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宋代著名的诗人苏轼在文学上非常有成就，但是他在官场上却充满了挫折，被贬到遥远的海南岛。
苏轼被贬海南岛
苏轼在文学上春风得意，但仕途多舛。他出仕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站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他因此不被变法派的赏识，被贬到外地做官。数年后，变法派失败，司马光派执政。按说苏轼可以鹞子翻身了。可他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又过了数年，司马光派失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又被贬官。司马光执政时宋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年号，这一时期的官员被称为“元祐党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也在册中。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好在宋朝不杀文士，所以苏轼也只是被一贬再贬，而没有削职为民，更没有被杀。官小了，俸禄低了，但温饱还是有保证的。
苏轼无论被贬到哪里，都仍然忘不了、放不下自己的文学生活，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写作。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优秀的篇章。在山东密州，写下了《密州出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称为中秋节的绝唱;在赤壁，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前后《赤壁赋》;在黄州、在琼州，也都风流倜傥有遗篇。虽然其中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低迷，但主旋律乐观向上，倾注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所以他也才被列入了诗词的“豪放”一派。不仅如此，他每到一处，都不凑合地过日子，“食不可无鱼，居不可无竹”，尽量把自己安排得舒适一些，为自己盖自己设计的房子。也“入乡随俗”地享用当地的.特产。如在惠州，当地出产荔枝，他就“日啖荔枝三百颗”，让自己活得有滋有味。给有的人，处在这样的一贬再贬的背井离乡中，还不知道怎么怨天尤人、痛不欲生呢，可苏轼，无论多么颠沛漂泊，都保持着一种好心情，乐观、潇洒、豁达地生活着。
世界之大，也有所说的不毛之地，寸草不生。但这样的地方并不太多。即便荒漠，也有一些顽强的野草生长。而人类生存、生活的地方，更都会有草，而且都会有芳草。芳草也几乎无处不在。当觉得没有芳草的时候，一般不是真的没有芳草，而是有眼无珠，发现不了、感受不到罢了。以此比喻人生，无论岁月多么蹉跎，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坎坷中，无论流落到什么地步，都没有绝人之路。芳草就在脚下。只要珍惜脚下的芳草，就会发现它也有自己的美丽和动人，也同样赏心悦目。苏轼正是无论被贬到哪里，都能发现哪里的芳草，并陶醉于这芳草中，才让自己始终都有一个豪放的好心情。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一生一帆风顺，不期盼自己一生平安。但是，一生一帆风顺、一生平安的人也不是一个没有，不过很少很少就是了。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顺和挫折，甚至有所谓的“倒大霉”。这种时候，就要有苏轼这种“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豁达和智慧，对不顺，对挫折，对“倒霉”，“既来之，则安之”，心平气和，发现新处境也自有芳草，也同样可以愉悦自己。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有一首诗，题名《假若生活欺骗了你》。诗人写道：“假若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着未来，……”这首诗被称为励志的好诗篇。也确实是好诗，展示了普希金的才华。但是，比之咱们苏轼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境界又低了一截。普希金说，“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如果这快乐的日子不来呢?是不是就悲伤、就心急、就忧郁呢?在许多人看来，苏轼一贬再贬，越来越远离了快乐的日子，可苏轼却贬到什么地方，快乐到什么地方。生活再亏待他，他也不亏待生活。而快乐，乃是个人的感受。所以，快乐于当下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快乐。由此看来，苏轼的胸怀、情趣，确实要比普希金高多了。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天涯何处无芳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莫道“山穷水复疑无路”，端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踏遍青山人未老”，这边也有好风景。
苏轼被贬至黄州的故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与其父苏洵的大器晚成相比，苏轼属于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入京就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当时，比他年长30岁的欧阳修就对他作出了如下断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事实正如欧阳修所预言的那样，苏轼确实是古今文人中声誉最隆的一个艺术天才。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他是豪放派词的开山鼻祖;论书法他是“宋四家”之一。真个算得上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了。
然而，和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比较起来，苏轼在仕途上就显得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九死一生。事实上，苏轼的出仕之路只能算是一条屡遭贬谪之路。这官，苏轼当得太不痛快了。
二十一岁，苏轼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是不得了的。但问题是要那样，苏轼就不再是苏轼了，而应该是一个当官当得非常不错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人。
首先是反对变法。要说苏轼与王安石同为文人，应该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也是想富国强兵。可是文人办事总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有些问题欠考虑，变法太急，就产生了一些弊端，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这时苏轼站出来了，反对新法。于是就遭到多次贬谪。两次被贬杭州，他也不以为意，而是认真地做起了小官，领人在西湖筑堤，这就是有名的“苏堤”。从杭州他又到过密州、徐州、湖州。就在湖州，苏堤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原来，一些反对苏轼的人在他的诗文里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句子对其设计陷害。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于是告诉为他送饭的弟弟说，平时不要送鱼，若听说我要被判处死罪再送鱼。有一次，他弟弟病了，托人送饭，那人不知情，送了鱼，害得他虚惊了一场。后来还是王安石一句话：“哪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得以出狱。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表面上，虽然是个小官，实际上处于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言论行为都受到束缚。他的散文代表作前后《赤璧赋》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写成的，“必深藏之不出也”，一般人是难以见到的。
后来，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掌权，苏轼被召回朝廷。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内容，这时，苏轼又站出来了，认为变法中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参考的。结果是，他又被下放。七年后，太后死，哲宗亲政。宰相是从前主张变法的章敦，于是，又打击司马光那一派的人。苏轼因为在司马光时代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因是又被当作了打击的对象，被贬到惠州。因为看到苏轼字子瞻，紧接着又被贬到了儋州(现海南)。一直到六十六岁才遇到大赦天下才被调回。但是还没有走到朝廷就死在江苏常州。
在死前两个月，北归途中，途经镇江，看到李龙眠为他画的像，即席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被贬的三个主要地方的地名来作为自己平生功业的总结，其中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同时也显得是那么的潇洒、从容、寡淡、旷达、幽默。这就是苏轼，历经艰难而始终不失真率之心，始终向权贵高昂不屈的头颅。我想这可能就是苏轼以及作品千古不朽的原因。在苏轼的作品始终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东西。他总是能让人们从个体与时代的局限中跳出来，从而沉入广袤无垠的宇宙和历史大背景之中。从而在真的、善的、美的诗意中痛快地活着。