中的他非常重视内心调节，把儒、道、佛三教思想融汇为一，不卑不亢，始终坦然而对现实，才成就了他今天的历史地位

　　苏轼注重“安”与“和”的养生之法，他指出:“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任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尽管身处颠沛流离之所，他仍能让自己心境平和，洒脱自如，保持“安和”的健康心理状态，并总结出“三养”理论:“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他指出安心乃是安身养生之基础，心安才能身安，故有了“养生先养心”的说法。

　　苏轼擅练功，北宋时期，三教盛行，苏轼融三教为一体，他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养生以道，修身养性练功是他的日常功课。他曾对友人张安道说:“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问方士多矣，其法数百，择其简易可行者，间或为之，辄有奇验}l;苏轼养生源于日常，在养生上，他强调动静结合，强调应多走动跑步，不能贪图安逸、久坐不动，就是他所谓的“安步以当车”。他就较为推崇华佗的:“人体欲得劳动……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另外，苏轼擅于练静坐功，黎明时必而向东南，盘腿打坐，先叩齿数十次，吞咽唾液，后握固调息，使心澄湛，诸念不起;内观五脏，气走丹田;再按摩脚心、脐下、两腰及颜而耳廓直至发热，最后揉鼻两翼，梳发百余次而止。并命名为苏东坡养生诀，供后人学习。

　　苏轼善养生，并撰写成文，他一生写过《问养生》《书养生后论》《养生说》《续养生说》《养生渴》等数十篇养生方而的文章，还有一些养生知识散在于他的诗词中。清代学者王如锡，将苏轼有关养生的信札、诗词、论著整理成册，命名为《东坡养生集》，成为我国养生学中珍贵的资料。

　　3重视预防疾病流行

　　苏轼虽然是封建的官吏和文人，但他对百姓却是相当关怀和热爱，他仕途坎坷，虽屡遭贬滴，他所到之处，总是尽可能了解民情民苦，力求减轻人民疾苦，重视疫病预防。他第二次到杭州就任时，杭州正爆发严重的瘟疫，苏轼亲自到防疫一线，采用同乡秘方“圣散子”，发动众人配药，“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育，，便很快控制了瘟疫。为使百姓免于疫病之苦，苏轼还自掏腰包50两黄金，在城中修建一所“医院”，名为“安乐的病坊”，由专派僧人主观，救治穷苦百姓，几年时间救人无数。

　　可见，苏轼一生建树颇多，他不但精于文学、诗词、书法及绘画，而且在医药养生上也颇有成就，值得后人发掘、继承、整理和学习。

　　浅谈苏轼词的豪放派风格论文篇3

　　苏轼与王安石，一对政治上持不同观念的对手。他们的矛盾，始于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因为在这之前，老苏写《辨奸论》，矛头直指王安石，苏东坡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老苏责骂得太重。但事实是，正是王安石变法产生的严重后果，彻底打消了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们逼向了政治的对立面，简单来说，可以把这一对立面归纳为为朝与为民的对立。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研究学者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这其中还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学与蜀学之争)进行分析研究，纵观这一段时期以来的研究，笔者发现，其争议的核心主要放在苏轼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由这两人的关系引申出来的老苏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仁宗时期的重臣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时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间的对抗问题，从现有发表的学术期刊以及著作来看，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观念的碰撞还是相当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拟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的态度的研究成果来做报告综述。

　　一、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这样的说法是最为传统的观点。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关论文，至死不和说颇为多见。因为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中，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变法之中唯一得到苏轼认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诸如最为人所熟知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苏轼的全盘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苏轼最痛恨的青苗法，发展到了后期变成了强迫贷款，这种“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农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灾害也不愿意丰收，农民丰收的后果是被迫缴以前欠下的税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贩卖妻儿、坐牢，为他作担保的邻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来说，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苏轼在朝中担任史官的小职，他是没有权力去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还是冒着风险呈上了他的《御试制科策(并问)》和《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其矛头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张“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听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直接导致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走向了公开破裂，之后苏轼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也是历来学术上争议的焦点，就是《辨奸论》的真伪问题，笔者翻阅了与至死不和说相契合的论文，大多数都认为《辨奸论》是老苏自己的真迹，并且有些论证是以《辨奸论》为真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苏轼研究的大家———现在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的一篇名为《苏轼< 与滕达道书> 是“忏悔书”吗》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一生也都坚持自己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

　　1990 年阎笑非先生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上刊发了名为《试谈苏轼与王安石关系》一文，则更加激进地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友好关系加以彻底否认，其观点颇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阎先生在他的结论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私人友谊，苏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间结怨很深。苏轼同王安石结怨并不始于熙宁年间，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阶级文人因争夺名利而相轻乃至嫉妒的心理。苏轼虽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态批评新法的，但批评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对王安石其人则不然，苏轼对王安石是坚决反对，彻底反对，终生反对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为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那种时代风习的影响，但从他对待苏氏父子兄弟看来，他还是比较有胸怀、有政治家风度的。从现象上看，苏、王之间虽然有过一、二次书信往还，诗词唱和，但这些根本谈不上什么私人友谊。” 从阎笑非先生的观点来看，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某一点上的矛盾，而是从根子里彻底就是一对矛盾的个体，是嫉妒心理。他们的至死不和是彻底的，也是无法修复的。

　　接下来，万斌生在江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2 期发表的名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的阶段性表现》的论文中提到了一些具体的看法，他认为在“仁宗嘉佑年间，苏轼与王安石变法思想有严重分歧。” “这一阶段，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集中在变法思想上。由于对变法的取向不同，缓急各异，双方的分歧是原则性的。”而到了“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全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实践。” “苏轼公开反对新法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批评，完全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为保守势力反对新法的急先锋。” 文末，作者的观点就是“苏轼至死都未能改变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根本态度”

　　胡金旺老师在2012 年第二期《兰州学刊》发表了一篇《苏轼与王安石在< 尚书> 诠释上的分歧》，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从两人对待儒家经典《尚书》的态度来研究两人根本的矛盾，苏轼从情出发，王安石从智出发。即：“苏轼在< 尚书> 诠释上对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学诠释中的必然反映。”可以看出，两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是他们无法调节的根本矛盾，通俗点来说，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到了2015 年，方蔚在第二期的《文学教育》上发了一篇名为《从“从公一句十年迟”看苏轼王安石之恩怨》。首先，作者肯定了苏轼与王安石的不和是不可调和的，“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还是文学家的王安石，苏轼都予以措辞严厉的批判。”其次，作者认为过往的研究者多数认为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主要问题在于王安石而非苏轼，而文中作者也谈到了苏轼的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作者认为“苏轼的确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与政治观念，然而他‘以高才狎侮诸公卿’，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在朝廷的争斗中，往往无人伸出援手，这固然是因为苏轼不结党营私，但也因苏轼所做所言常常任性随意，并不适于政坛。而且就政治才能而言，苏轼并无行之有效的治国为民的主张措施，亦无精于人事的政治谋略。”那么，这里就把苏轼政治谋略上的不足给放大了，当然笔者认为苏轼的政治主张并非没有，并且还有不少。纵观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1986 年3 月第一版)，其中提到苏轼政治主张的文章诸如《儒者可与守城论》、《王者不治夷狄论》等论说，只是苏轼除了地方官之外，在中央做官的机会太少，更比不上做上宰相的王安石。

　　从以上列举的相关论文来看，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还是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的，他们是下一章亦敌亦友说的源泉，也是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未来值得拓宽的空间还是有的。

　　二、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说

　　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的观点是当前比较主流的看法，亦敌亦友的落脚点是在后面这个“友”字上，这表现了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共同点。持有这一派观点的学者是在反驳至死不和的观点下发展出来的，他们认为虽然苏轼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那只是对于改革所用的方法不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此外，这一批学者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才气还是非常欣赏的，尤其到了晚年他们两人对于佛学都颇有造诣。元丰七年(1084 年)，在苏轼黄州获赦之后去常州之前专门去了一次金陵和王安石见了一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苏轼与王安石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他们共同游玩了好几天，聊了很多，应和之作也留下不少。

　　打响亦敌亦友说第一炮的这位人物就是朱靖华。他早在1981 年的青海社会科学刊物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时候，就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完全敌对关系，仅仅只是同一个派别、歧见之争，是变革方法上的分别，并不对立。

　　接下来，刘乃昌老师在1982 年出版的著作《苏轼文学论集》中也认为“苏轼同王安石的关系，有牴牾，有接近，情况是较为复杂曲折的，他们在对变法改革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未由此演为互相攻击，却始终保持了友谊，并能在学术、文章上相互磨砺和推崇。”

　　而对于以上两位老师保持相同观点是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984 年发表在华中师院学报第2 期的夏露，对苏王之间的`关系，她更加推进了一步，认为王安石在王安石变法中既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和才华，也有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而苏轼则是深思熟虑，稳妥周全。这是说明他们两者对于改革问题处理起来的风格不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是宋代积弊的清扫者，同时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牺牲品，政治上的悲剧性质是相同的。”

　　到了2001 年，浙江大学的刘成国在抚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发表的《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中谈及苏轼与王安石关系问题，说苏轼“对于一年之前的金陵相会,诗人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淡淡的留恋、缅怀,从而使诗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漠漠的伤感与怅惘的色调。”也就是苏轼对于这一段金陵相会还是颇为留恋的，作者引用苏轼的诗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来说明苏轼对王安石还是有一丝哀悼情绪在里面的。

　　2010 年，喻世华的《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中的结论也颇具特点。他认为“苏轼、王安石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再加上他们曾经有过的芥蒂，他们可能是知音，但绝不是朋友。”他还说，仅凭元祐三年(1088 年)十二月在奏议中对王安石的批评来证明苏轼对王安石一直怀有怨恨是不足为凭的。

　　最后，吉林大学的刘森同学在其2012 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里认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友好关系到王安石晚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水准，文中说：“在元丰七年左右，苏轼与王安石之思想，达到二人交往纪录中的最高契合，二人之交往友来亦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非但是私交，便是政治关系二人亦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和解，故二人之友谊是真友谊，是无可怀疑的。”

　　综上所述，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除了政治改革方式上的差异之外，无论是人品，精神，个人素质涵养，艺术修为等等一些因素方面来看，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把对方视作自己的知己，终身的好友，借用周本淳老师《略论王安石苏轼友谊的基础》一文中提到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两人的友谊经得住死生的考验”。

　　三、总结

　　总之，要讨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其中既要看到他们的对立因素，也要看到他们都渴望积极推行改革的心情，因为北宋存在的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国家积重难返，陷入非常被动的窘境当中，既没有钱支持国家，又要一次次的靠进贡邻国来取得暂时的和平局面。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强国，但是王安石所站的立场是国家，而苏轼所站的立场是人民，这就是这两位政治人物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笔者相信，无论是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也好，亦敌亦友说也罢，都是为了说明他们两个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同时，只有搞清楚他们两者的关系，才能找到深入研究北宋党争的钥匙，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相信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之上一定还会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口，如在新文献的发现上，在两者已有文献的重新解读上在后期的党争之中运用逆推法来研究苏王两者的关系。笔者相信，苏王关系问题会一直是一个北宋文学苏轼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

　　浅谈苏轼词的豪放派风格论文篇4

　　宋后期书坛已出现严重的思维僵化倾向，此时的苏轼努力挣脱了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提出了“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等书学观点，在书法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的艺术理论和见解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宋前期因为书法凋零，统治阶层一度大肆倡行古法。作为基本技巧的学习，临摹古法帖应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强调“摹古”过了头，为了“摹古”而去摹古，那么势必走向反面。苏轼的时代，书坛已出现严重的思想僵化倾向，过分强调古法已成为书法发展的障碍。苏轼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努力挣脱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注重自我精神的体现和情感的宣泄，追求一种高度自由的创作心态，开创了宋代“尚意”的新书风。

　　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其实质在:请记住我站域名于说明书家所抒发的“意”是在“无法”的状态下“信手”而成的。意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地去写意，是情感和趣味的表现，是属于主体精神、思想的范畴。而“意造”则是注重创作者主观情感的流露和作品中意味的传达，因而它需要创作者不断地去探索和创新，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和精神来看待每一次的笔墨之交。

　　苏轼认为，要在氤氲笔墨中展示艺术家的个性，书家本人应该有独立的思想和追求，不能亦步亦趋。“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评草书》)这段书论在书法史中有很大的影响。“书初无意于佳乃佳”，书法初始时不要刻意求佳，应放松随意，自然能达到佳境。苏轼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观点，具有对偏执于古法的保守派的批判意义。后一句“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我的书法虽然不太好，然而能自出新意，不拘泥于古人，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更表现了北宋文人在书法“尚意”理念上的一脉相承和推进发展。

　　欧阳修《笔说·夏日学书论》说书法“不必取悦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适而已”，这里的“自适”表达了创作的目的是为了给人带来无上的快乐。正如米芾所说的“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一样，所强调的是一种“纯然为个人愉快而创作”，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尚情操。苏轼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欧二人正好是“前者呼后者应”，可谓一唱一和。他们都倡导艺术家的主体精神，所不同的是，苏轼比他的前辈更明确地提出了书法倡扬主体精神的重要性——书法只有“无意于佳”并“自出新意”的时候，才能真正达到高妙境界;换言之，只有把古人古法等各种外在的考虑都抛开，书法才能臻于一种上乘美好之境，而创作也才能真正给人带来无上快乐。这是对欧阳修原始“尚意”理念的一种深化和发展，也可以说是北宋中期书法创作实践发展在书法理论上的反映。苏轼本人就是自己艺术理论的实践者。

　　东坡提倡创作的自由精神，不愿受成法所拘，要求抒写胸臆，听笔所致，以尽意适兴为快。正如他称赞张旭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无点画处而意态自足。”(《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他的好朋友黄庭坚在笔记中记载了他作书时的状态:“元祜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山谷题跋》卷五)”

　　现在看他的行书，论古法，钟王全不可见。但笔势翩翩，初看平淡，反复咀嚼品味，却觉气象峥嵘，可谓是平淡中寓绚烂。其实“无意于佳”与他所谓的“意造本无法”是一致的，他以为作书不必有意求工，宜一任自然流露，故不必墨守成规。

　　二、出新意于法度之内

　　苏轼一生倡行艺术的个性化，强调表现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强调创作自由，这是他与世俗相对立的一面。但客观地审视苏轼的艺术理论，他对于传统、法度还是相当重视的。对于世俗的过于唯古唯法思想，苏轼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对于一种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创作规律，苏轼还是尊重的。《题吴道子地狱变相跋》中指出:“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者耶。”

　　“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是苏轼艺术理论中对“法度”和“新意”关系的最准确精辟的论述。就书法艺术的法度而言，它是历代书法家在长期的书法创作实践后积累起来的，对于后世的书法实践和创新带有规范或普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在这句话中他指出，“新意”虽超出“法度”，但是并不违背“法度”，而是在“法度”基础上的“新意”。

　　而再看他的“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理论的提出则是在“堆墙败笔如山丘”的艰苦训练后获得的。他在《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中即对那些没有学会楷书就创作草书者作了批评:“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因而“无法”必须以“有法”为基础，“意造”也必须先取意与得意才可。其实他的“无法”和“信手”，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法度应为我所用，不可以法禁锢了天性，即“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而这里的“无意于佳乃佳”也不是真的无意，是在积学后的自然流露与挥洒;二是“无法”是在“有法”的基础上的一种自由。

　　事实上，在与其弟论书诗中，“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一句，已足以说明他对书法创作规律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反对作书有法，而是要能在继承古人之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书史载，王安石为相期间，士人多仿其书。而王书的个性过于张狂，字字作斜势如飘风。苏轼曾对此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说:“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故。”(《跋王荆公书》)充分体现了苏轼对古法学习的重视。

　　苏轼的艺术理论运用在书法实践中表现在他既能吸取诸家之长，又能发挥自己的个性，不拘于一法，达到“兼众妙”且“不失度”的境地。他早年取法“二王”，兼学徐浩，因而字方长俏美有逸气;中年以后专师颜真卿加上人生几番沉浮，故字有压扁、横势的特征并得古朴、醇厚又不失趣味(如《前赤壁赋》)，却又余留几分韵致;晚年学李北海，故而有一种偏执之感，欹斜之势(如《太白仙诗卷》)这正是因为他懂得如何掌握“法度”与“新意”。足见苏轼的个性化、自由精神是建立在对艺术基本规范的尊重基础之上的。因而今天看到的苏轼作品，是既不同于前人面目又富于书法神采之美的形式。能离古人而不离法度，真正“出新意于法度之内”，这应该是苏轼不同于庸庸书家的大匠风范杰出之处。

　　总之，苏轼的个性化、自由精神是建立在对艺术基本规范的基础上的，是“兼众妙”且“不失度”，离古人而不离法度的。而“新意”虽超出“法度”，但是并不违背“法度”，而是在“法度”基础上的“新意”。因而他并不是反对作书有法，而是要能在继承古人之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如“无法”必须以“有法”为基础，“意造”也必须先取意与得意才可。

　　浅谈苏轼词的豪放派风格论文篇5

　　文学即是人学。教读诗词，其实就是教学生读“诗人”。这几天笔者在引导学生欣赏苏轼词二首，一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是《定风波》。

　　苏轼是学生不陌生的，初中学生读过他的不少诗，高一还学过他的《赤壁赋》。但很难说学生，就完全走进了苏轼的世界，就懂了苏轼。

　　笔者认为，苏轼于学生来说，是极有意义的，一是文学的意义，二是人生的意义。

　　苏轼在宋代文学，哪怕是整个中国文学，都是极有地位与影响的。笔者在教学中展示了他的文学成就与影响：

　　提到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提到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提到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不仅如此，还有著名的赤壁二赋。可以说，苏轼是北宋成就最高的文学家，开创了词的豪迈之风，以文入词拓展诗歌的表现空间与艺术境界。有他，就有著名的苏门四学士。

　　还不仅如此，在书法、绘画上也无人能及。提书法，是卓有影响的宋四大家之一;提绘画，善画枯木怪石，主张神似。真可谓旷世奇才。

　　走进苏轼的世界，便走进文学的世界。接下来，笔者与学生一块读了他的一些名诗、名词和名赋、名文中的名句。

　　读完笔者对学生说，苏轼无疑是文学巨星，我们虽然难以企及，但是我们可以受到启迪。他与张衡都启发我们要注意全面发展，提高我们的综合素养。

　　苏轼于学生来说，还有一重意义，就是人生的指导。

　　《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定风波》都写于黄州，是苏轼处于人生低谷之时。可以说，“乌台诗案”是对这位文学才子和政治人物的最大的摧折。此难之后，他先后被贬到黄州、杭州、惠州、儋州。可贵的是苏轼虽有失落，也有愤懑，但没有丧志，更没有堕落。

　　贬到黄州，他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贬到杭州，他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贬到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贬到儋州，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被贬，没有怨天，也没有怨人，而是感恩自然，享“山间清风”“江上明月”，感受可拥有的生活的美好。不仅如此，他把对大地的感恩，化为了造福一方之民行动。

　　苏轼是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在巨大的人生打击面前，他也曾说“人生如梦”，不过是壮志未酬、人生苦短的慨叹而已，谁不想建功立业呢?他在仰慕赤壁英雄的同时，已经作好了迎接风雨的准备。自然界风雨可穿林打叶，苏轼的应对举动是“莫听”“何妨”“吟啸”“徐行”，表现出超然物外、泰然自若、潇洒安闲的态度;面对人生风雨晴，他说话掷地有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表现出搏击风雨、笑傲人生、泰然处之、无所畏惧、潇洒从容的人生态度。苏轼看破人生晴雨，显得冷静沉着，表现出十足的人生智慧。

　　苏轼外儒内道，把中国三大哲学融合用以调节他的人生，所以有人认为他是近次于上帝的人。笔者在教学结束语中道：

　　苏轼是豁达之人，豪放之人，他活出了生命的精彩。他的人生，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很多，值得我们不断地细细的品味。

　　读苏词，读苏轼，我和学生一起感受他给我们带来的文学之美和人生之美!

　　浅谈苏轼词的豪放派风格论文篇6

　　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的传统，人们在填词时，总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够用词这一文学形式来表现。及至苏轼，采取“以诗为词”的手法，将别人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写入词中，于是“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1]，放映了以前词人所没有放映过的广阔内容。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根本，正是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本文拟从苏轼的词学观，来探讨其词体革新中的几个问题。

　　一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提出了词须是“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破“柳七郎风味”则是其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轼的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就必然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在写出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后不久，苏轼就在第一篇关于词体革新的文章《与鲜于子骏书》中，明确提出了“破”的问题：“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2](Ｐ1650)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来歌唱的，而苏轼之词竟要东洲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并为其壮观而自鸣得意。显示了苏轼有意开阔新词境，以“破”风靡词坛的“柳七郎风味”，提倡一种具有阳刚之美词风的意愿。

　　在这里，苏轼对自己的词体革新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无柳七郎风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柳七郎风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词作的对立面，可见他对破“柳七郎风味”的重视程度。对于苏轼的这段话，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指出，苏轼“近却颇作小词”云云，“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3](Ｐ108)。刘氏并未说明“意”之所指，不过，从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可以看出苏轼之“意”是什么。其一，从“柳七郎风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辈或晚辈，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长者，否则视为不尊敬。柳永是苏轼的前辈。苏赞许柳词时，称之为耆卿，字而不名；贬斥柳词时，则呼之为“柳七”。因此，“柳七郎风味”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只是对柳永词风的一般称呼，实际上是一种贬称。其二，众所周知，柳永词分雅词、俚词二类。苏轼曾经说:“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4](Ｐ35)《八声甘州》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属于雅词。可见，苏轼对于柳永的雅词颇为推许，他所说的“柳七郎风味”只能是针对沿袭五代的淫蘼浮艳风气的俚词词风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有一段文字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5](Ｐ49)曾端伯《高斋诗话》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6](Ｐ497)说明了柳永词富阴柔之美，而苏轼词富阳刚之美，也体现了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和创新。其三，柳永的俚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往往显得庸俗，在语言方面则比较俚俗。从苏轼本人的作品看，《东坡乐府》中如《满庭芳》(“蜗角虚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语言都相当俚俗。而且，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秦少游》记载，秦观有“唤起一声人悄”词，其中“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等语，也颇为浅俗，而苏轼“爱其句”。这种情况显示，苏轼并不一味反对俚俗；他不满于柳永俚词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的庸俗。要之，苏轼所说“柳七郎风味”，是指主要表现在俚词中的柳词的庸俗、卑弱和浮艳词风。他以“柳七郎风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态度；他说自己“颇壮观”的“自是一家”的词“无柳七郎风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种新词风，开创一条新道路。这就是苏轼“意”之所在。如果说，《与鲜于子骏书》表明，苏轼在词体革新一开始，就把“柳七郎风味”当作他的革新的对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风味”当作革新的组成部分，那么，《高斋诗话》所载则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

　　苏轼的词学观表明，他无论是破“柳七郎风味”，还是立“自是一家”的词风，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的词体革新的基本内容。他所以把“柳七郎风味”当作对立面，除了它代表庸俗、浮艳、卑弱的词风，从当时词坛实际看，还当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在当时影响最大有关。柳词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它未能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滋长了浮艳词风。所以，与其说它代表宋词的现在，不如说它代表宋词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要进行词体革新，不可避免地就会与“柳七郎风味”发生冲突。从主观上讲，苏轼开始也许只是要破“柳七郎风味”本身，但由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所以在客观上，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宋初以来的浮艳纤弱词风，因而具有更为广阔深远的意义。虽然，随着革新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苏轼逐渐又把革新范围从“柳七郎风味”扩展到“小词”，但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反对，却是始终不移的。

　　二

　　词史意义在古今学人关于苏词的评说中，“以诗为词”无疑是最为流行的一个命题。苏轼词出现不久，有人便很快敏锐地感到这些作品和前代及当时的词人作品有较大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评语，其中尤以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所说的“以诗为词”这四字最为精当。这个论点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轼的词在向传统诗歌趋进，词与传统诗歌的界线在初步泯灭。而他所以能“以诗为词”，又在于他在词与诗的关系方面，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和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微词宛转，盖诗之裔”[7](Ｐ1943)。他的识见高出于古人和同时代人，又坚持实践创新，从而为宋词开辟了新的天地。

　　以诗歌的标准要求词，以写诗的笔力写词，“以诗为词”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主要途径。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体革新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他革新的主要途径。“以诗为词”势必会引起传统的“小词”在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对于词反映现实、表情达意的范围和能力，自然会有所开拓和增强，对于提高词的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苏轼的词体革新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产生重大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如何革新方面找到了“以诗为词”这一正确途径。“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8]（P77），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9](P40－49)，在苏轼看来，词和诗一样，是可以用来表现社会的兴衰和历史的兴亡，抒写作家的胸襟怀抱和人生际遇，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酒筳歌席、男欢女爱之中，并积极的付诸实践。如他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通过望月怀人，表达了对手足同胞真情思念和热爱人生的执着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之中而能达观自持的积极乐观精神。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显示了苏轼“以诗为词”进行题材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对苏轼改革成就的认同。苏轼本人在说柳永《八声甘洲》中的名句：“此语于诗句不检唐人高处”[10](P77)，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在词体革新时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11](P77)

　　东坡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开拓词境，是苏轼词体革新的主要方向。在扩大词的内容与题材方面，苏轼的词可以记行事，可以述出游，可以写登临，可以叙凭吊，可以述节令，可以记梦，可以怀人，总之，凡个人日常所经所历所思所感，苏轼都可以以词写之。可以说，在苏轼笔下，词被运用得从容自如，无施不可。词作什么，怎样写，都可因作者的性情、才力和阅历的不同而可自由选择。在一个具体的创作个体那里，词应是没有功能及用途上的限制的。这样，词就被从较单纯的只为应歌和佐欢的狭窄路径中给引离了出来，词的适用范围增广了，词的门径增宽了，成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一种文体。这就从实际操作上实现了诗词同体的理论，为后世诗与词的相容无间提供了现成参照。在开拓词境方面，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时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元丰五年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充分表现了他豁达乐观的精神；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沙场、以身殉国的豪情壮志。“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的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12](P78)，从内容、题材的扩大到意境、风格上的创新，为苏轼词体革新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的豪放词流芳百世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3][7]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4][5]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郭绍虞《宋词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8][10][11][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方智范《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